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尹继波希望在丹东建立烈士墙，将每一个烈士的名字都刻上以供人们缅怀

　　近日，437名志愿军遗骸回国被送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放，这只是朝鲜战争中死亡将士的冰山一角。

　　2014年3月28日，搭载着437名志愿军遗骸的专机降落在沈阳桃山机场，遗体随后被送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放，这只是朝鲜战争中死亡将士的冰山一角。

　　183108人，这是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2006年清明节期间对外公布的朝鲜战争阵亡烈士数字。

　　数年以来，这一数字得到了多方的认可，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将这一数字建成了“志愿军烈士墙”，希望人们铭记。

　　“我们现在并不对外提精确到个位数的抗美援朝烈士数字了，这几年来经过我们的反复核对，数字一直在变化，但我们并不打算继续对外公布。”4月6日，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在他的办公室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一方面是烈士的情况很复杂，很难在短时间内固定下来，另一方面这只是我们一家的成果，属于学术研究，我们并没有发布最终烈士数据的权威性。”

　　从2002年启动上述统计工作以来，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从各地获得的烈士资料堆满了两个大书架，经常有志愿军烈士的战友、家属慕名来到这里希望查找烈士的姓名。这个花了十多年搭建起来的资料室是目前能够唯一提供全国所有朝鲜战争烈士资料的地方。

　　不久，人们将能够从纪念馆的网站上直接查询到该馆所掌握的烈士信息，而当这项工作完成之后，人们也能看到一份详细的烈士名册，以此告慰埋骨他乡的烈士亡灵。

　　“如果最终能得到解放军、民政部等部门的一致认可，纪念馆会启动相应的扩建计划，在丹东英华山建立烈士墙，将每一个烈士的名字都刻上，以供人们缅怀。”尹继波说。

　　众说纷纭的牺牲数字

　　关于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的牺牲数字，多年以来各方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军事科学院编撰的《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是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

　　《解放军报》在2000年提供的一份数据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阵亡171687人。

　　新华社记者陈辉从解放军卫生勤务部获得的统计显示，志愿军战斗和事故死亡11.8万人，负伤38.3 万人，患病后送医45.5万人；失踪2.56万人。另据后方医院统计，伤员有2.16万人不治身亡，患病者有1.32万人病死。按以上数字，战后统计志愿军总计有14.8万人牺牲。

　　而战争另一方的估计则远超中方所统计的数字。

　　韩国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修成的韩国战争史里，对中国军队损失统计高达92万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参谋联席会议公布，中国人伤亡总数是90万人。

　　而根据最近《法制晚报》对韩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地管理事务所所长金东勋的采访，韩国方面估计其境内大约有13万具志愿军烈士遗骸。

　　尽管韩美方面的估算远远夸大了志愿军方面的损失程度，但战争结束后的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数字来回击韩美方面的质疑。原因便在于这些伤亡数字仅仅是数字，并不能提供每一位烈士的名字。

　　“美国方面的估算可以不论，国内的统计各不一样主要是因为统计的出发点不同，解放军方面从战争的减员人数出发，在战争中很难有机会完全统计出所有阵亡的战士尸体，而医疗方面的数据则很可能有很多重复的情况出现，因为伤员收治过的医院往往不止一个，并且在后方不治的情况并不算为阵亡，总体来说最可靠的应该是民政系统的烈士优抚名单，每一个烈士的名字背后都涉及到抚恤的资金，基本上很少出错。”尹继波解释道。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选择了从民政的烈士名单出发，但实际上，这些名单只掌握在基层的县一级民政局手中，而省一级民政厅甚至国家民政局都不掌握总体的数字。

　　“民政系统烈士名单的特点是各个时期的烈士都放在一起，包括抗日的、解放战争的、抗美援朝的、对越反击战的等等，并没有分门别类，基层的民政部门没有时间辨析，也是一时无法拿出来。”尹继波说，这样的情况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解决的办法就是派人到各地去要资料。

　　而纪念馆后来获得的18.3万烈士数字比之前各方所有的统计都要多，这也让其卷入了不小的争议之中。

　　“主要是民政系统的烈士统计口径不一样，之前解放军系统的统计主要是志愿军战士，并没有将后勤人员、医疗人员、民工包括在内，而在民政部门进行烈士鉴定的时候，只要是为国牺牲，不管是不是属于战士，都会认定为烈士。我们也认为，只要是在朝鲜战场上为国牺牲，不管是阵亡还是伤重不治，是战士还是非战士，都应该统一认为是抗美援朝烈士。”尹继波解释道。

　　走遍全国每一个县

　　尽管已经在两年前正式退休，但64岁的原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研究部主任詹琪依旧还是闲不下来。

　　“说是退下来了，但馆里还是经常打电话来给我，这个名单基本上是我一个人跑下来的，核实的时候有什么不对，还得来找我。”詹琪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据詹琪回忆，纪念馆之所以要做这样的统计，完全是因为老志愿军以及烈属们多年来的不断要求。

　　“纪念馆1993年迁址英华山扩建以来，就不断有老兵们来参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看一看牺牲战友们的名单，可是纪念馆根本提供不了，因为我们没掌握这些。他们很多人问过民政部，说也不掌握，全国只有这么一座抗美援朝的纪念馆，他们就来找我们，但我们也给不了，这让大家觉得挺遗憾的。”詹琪说，“战争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们连个像样的烈士名单都拿不出来，拿什么去告慰为国牺牲的战士们？我觉得这样说不过去。”

　　终于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临近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寻找朝鲜战争烈士名单的计划得以开始，纪念馆希望能够在2003年的纪念日将名单整理好出版公布，并且在纪念馆建成烈士碑林。

　　但一开始，计划就碰了壁。

　　“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尹继波说，“觉得只要找地方的民政部门去问，很快就能收集到，结果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以本单位的名义陆续向各地2000多家基层民政局发函，希望当地能把部队以及支前的工人、农民、学生、医生、司机等英烈名单寄到纪念馆。但两年后，纪念馆前后只收到了100多封回复的信件。

　　后来，詹琪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人家是民政系统的，我们是文博系统，互相没有关联，人家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上级的指示，他们不可能因为我们的一封请求信就忙前忙后的。”詹琪说。

　　纪念馆从2001年开始改变策略，决定主动出击，到各地区收集烈士的名单，尹继波希望詹琪能够把这个事情负责下来。

　　丹东民政局一开始帮了不少的忙，给詹琪提供了介绍信和公函，但这仅限于本省，一到了省外就基本不管用了。

　　后来辽宁省民政厅也加入进来，成立了征集核对抗美援朝烈士名单办公室，在这办公室的名义下，詹琪感觉事情还是好办多了。

　　从相邻的省份开始，詹琪开始一个县一个县地去跑，拿着信函上门接洽，速度也惊人的快，基本上半个月就能跑完一个省，“我很多时候一天能跑完两个县市，因为要赶在2003年前弄完，当时特别急。”詹琪说。

　　“我的工作就是宣传和游说，公函只是让人家能够见你，但想要人家帮你做这些工作，还得去打动人家。我每到一个地方，就是给他们讲抗美援朝，讲我知道的老兵的故事，讲烈士名单对于国家、对志愿军们无法替代的价值，直到对方答应。”詹琪回忆道。

　　詹琪没有权限去接触民政部门原始的档案资料，只能等待对方整理完整，将烈士的姓名、籍贯、年龄、部队、职务、入伍时间、性别、牺牲时间地点及主要事迹、埋葬地点、烈士证书编号等信息一一打印出来，寄到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

　　但也有不少地方，无论如何请求，迟迟无法拿出纪念馆所需的烈士资料。

　　“这很好理解，很多基层民政分管烈士抚恤的就两三个人，正常的工作还忙不过来，况且都是年轻人，不像我们老人对那场战争理解那么深，就一直做得很慢。”

　　在2003年朝鲜战争50周年的时候，詹琪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

　　詹琪将情况写成了一份请求给予帮助的报告，托人交到国家民政部，没想到得到了两位副部长的批示，并且还安排了烈士事务处进行对接。后来詹琪就拿着民政部的批示文件到各地去跑，一下就顺利多了。

　　“因为有了上级的指示了，连省一级的民政厅也会主动帮忙。”詹琪说。

　　后来纪念馆不再与基层民政局单独对接了，而是由省、地级市民政部门进行汇总核对后再向纪念馆提供烈士资料。一般如果是志愿军较少的省份，由省一级汇总，志愿军较多的省份则由地级市汇总。

　　但跑民政的工作直到2006年才告一段落，在这一年，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基本收集齐了所需的烈士材料，初步得出一个精确到个位的数字：183108人。

　　这是国内第一份完整的朝鲜战争烈士名单。

　　烈士名录出版需国家协调

　　从2006年至今，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烈士名录进入到了补充核实的阶段，但这一工作一直延宕至今。这期间，不少省份出版了本省的朝鲜战争烈士名录，但全国的名录尚未有决定性的进展。

　　“主要是我们的催促，各省都汇总了自己的烈士名录了，以省政府的名义发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一涉及到全国，就复杂了，我们没有发布全国性烈士名录的权威性。”詹琪说。

　　詹琪曾听说军事科学院几年前也计划编撰一部烈士名录，但听说国家民政部也在做工作时就把事情后延了。

　　而据尹继波向时代周报介绍，解放军总政成立了收集烈士名单的工作组，而军事科学院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两方所得出的烈士数字都接近于18.3万这个数字。

　　“这需要国家来出面，”尹继波说，“综合几方收集的资料，进行严格的比对核实，得出一个权威的数字，而在这个数字公布以前，纪念馆是不可能自己将名录出版的。”

　　“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资料是一直在进行整理核实的，但如果进入到了出版程序，就很难再作出变更了。”尹继波说。

　　事实上，重复或者遗漏的例子并不罕见。

　　尹继波举了一个例子，如毛岸英，就同时在北京和湖南湘潭的民政部门都有登记。

　　而纪念馆2006年公布18.3万的数字之后，就一直有不少亲属来电声称当地民政没有将其先人列入烈士名单，要求加入烈士名单，他们还提供了相关的烈士证复印件。

　　“我们一时间是验证不了烈士证的真伪，只能一个一个地去考察，一般来说造假的可能性不大。”尹继波说。

　　对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而言，在网站上推出烈士查询系统是目前最为可行的方案，目前查询系统已经做好，但资料却尚未录入。

　　“主要是缺乏人手，如果让大家抽个时间突击一下，也许很快就做好，但都有各自要忙的工作，目前只能由研究室抽空输入，进展比较慢，说到底也是个经费问题。”尹继波说。

　　尹继波介绍，十几年来，纪念馆投入到烈士名录工作的前后有十几人，但真正负责“跑”的只有詹琪一个人，而他在那几年间仅报销了十几万的差旅费。

　　“作为地方纪念馆，经费是最大的难题，在2008年以前靠门票我们还算自给自足，但博物馆免费以后，有心无力。”尹继波说，“况且，就定位来说，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功能主要是纪念战争的，寄托哀思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出发点。”

　　“当然，现在人们的观念也开始转变了，我们当然也希望转型，给人们提供一个感情的出口，比如像朝鲜那样在纪念碑下面放下烈士的名录，或者说建立烈士墙，让人们有地方献花，但这都需要支持，目前的财力的确办不到。”尹继波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