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健全军费管理制度”作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内容写入全会纲领性文件专门部署，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就这一话题，记者日前访问了军事经济学院相关领导和专家教授。

　　记者：军费是军队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世界各国都普遍重视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经费投入。那么，军费投入受哪些因素影响呢？

　　周来信（军事经济学院院长）：国家利益需要有多大，军费投入就有多大；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军费投入就跟进到哪里，这是世界主要国家军费投入的重要特点。

　　一是国家安全威胁程度决定了军费规模大小。冷战时期军费高速增长，1947年世界军费总额不足300亿美元，1960年突破千亿美元，1987年突破万亿美元。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享受和平红利的意愿加强，军费得以削减。1990年后的十年间，世界军费减少了4000多亿美元。进入新世纪，世界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频发，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领土领海争端不断升级，世界军费增长了近50%。

　　二是军事战略调整决定了军费投入增减变化。比如美国在里根时期推行“新灵活反应战略”，军费增幅很大；老布什时期实行“地区防务战略”，军费有所削减；克林顿时期制定了“灵活和有选择的参与战略”，军费增长受到控制；小布什政府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国防建设投入大幅度攀升。

　　三是军事技术变革是军费投入增长的动力。从人类历史进程看，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给军事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引起了武器装备的更新以及战术战法与作战体制编制的改变，在引起战争形态质的变化的同时，也带动了军费结构升级，推动军费规模不断增长。

　　四是军事成本螺旋式上升推动国防费规模增长。为军人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吸引优秀人才献身国防，是西方军事强国长期奉行的政策。为满足现代高技术战争的需要，新材料、新技术广泛运用于武器装备，不仅大幅度提高了装备的采购价格，同时也提高了装备维修以及军事训练的价格与成本。

　　五是国民经济状况是军费增长的重要物质基础。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后，经济状况受到严重影响，奥巴马就任总统后不得不控制小布什时期的国防扩张策略，通过抑制军费增长来平衡财政预算。

　　记者：近年来我国军费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速。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应把握哪些原则？

　　马建国（军事经济学院政委）：我认为要把握好以下四条原则。

　　一是军费负担应该保持在适度的区间内。如何处理好“大炮”与“黄油”的关系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难题。其实质就是确定军费负担，通常用军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军费负担过重，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军费水平过低，则不利于军队建设。因此，军费投入要把握好一个“度”。冷战后，世界主要国家军费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并趋于平稳，大多数国家通常在2%到4%之间。我国军费占GDP的比重1.4%左右，军费负担较低，应有增长的空间。

　　二是坚持军费适度平稳增长。战斗力生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持续稳定的军费投入作支撑。越是到军事变革的关键期，军费投入越需要保持平稳，避免大起大落。世界主要国家把提升战斗力、推动军队建设发展视作一个“冲坡”进程，持续加大军费投入这个“油门”。否则，不但前期投入打了水漂，还将失去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机遇期。

　　三是根据国家经济状况适时调整军费投入。经济形势向好、活力足时，军费投入具备适当增加的能力条件，但要把握好投入方向；相反，经济低迷甚至出现衰退时，军费增长就要保持谨慎。总之，军费应保持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容的区间内，坚持国防费适度平稳增长与提升质量效益相统一，做到稳中有为、稳中有质。

　　四是尽可能地释放军费对国民经济的积极影响。军费开支通过市场纽带最终都要流向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军费投入对国民经济会有积极作用的一面。确保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扩大和加深军民融合的广度深度，并将军费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融合起来，发挥军费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双向促进”作用。

　　记者：军费管理要主动适应军队建设发展要求。军费投向投量要如何适应我军建设发展的要求？

　　黄瑞新（军事经济学院教授）：首先应根据国家利益和安全需求确定军费投入重点。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脚步和利益争夺逐步由近海向远海、由天空向太空、由有形空间向无形空间、由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拓展延伸，军费投入的重点也将逐步转向这些领域。其次，注重加大联合作战领域经费投入。一体化联合作战是信息化战争的基本形态，信息化武器装备、联合作战指挥平台、联合军事训练系统等是支撑信息化军队建设的关键，是经费持续投入的重点。第三，实现战斗力要素投入的适度均衡。现代战争要求各战斗力要素高度关联，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组织编成必须融合匹配。军费投入必须适应这个特点，在人员生活、装备购置与维修、教育训练、科学研究等领域保持一个适当比例，实现协调增长。最后，可以适度加大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建设投入。

　　记者：深化军费管理制度改革，应选择什么作为突破口，改革的关键领域在哪些地方？

　　蒋义文（军事经济学院教授）：军费管理改革与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后勤保障体制等基础条件紧密相关，深入推进改革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我认为，改革应当紧紧扭住预算这个龙头，逐步搭建一套与联合作战需要相适应的军费管理制度体系。要打好军费适度有效协调增长、军队体制编制改革和军费管理制度改革的“组合拳”，形成军费管理对体制编制改革的“倒逼”机制。建立健全军费绩效管理制度。开展军费管理全过程绩效评估，建立国防支出绩效评估专家库，构建专家决策和计算机辅助决策紧密结合的评估体系。健全财力资源统筹管理机制。进一步统筹经费资产两种财力资源，在安排预算时优先考虑利用现有资源，加强重要资源调控监管，建立跨部门、跨系统、跨领域资产调剂机制，使资源配置与战略规划、作战部署、装备建设联动，提高资源配置使用的整体效益。完善经费管理标准化体系。准确测算需求，建立完善集供应、消耗和管理于一体，自适应能力强的经费供应保障标准化体系，根据实际需要做好标准“加减法”。

　　■本报记者 黄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