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军人，一个安国保民的群体。从2010年5月起，《解放军报》在“生活与修养”版开设专栏，陆续刊登记者李卫星同一些军内学者的对话，就军人学习国学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形成了持续至今的“国学讲堂”系列，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如今，解放军出版社将此结集出版，方便广大读者进一步阅读与思考，无疑又是一件好事，可喜可贺。

　　（一）

　　把国学与军人联系起来，用国学的思想精华解析军人的职责使命，以军人的价值取向汲取国学的兵家智慧，不失为一种颇有创意的理论传播尝试。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的空前强盛，一度沉寂的国学被时代的需求赋予新意：一方面，世界渴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向世界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于是，400多所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另一方面，物质的硕果需要精神的支撑，人类的心灵岂能被物欲填满？这些年，我们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诸如：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贪腐不绝、奢华成风。光怪陆离的生活百态与喧嚣浮躁的社会心态需要人们的心沉静下来，重构理想大厦，实现民族复兴。从古代先哲的思想中汲取智慧，用人类文明的乳汁滋养心灵，便成为国学热悄然兴起的一个缘由。

　　国学是中国古代先贤创造的关于修身养性、经世治国的学问。它的形成由来已久，正式称谓则始于晚清。其时，西学东渐，欧美学术进入中国，称“新学”或“西学”，与之相对应，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

　　关于国学的内涵，网上众说纷纭，意思倒也明白，即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学术。内容涵盖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科学、技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诸多方面，核心是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学说，它们形成的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兵家思想、墨家思想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特性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中间，除了“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以外，还有大量直接涉及战争与和平、打仗与治军的理念、谋略、方法、手段等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除此之外，还要不要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本身就包含丰富的中国古代的兵家智慧。

　　那么，当代军人究竟能够从先哲的学说中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区别于其他媒体的诸多做法，李卫星和一些军队学者独辟蹊径，把军报的“国学讲堂”定位在大致了解国学要义、重点传播兵家智慧上。他们围绕这一主旨破题对话，使持续升温的国学热在军营找到了一个切合实际的支点，为当代军人丰富历史知识、知晓古代兵法提供了一份生动的辅助教材。收集在本书中的13篇访谈，证明他们的尝试难能可贵。

　　有意思的是，这个不定期的专版面世不久，就有一些军内学者找上门来，主动献计献策。一位部队主官甚至毛遂自荐，就如何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从政智慧的问题，与李卫星进行了一番长谈。身为领导干部，这位同志除了认真学习高科技知识、现代军事知识以外，还坚持自学中国传统文化，报名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学智慧与人文精神”培训班。更让人敬佩的是，他不仅听课，而且还根据自己的课堂笔记，编著了70多万字的《我在北大听国学》一书。

　　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学习和掌握一点国学知识，当代军人不仅有需求、有兴趣，而且有能力、有必要。

　　（二）

　　如同任何理论的学习和传播都必须联系实际一样，当代军人学国学，也必须有现实的抓手。细读结集在这里的13篇对话可以看出，这个抓手就是当代军人的职责与使命。

　　这些年，国家在发展，军队在转型，而我们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又十分复杂。为了肩负起伟大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军队建设的改革与创新稳步推进，包括历史使命的拓展，核心价值观的确立，能打仗、打胜仗要求的强化，以及武器装备的改善等等。这一切，都对当代军人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面对这种情势，对话者从解析战争与和平入手，针对由此派生出的军人最常遇到的家与国、苦与乐、生与死、荣与辱等一系列问题，阐述了古人对于军人价值、军人使命、军人智慧和军人品德的理解。

　　以下，容我摘录记者与学者的几段对话：

　　关于军人价值——

　　记者：如何定位军人价值，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的价值观问题，是军旅人生必须明确的首要课题。

　　学者：把握军人价值，必须正确认识军人所处的价值关系。军人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价值关系，《孙子兵法》正是从这一关系入手来认识和确立军人价值的。

　　关于军人使命——

　　记者：和平是大多数人的愿望，但战争并不因为人们的良好愿望就偃旗息鼓，特别是在社会激烈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所以，居安思危在先秦具有普遍性。

　　学者：正是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先秦军事家、思想家们反复强调“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提醒人们千万不能忘记战争。《司马法》讲：“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吴子》列举了两个例子对好战和忘战的严重后果作了说明，结论是“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方能长治久安”。这些论述对于长期处于和平时代的当代中国军人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

　　关于军人智慧——

　　记者：古人为什么如此重视谋略？

　　学者：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军事家们追求的最高战略目标。要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一靠实力，二靠谋略。第二，军事谋略能够实现以较少的损失换取较大胜利。第三，军事谋略能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

　　关于军人品德——

　　记者：《计篇》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从整体上、互相联系上把握军人“五德”的内涵，对于全面提高军人武德素养有重要意义。

　　学者：“五德”是以实现军人核心价值目标——“安国保民”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把握“五德”的总纲。

　　鉴古知今。中国的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尤其是先秦时期，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攻城略地的战争连绵不绝。丰富的战争实践催生了博大精深的军事理论，使之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历久不衰的奇葩。对话着眼于当代军人应当关注并切实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精选出先哲的思想加以观照，从而使这些话题有了跨越古今的贴近性和针对性，读来颇受启发。

　　其一，不能不惊叹思想的力量。尽管人类社会历经数千年发展，战争形态早已改变，但是古代兵家所总结的许多原理，诸如止戈为武的战争观、安国保民的价值观、进死退生的荣辱观、精修武德的伦理观，以及德法同济的治军方略、兵行诡道的运筹谋略，等等，犹如夜空中闪耀着人文精神的星光，即使在今天的高技术战争中，也没有失去其真理的魅力。

　　其二，不能不产生学习的欲望。古籍浩瀚，人生苦短，常人纵然有心饱读，却不可能用很多时间沉浸其中，而专家学者却可以为我们架起一座通达国学某一视阈的桥梁。通过专家的解读再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原著，结合当下实践细细品读，不失为学习的一条捷径。届时，谁都可能会生发这样的感悟：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越学越觉得兴趣盎然。

　　其三，不能不深思军人的职责。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恒久的课题，历朝历代的军人都须面对。今天，即使我们并不缺少军人使命的教育，然而面对老祖宗在两千多年前的思考，还是会受到激励。自古知兵非好战，战胜源自常忧患。当代军人应该建立这样的信念：我们既然选择了军旅，就不能再有任何舒适和安逸的追求。正如对话中专家所言：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的“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扬文抑武，给享乐主义铺就了温床，国富而兵弱，“美酒”最终变成“苦酒”，国防精神被窒息在“杯酒”之中。

　　（三）

　　在我的心目中，理论工作很神圣，理论工作者更可敬。在报社，相对于鲜活、生动、常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传播来说，理论宣传往往给人一种深奥、枯燥、可读性不强的印象。这当然有失公允，但理论编辑比其他人更需要耐得住寂寞却是事实。他们不图当官，不求扬名，一心专注于学问，属于默默耕耘的思想精英。不止一次的读者调查显示，李卫星主持的“生活与修养”版，竟是部队官兵剪贴收藏文章最多的专版。

　　作为从部队成长起来的理论工作者，李卫星他们很看重部队官兵对理论传播的反馈。过去我常和他们一起议论报纸的有效传播问题，而他们对改进军报的理论宣传也有不少想法，核心就是如何追求理论传播的有效性。包括围绕热点选题，增加知识含量，变换表现形式，切实改进文风，等等。我们达成这样的共识：假大空的说教早已为读者所不齿，善于用人类创造的各种知识阐明道理浸润人心，是增强理论文章的可读性和影响力的不二法门。

　　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为例。电视是靠形象直观取胜的传播平台，但是《百家讲坛》的走红，得益的却是文、史、经、哲等厚重的知识。“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让学者有为。”这句颇有点沾沾自喜的广告语，准确地道出了知识与传播的关系。

　　本书收录的13篇对话，也有这个特点：知识含量非常丰富，不仅引用了大量名言警句，而且讲述了许多历史掌故。在谈到古代“和军”思想时，引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嬴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形象地说明，将领爱兵如子，将士同甘共苦，这样的军队将无敌于天下。

　　类似内容在书中比比皆是。例如，介绍吴起的兵书时提到，抗日战争时期，《吴子》入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丛书》，在延安出版发行，供八路军干部学习参考，成为我军继承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重要原典之一。讲到现存兵书数量时披露，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现存著录兵书3380部，23503卷；存世兵书2308部，18567卷。提及将才的培养时又指出：子路是孔子培养的杰出将领，英勇善战，壮烈战死；子贡曾任鲁、卫两国之相，是政治家和卓越的军事谋略家、军事外交家；樊迟、有若、公良孺等也有很深的军事素养，故有“孔门出将才”之说。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穿插其中，形成有史有论、史论相彰的格局，文章自然好看。

　　理论文章重在传播思想，而思想的表达既要依靠语言，更要依托事实。毕竟，从事实中跳出来的道理更容易直指人心。即便是对话体的理论文章，也不放弃描述事实和传播知识，反映出作者追求文章生动传神的自觉。在吴起为谋求将军职位到魏国参加“殿试”策对那一段，对话双方特意点出吴起“身穿儒服”这一细节，并通过一问一答告诉读者：可别忽略吴起的这种形象设计，他是要传递给魏文侯一个信号——我吴起是崇文尚武、文武兼备之士，我要进献的治国安邦之策是修文治武。

　　拿到这样的书读一读，还真称得上是“开卷有益”。

　　■孙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