资料图：洋务运动

资料图：阅兵

资料图：光绪

资料图：慈禧

　　核心提示

　　中国近代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从强到弱却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甲午战争的惨败为中国近代海防留下了最为悲怆的一笔。在西方列强的影响和怂恿下，朝鲜和中国成了日本“磨牙”的工具。回首最初，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战前的种种迹象，已经为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人物：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

　　醇亲王和慈禧妹妹之子，同治皇帝死后被选入宫接替皇位。体质柔弱、性格易怒，身受帝师翁同龢的思想影响，信任清流言官，不喜洋务派，因此与慈禧太后颇有矛盾。甲午战争中先主战后主和，是中国对日开战和最终签订《马关条约》的决策者。

　　对比：

　　中国：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把守卫京津门户渤海地区的安全作为海军训练的第一要义，由于军费缺乏，建军后未添一舰。

　　日本：1868年，明治天皇谕令全国：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日本从天皇到百姓缩减开支，举全国之力疯狂添舰。1891年之后，日本军事公债的发行变得日益频繁，海军在几年间便一举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或可敷衍一时。”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李鸿章曾用“纸虎”来形容这支自己一手建起的海军。在一场赌上了国运的战争中，究竟是什么让北洋海军这座曾经的“海上长城”轰然倒塌？

　　近代海防：仍与陆地“绑定”在一起

　　据史料记载，北洋的水兵模仿西方海军的生活习惯，在舰上睡觉、吃饭；军官薪水颇高，吃牛排等西餐；管带、校尉师出洋教头，并有相当一部分外籍雇员为舰队服务……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因其兼采英德等国海军制度优长，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军种制度确立的里程碑。然而，以现代海军名义存在的北洋水师却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海军。

　　中国自古就是个军事上重陆轻海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体系坚如磐石，为明清两代禁海、闭关政策找到了最为合理的借口，而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晚清。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的铁甲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让清政府真切地尝到了胆寒的滋味。1866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上奏提出了自行制造舰船、建立近代海军的主张。在洋务运动的大背景下，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相继建立。

　　在福建船政学堂，邓世昌等北洋海军主力舰只的管带接受了西式教育，并学到了海军知识。

　　1875年，清政府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开启了中国近代海防的新篇章。李鸿章相继订造铁甲舰“定远”、“镇远”，巡洋舰“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并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

　　可惜，清廷的军事改革最终只是局限于技术层面，而缺乏对战略层面军事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依然沿用的明代军制并不符合现代战争的需要，航海训练、配套补给，都让北洋水师牢牢地与陆地“绑定”在一起，根本不可能实现外海作战。

　　由于对国家海洋权益认识的欠缺，从北洋水师建设之初，就把守卫京津门户渤海地区的安全作为海军训练的第一要义。建起一座海上“长城”成为清末举国上下普遍认同的真理。

　　清流言官：等着看北洋水师出笑话

　　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右翼总兵刘步蟾已发现北洋水师战斗力远不如日本，向李鸿章疾呼“添船换炮”，而朝野人士皆不以为然，主管户部的翁同龢置若罔闻，决定海军经费停拨两年。原本打算购买的世界上活力最强、航速最快的英国巡洋舰，因经费短缺被日本买去，而这艘被日本命名为“吉野”号的战舰最终成为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克星。

　　120年前的甲午，封建王朝内部勾心斗角，为防范李鸿章坐大，清政府宁愿养着八旗和绿营，也要坚决遏制北洋舰队和北洋陆军的发展。彼时，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在翁同龢等一批满族权贵眼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

　　面对海防建设，反对之声从未停息，看笑话的心理普遍存在。而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就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支极有权势的力量——清流党。

　　清流党实际上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纲领，他们以清廷中枢的京官为主，大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官员、是举国知识分子的标杆。这些言官平时以儒家经典为理论基础，以奏章为工具，议论时政、参劾官员。但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时，这些缺乏国际全局观念、实务经验不足的书斋官员，往往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仅仅凭着道德标准，本能地主张对外采取强硬态度，有时更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早在船政局开建之时，清流党就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们认为，购置现代舰船、建立近代海军是“以夷变夏”，中国根本不需要新式兵轮，“不但毋庸购买，亦不必开厂制造，更毋庸到国外订造”，只要对现有水师加强训练，“即足固江海之防”。关于海防建设，几乎无人论及外海作战，争得制海权。相反，还有一些人主张只要“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于海中”。

　　甲午战事发生之前，深知中国军力底细的李鸿章主张以外交手段来避免冲突，不要贸然言战斗，而在清流党眼中这显然是一种畏缩的举动，引起好几位御史、言官的奏参。

　　李鸿章自叹：舰队是只“纸老虎”

　　李鸿章在北洋兵败后曾留下一段话，道出了失败的缘由。“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或可敷衍一时。如一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虽然一手创建了北洋水师，也一直在为其筹措军费，争取利益，但是李鸿章却并没有真正仰赖过北洋水师。甲午兵败前，李鸿章就清楚地知道这支海军存在的致命缺点，却无力改变。

　　在北洋舰队初具规模后，清政府满足于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不但没有改变明代沿袭的旧有军制，甚至根本没有设定海军的长远训练规划和发展目标。

　　1888年以后，清廷海军建设经费基金枯竭，而海军装备的陈旧，直接影响到海军的各级军事训练。据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记载：“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可见，当时海军训练制度松弛，操练如若游戏。

　　此外，北洋海军的军纪也十分混乱。许多舰的管带阳奉阴违，对部下违背《北洋海军章程》的种种行为，或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或带头破坏。

　　一天，在刘公岛丁公府内的议事厅里，丁汝昌和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召集各舰管带开会议事。琅威理指出，前一天夜里拉响战斗警报后，不少官兵未能按部署各就各位，“定远”舰的士兵竟公开在码头上赌博。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而军舰甚至被用来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

　　两次访日：主动上门露“家底”

　　在战前，李鸿章乃至很多西方人士，都认为北洋海军装备过于落后，加上后勤保障存在严重问题，倘若与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海军决战，后果难以预料。

　　可以说日本海军的崛起与中国不无关系，甲午战争之前，北洋水师或有意或无意地两次访日，极大程度地刺激了日本人的反华情绪，让日本坚定了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的决心。而对中国来说，两次访日也让敌方将北洋水师的主力舰情况全部摸清，让敌人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

　　1886年8月2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与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率领“定远”等六舰前往烟台装煤，然后转往朝鲜海面巡弋。后因铁甲舰需要入坞上油修理，丁汝昌带领“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船开往长崎。

　　李鸿章把自己的主力军舰开往日本，自有他的考虑。客观上，旅顺军港和船厂大坞还未竣工，北洋舰队要定期检修，只有两个地方可去——香港和日本。主观上，李鸿章选择去日本，醉翁之意在炫耀大清国的海军威力，让日本人有所畏惧。

　　“定远”、“镇远”第一次到达日本之后，确实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日本军政要人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当时，日本已有不少新舰，但与中国的铁甲舰相比，无论从吨位上还是从火力上都稍逊一筹。12英寸(305毫米)巨炮的炮口令许多日本人惊叹和咋舌，“畏如虎豹”。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日本市民中惊叹、羡慕、愤懑等各种情绪交杂着。在日本人普遍认为清朝军队是前来示威的敌对心理下，这些情绪，伴随着日本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酿成一场著名的骚乱事件——长崎血案。

　　1886年8月13日和15日，先后发生了两起北洋水兵和日警殴斗事件，第二次殴斗持续了三小时，双方死伤80人之多。对于两次殴斗的原因和经过，中日双方说法不一。最终以半年后双方协定赔款告终。其间，“定远”诸舰滞留长崎港，使军事秘密暴露无遗。

　　长崎事件后，日本为了更进一步摸清北洋舰队的底细，心怀叵测地邀请北洋舰队再次访日。1891年初夏，李鸿章为了炫耀实力，欣然接受邀请。

　　“长崎事件”反映了日本民间的情绪。从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军人的口号。甚至连小学组织儿童游戏，也把孩子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

　　与日本进入疯狂添舰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政府自成立海军后却不曾添过一舰。

　　军备不足：北洋军费从来没有够花过

　　在历史学上，对于北洋水师无钱更新军备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1894年慈禧为了庆祝六十大寿，挪用了海军军费，用于修建颐和园。当时社会上就流传有昆明(颐和园中有昆明湖，此处代指颐和园)换渤海之说。但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慈禧挪用军费的真相其实是以讹传讹。

　　清政府自建立北洋海军开始，所定的军费为每年200万两白银，最初的办法是由各处各自汇解给北洋大臣，但由于汇解并不足额，北洋海防每年仅能收到约80万两白银。海军衙门设立之后，虽然是由衙门统一收取并拨付，但实际上每年也只能够收到100万两上下。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全军每年的各项基本费用开支，相加之后为177万余两，已经远远超过了能收到的经费，更别说购买动辄上百万两白银的主力舰船。

　　事实上，颐和园工程所挪用的海军经费，和北洋海军军费并无关系。颐和园工程款涉及“海军色彩”的款项共有三部分：一部分是来自海军衙门的军费，虽然是挪用，但同一时期北洋海军的军费并没有受到任何侵占。第二部分是海防捐，是以海防的名义募集社会捐资，以虚职的官衔等作为回报，这笔钱原本就不用于北洋海军，不能视为挪用。第三部分在清史档案中称为“海军巨款”，指1888年秋，负责颐和园工程的醇亲王通过李鸿章，向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让其筹资报效颐和园工程。但为颐和园而筹资，无法摆上台面，醇亲王于是便想出了海军的名义，共集得白银260万两。

　　由此可见，颐和园工程实际上是以海军名义敛财，却并非直接挪用了北洋水师的经费。在颐和园工程修建期间，户部上奏禁止海军外购军火，致使海军失去了申请专项资金用于舰船、武备更新的途径，这才是海军发展彻底停滞的真正原因。

　　甲午战争·国际背景西方列强对甲午战争各怀鬼胎日本被推出来做了马前卒

　　1894年7月， 英国与日本达成新的通商协议，同意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提高日本海关税率百分之十至十五，并默许日本可以对中朝两国开战。在签字仪式上，英国首相露骨地宣称：“此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的大军。”

　　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列强已经蠢蠢欲动、各怀鬼胎，而日本则充当了列强争霸亚洲及世界的马前卒。□半岛晨报、海力网记者李慧

　　明治天皇：每天一顿饭建起强大海军

　　1868年7月14日，明治天皇在宫中审阅了军务官的奏折，折上写道：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一席话立即拨动了明治天皇的心弦。在辅政诸大臣的帮助下，他立草诏书，谕令全国：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代表资产阶级的贵族、武士成为日本统治者，他们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进一步接受了西方列强奉行的弱肉强食理论。

　　当时，在欧洲的几大造船厂，都可以看到日本人的身影，他们到处打听哪里有适合日本的舰船出售。

　　而皇宫里，明治天皇则处在极度的亢奋之中。随着海军的兴建，百事待举，各处都在叫嚷没钱。最后，明治天皇向臣子们发出了无声的诏令：从即日起，天皇开始节省内宫开支，进餐时的四碟八碗撤了，入夜的笙管笛箫停了，天皇不要享受，不要排场，只要海军。

　　1887年7月，天皇发布谕令，决定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供海防之用。谕令一发，有钱人竞相效仿，纷纷解囊，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竟达103万之多。

　　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甚至流传起明治天皇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以致前线饥寒交迫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仅吃一餐饭，人人涕泪横流。

　　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带回了“日本天皇靠从牙缝里抠肉来供养海军”的见闻，在京城里居然被传为笑谈。

　　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新的战略决策机制。早在1878年，日本就开始模仿德国的陆军制度，将参谋局改为参谋本部。1894年战时大本营正式开设后，为了统筹军事、政治和外交诸方面，日本首相和外相也都参与大本营会议，共同决策。决策层尽管有内争，但能够一心对外，从民主到集中，形成统一意志。

　　战前“蜜月”：“中日同盟”终成败局

　　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前，中日交往曾出现过短暂的“蜜月期”。在1891年，北洋水师访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但日本天皇亲自接见慰问，华胄贵族、政府要员、海军将领、地方缙绅也纷纷设宴款待，气氛极为亲密融合。而后不久，日本也派出“浪速”等军舰回访天津，进一步巩固中日同盟的既成面貌。

　　在19世纪，围绕东亚局势，日本国内分为萨长派和兴亚派，且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持“兴亚”意见的一派，主张日本、中国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应该携手结盟，快速近代化，带领整个亚洲，对抗西方列强的东侵。

　　然而一股潜流，却在这段蜜月期内发出了越来越大的不同声音。一直反对“中日同盟”的萨长派认为，日本与俄国一战再所难免，而中国的力量并不可靠。与其坐视俄国将势力蔓延，陈兵日本本土对岸，不如趁早抢在俄国之前占领战略要地，扩军备战。

　　后来的事实表明，萨长派和兴亚派的辩论、争执，最终以萨长派的胜利告终。1891年之后，为购买武器、扩充军队，日本军事公债的发行变得日益频繁，日本海军在几年间便一举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

　　谍报行动：日本间谍网遍布中国各地

　　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军曾搜出日军俘虏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

　　很少有人知道，在战争爆发前和爆发时，日本政府在中国秘密开展间谍活动，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而这也成为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因素。

　　1872年，日本第一次向中国派出3名间谍，经过两年多的活动，他们向明治政府报告了了解到的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并得出结论：“以今日之状态，不数年中国将土崩瓦解。现今为我国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886年，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关乐善堂成立，由日本对华谍报重要头目荒尾精在汉口创办。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农村。

　　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设在上海英租界内，成立于1890年，所长也是荒尾精。

　　这些间谍机构培养的日本间谍收买汉奸，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准备。

　　1888年底，一些日本间谍潜伏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以及威海卫通向荣成的道路、荣成湾附近，为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作准备。经过长期观察，他们向日本海军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日本对中国开战时，当从荣成湾登陆，对威海卫应采取背后进攻的战术。该建议后来得到采纳，并为日军击败北洋舰队起到了重要作用。

　　1893年4月，对华谍报头目、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到朝鲜和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为发动战争作最后准备。归日后，川上操六又密令公使馆武官井上敏夫、泷川具和分头侦察渤海湾航道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天津、塘沽等地的设防情况。

　　列强助阵：俄英美德法都在摇旗

　　列宁曾经指出：“日本有掠夺东方各国、亚细亚各国的可能，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援助，它就没有财政上及军事上的独立力量。”事实上，对于甲午战争，西方列强正是各怀鬼胎，利用日本来充当了自己争霸亚洲及世界的马前卒。

　　甲午战争前夕，俄国在朝鲜和中国问题上与日本是有一定矛盾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中日矛盾激化时，清政府主持外交的李鸿章首先向俄国求助。俄国政府最初也信誓旦旦，并曾向日本提出劝告，希望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当俄国政府眼见日本执意要发动战争，担心自己强硬干涉会把日本推向英国一边，加上这时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好，俄国向远东扩张有诸多不便，于是俄国密告日本，表示自己不准备“卷入朝鲜纠纷”。正是这个貌似公允的沙俄，暗暗盘算着“中国愈弱对俄国愈有利”，因而有意放纵日本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以便从中渔利。

　　至于英国，当时是在中国的最大既得利益者。1893年，英国同中国的贸易额超过3500万英镑，而与日本的贸易额只有930万英镑。因此，英国并不希望中国局势再有动荡，并曾积极出面调停中日冲突。但另一方面，英国又觉得日本势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有限度地发展，能有效牵制俄国的远东政策。于是，当英国政府意识到日本发动战争之意已决时，便转而支持日本占据朝鲜。

　　除了俄、英外，事实上，美、德、法等国也曾暗中怂恿日本对华用兵。

　　美国早就想在远东建立侵略基地，以便称霸太平洋地区。甲午战争前夕，当李鸿章乞求美国出面调停时，美国表示将对战争“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实际上美国是想利用日本作为侵略工具，以便当日本在朝鲜和中国打开缺口后，它乘虚而入，趁机捞一大把。

　　德国作为后起的强国，希望利用战争在远东分到殖民地，故在私下里不断鼓励日本对华开战。法国则想利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机，转移列强视线，以便它在中国西南各省扩张势力。

　　朝鲜内乱：日本战前步步设陷阱

　　犹如从亚洲大陆伸向日本海的一块天然跳板，朝鲜半岛是日本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前哨。历史上，发生在朝鲜的战事多次扮演了国际战争导火索的角色，而中日甲午海战前，日本正是通过朝鲜内乱，一步一步设好了针对中国的进攻陷阱。

　　作为前朝的遗留，在历代王朝统治之下的朝鲜半岛，是清末与中国保持传统宗藩关系的重要属国之一。然而在西方文明主导的近代世界，这种传统的宗藩关系是不被国际法所承认的。而这一点被日本利用后，便成了插足干涉的绝佳借口。

　　近代朝鲜由李氏王朝统治，依附中国，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1876年，日本利用朝鲜内政不合，通过武力威胁手段，在日、朝间签订了《江华条约》。约文中，日本处心积虑地加入了“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内容，从国际法角度埋下了瓦解中朝宗藩关系的伏笔。

　　随后，日本利用朝鲜守旧势力、亲日势力的政变，先后获得了在驻朝使馆驻扎军队的权利，以及与中国签订了附有“将来朝鲜国如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出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条文的《天津条约》，事实上夺得了和中国对等的朝鲜问题处置权。

　　1893年朝鲜大旱，饿殍遍野，而政府的压榨有增无减，导致民不聊生。次年，朝鲜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至5月31日，起义军攻占重镇全州，朝鲜举国震动。

　　在中国驻朝特使袁世凯的积极主张下，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请求清廷派兵援助。光绪皇帝认为代属国平乱是宗主国义不容辞的责任，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军队入朝。

　　至此，日本等待多时的良机已然到来。彼时，北洋海军还不知道，自援朝行动起，自己就陷入了日本早已设计好的圈套中。

　　反思：甲午前夜，中华民族尚未睁开沉睡的眼

　　一衣带水的邻国，在备受列强欺凌的境遇下，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姿态。

　　一个极力“脱亚入欧”，逐步走向现代；一个腐朽没落，却不舍庞大躯壳；一个上下一心，确立了完全国民意识；一个朝野争斗，始终各自为战。

　　没有危机意识，就不会有战前准备，甚至对敌方的举动视若无睹；

　　缺乏军事思想，就不会有强势军力，只落得军风腐化、武备松弛。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孰胜孰败，不言自明。

　　甲午前夜，中华民族尚未睁开沉睡的眼，生死关头，中国又岂止是输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