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日本吉野号巡洋舰是旧日本海军最具威力的战舰

　　一方面，长期不重视发展新军种。直到1884年，日本侵犯台湾后，朝野大惊，才引起了一场海防大讨论，李鸿章上了一道《筹议海防折》，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清政府不以为然，不予采纳。也是1884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光绪帝才颁布“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成立了海军衙门，组建北洋水师，但投入远远不够。截止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用于修筑炮台、船坞和筹建海军购买舰船的费用总计3500万两白银，仅占同期清政府财政开支的2%，远远低于同期陆军的军费开支；同时，清政府依靠少得可怜的关税厘金来维持海防建设，拆东墙补西墙。

　　另一方面，没有海权思想，没有清晰的建设运用海军的战略思路。长期固守“以陆制海”、“陆主海从”的作战思想，认为“战不如守，而守即为战”，列强虽从海上来，但“不必与战于海”，而应“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仅仅视海军为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的延伸，加之重臣把保存军事装备作为扩张政治势力的资本，又延伸出所谓“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的狭隘消极的治军作战指导思想。

　　近代以来，外国对我国的侵略都是从海洋来的，现在我们的主要威胁也是来自海洋，海洋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大风险点和战略竞争点，许多的矛盾问题都聚焦在海洋上。我们迫切需要增强海权思想和夺取海权能力，对我们主张的海域具有更强的甚至是绝对的掌控力。我们需要建设海洋强国，但海洋不是孤立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由海洋到海洋，要认识到，海洋是陆地的延伸，空天是陆海的延伸。没有空天的优势就没有海洋和陆地的优势，没有制空权、制天权，就没有制海权、制陆权。建设海洋强国，毫无疑问，在战争的威胁更多来自毫无边界的太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建设空天强国。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制空权、制天权的国家，能够建设起海洋强国，能够在海上打胜仗。

　　赢得战争，关键在掌握战争的主导权。60年代，中国成功地发射“两弹一星”，争得了难得的战略主动，保证了半个世纪在没有陆、海、空优势下的和平发展。今天，我们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军事斗争焦点也在海上，但海上威胁不一定在海面解决，海洋强国不仅仅是海军强国。当今时代，空天已成为国家“第一防线”，成为国家安全的总枢纽、总“阀门”。一架现代战斗轰炸机或一架战略轰炸机的致命效能指数与战术核弹不相上下。以天基信息为支撑的现代空袭小可制敌，大可灭国。杜黑60年前所言“在空中被打败等于战争失败”，在今天已成现实，并且未来必然延伸至空间。陆上安全维系于空天，海上安全也维系于空天。空天没有安全，一切安全都无从谈起。在已经到来的这个空天时代，空天一体是大国空军确立战略军种地位、履行战略使命任务、维护空天和平与安全的必由之路。肯尼迪曾预言，谁控制外太空，谁就会控制地球。控制了空天，也就控制了海洋。今天，我们应对海上威胁，必须将目光移向空天。当空天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必须首先要占领太空制高点。这是由争夺战争主动权、主导权一般规律决定的。国家安全的最终威胁在空天。在空天有多大的威慑力，在海面就有多大的胜算力。空军是未来国家安全的“擎天柱”，必须担负起争夺战争主导权的特殊时代责任。

　　总结甲午教训，走出甲午思维，就要以宏阔视野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紧紧围绕争夺战争主导权建设发展空军，在掌握运用“制高点”武器上实现新突破。如果说航空母舰是因为有了舰载机而曾经主宰海洋的话，那么空军必须依靠新的飞行器及导弹、激光、电磁、动能等武器配置而主宰空天。我们反对霸权、强权，绝不做欺弱凌小的事情，但也绝不能总是被动退让，对所谓的“遏制”、“围堵”听之任之。当我们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将发挥空军全域覆盖、空天机动、多维制敌、精确打击之优长，随时应对来自陆地、海洋、空天的各种威胁。

　　四、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建设现代化强军一定要超越军队。

　　战事之败败在军，军队之败败于国。国家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甲午战争爆发前，国情是中劣日优，战争准备是日本准备充分、中国仓促应战，日本政权稳固、中国政权动摇，日本民族统一、中国一盘散沙；国力是中强日弱，军力是中弱日强，清朝的财政收入大约是日本的3倍，但在军费投入上却不及日本。日本军费投入占财政收入的60%，多数用在发展海军，而清政府用于海军的投入仅占财政收入的2%。

　　对发展现代国防，清廷大臣出于政斗考量，相互杯葛，各执己见。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右翼总兵刘步蟾已发现北洋水师战斗力远不如日本，向李鸿章疾呼“添船换炮”，而朝野人士皆不以为然，主管户部的翁同龢置若罔闻，决定海军经费停拨两年。原本打算购买英国在世界上活力最强、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因经费短缺被日本买去，这艘被日本命名为“吉野”号的战舰最终成为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克星。

　　由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员严重乏力。晚清末年，因朝廷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各地的暴动，当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清政府无法、无力统一国家意志、凝聚人民力量。在国家兴废存亡的关头，朝廷既无权威调动南洋水师参战，也没能力发动全民抗战，地方官府贴出告示，对老百姓诱之以利，许诺“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钱粮”，但仍得不到响应，唤不起斗志。战争时，《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了在旧金山经商或做苦力的华人，他们都不关心战争，对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死亡更是无动于衷。梁启超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国民踊跃参军的场面：“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的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对于日本军人的“祈祷战死”，连梁启超都“矍然肃立，流连而不能去”。

　　总结甲午教训，就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下考量，举全党全国之力，而不是单单靠军队，国防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风气的好转、兵员来源的优化、全社会国防意识的增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要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充分认清强军是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军国霸权的疯狂性危险性往往超过想象，战胜强敌一定要超越国界。

　　帝国主义为了争夺霸权，争夺势力范围，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灭绝人性，给受害国带来深重灾难。日军攻陷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死难者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英国人艾伦在《在龙旗下》和美国记者克里曼记载了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场景：“他们野蛮的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用刺刀穿刺妇女的胸膛，将幼儿串起来挑向高空”，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的身边围着四五个小孩，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呻吟声到处回荡”。

　　甲午战后，一纸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毫不留情地把中国的土地割去、白银拿去，中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使中国跌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后，西方列强兴起瓜分中国热潮。

　　当前，日本军国主义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不断发出危险信号，频频采取军事挑衅行动，这种亚战争状态，是军事手段别样的运用，是没有打响的战争，即隐形战争。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战争已逼近我们家门口，危险、危机已经到来，决不能高枕无忧，再一次沉睡过去。应该看到，目前日本所作所为日益背离理性、走向失控。安倍叫嚷“中国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需求”、“日本将阻止中国掠夺他国的领土”。为此，我们应有兵临城下的危机感，不能等到开火才认为是战争到来，必须充分准备，做好打恶仗、打硬仗的准备。军国主义是亚洲及世界公敌，其侵略性残酷性破坏性远未被世人认识到。中国要站在世界反军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并带动整个亚洲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消灭军国主义残余，彻底铲除其根苗。这是为了中国、亚洲、世界和平，也是为了日本本身的利益。(作者署名：余爱水 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反思甲午战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腐败必亡！弱军必败！怯战必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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