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23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3日刊载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赵明昊的文章《中国为何要扩大向西开放》，文章指出，中国的“西进”，并不是针对美国“重返亚太”而被动实施的，它是以我为主、自主能动的战略谋划。“西进”战略是基于对中国自身发展和对外关系存在的诸多“不平衡”问题的思考，也是解决这些“不平衡”的迫切需要。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访问，再一次有力地向世界表明中国扩大向西开放的坚定意志。新一届领导层所引领的外交变革正稳步推进，而扩大向西开放则是中国外交新棋局的关键组成，是中国版本的“再平衡”战略，它对中国对外关系全局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会逐步显现。

　　2012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国内的重要讲话中和在外访时多次强调，向西开放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习近平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称，发展同中亚各国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优先方向，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他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方面，初步勾画了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主张。

　　向西开放既是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恰切的中层战略予以落实。实际上，如果将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推动向西开放的政策轨迹连起来看，一副大图景已在悄然浮现。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时提出打造“中巴经济走廊”。这是一条连接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瓜德尔港的重要经济带，全长2000多公里。瓜德尔港距离能源资源富集的波斯湾地区较近，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等其他货物可在此卸载，并通过油气管线、新建或升级改造的公路直接运往中国。

　　今年7月，来自缅甸的天然气通过近期完工的一条长达1100公里的管线输往昆明，如果满负荷运营，这条管线将使中国天然气供应每年增加120亿立方米，而这一数量是中国目前天然气年进口量的30%。

　　6月，俄罗斯和中国达成协议，到2018年俄通过输油管线对中国的石油年供应量将增加一倍，达到3000万吨，之后还将继续增至4600万吨以上。此次习近平访问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是油气资源出口大国，土库曼斯坦这个很多国人并不熟悉的国家，拥有全球第四大天然气储量(居俄罗斯、伊朗、沙特之后)。

　　虽然促进能源供给的多元化是中国扩大向西开放的重要目标，但它却不是唯一重要目标。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要想持久、稳健地扩展与西亚、中亚、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就必须要做更大文章。由此，习近平在近日访问中抛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构想，而其亮点在于“带”字，这一构想将着眼于更大开掘能源领域之外的各国合作潜力，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和质量，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渐使中国扩大向西开放的各部分、各层面互动融通，形成一盘大棋局。

　　扩大向西开放和“西进”是不是一码事？或许是因为“西进”这个词听起来太过强势，这一近年主要由知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教授倡导的战略构想并未原封不动地变成正式的政策表述。但应该说，扩大向西开放与“西进”在精神内核上是基本一致的，即地处欧亚大陆西端、居于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更多关注自己广阔的西部疆域和位于中国西部的众多国家。当越来越多的中东、中亚和南亚(甚至包括中东欧)国家“向东看”之际，中国也需要以“向西看”和“向西走”予以回应。

　　中国的“西进”，并不像有些国外学者所言，是针对美国“重返亚太”而被动实施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它是以我为主、自主能动的战略谋划。中国的“西进”不以应对美国为根本出发点，也不以抗衡美国为最终落脚点。

　　外交部长王毅曾在今年6月首度明确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涉及中国外交总体变革的又一重要表述。在笔者看来，中国要想有自己的“大国外交”，前提在于拥有更完整、更平衡、更具时代性的世界观和全球视野，对外政策谋划应有意识地摆脱“美国的阴影”。“西进”战略是基于对中国自身发展和对外关系存在的诸多“不平衡”问题的思考，也是解决这些“不平衡”的迫切需要。

　　有利于改善中国发展的不平衡

　　首先，“西进”有利于改善国内发展的不平衡。虽然中国领导人早在2000年就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历经十数年，效果并不尽善，东西部发展差距 过大依然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全局的最大短板之一。

　　过去的基本思路是“内部帮扶”，让东部和中部先富起来的省份加大对西部支持。如今，“西进”战略实际上是进 一步构筑其中国西部大开发总体战略的国际支柱，旨在完善沿海开放与向西开放、沿边开放与向西开放相适应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开放和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以开放促改革，以更大的改革应对开放，是过去30多年中国取得重大发展的宝贵经验。近年来，云南、宁夏、新疆等西部省份注重发挥优势、体现特色，积极搭建对外交往合作新平台，取得不少成绩，但也出现单靠一省一地之力无法克服的瓶颈与困难，亟需国家层面的总体战略谋划和支持。

　　其次，“西进”是中国地缘战略再平衡必然之举。对于海洋方向的经营必不可缺少大陆腹地的战略支撑。近年来，中国周边东北、东南方向因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等形势趋紧，这些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的纷争却牵扯中国大量外交资源。

　　如此一来，一种巨大的潜在风险是，由于过度重视东部方向，中国对其他地缘方向的战略风险可能会失之预判与防范。西部边疆之稳定尤其不能忽视。然而，“西进”不等于偏废“东稳”，未来数年，中国需要真正从“大周边”角度进行战略筹谋，按照东稳西进、力避两线的原则推动中国地缘战略实现“再平衡”。

　　第三，“西进”有利于中国增强发展内力，亦可收“以外促内”的改革效应。“西进”的首要环节是打造中国与西部国家经贸合作的升级版。

　　中国国内企业和各类民间组织应成为“西进”之主体，它们将不得不面对如何顺利落地、如何融入东道国、如何持续发展等现实挑战，它们将不得不学会适应当地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环境，它们将不得不学会与东道国的环保、劳工权利等各类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企业、商人、务工人员自身会发生很多有益的改变。

　　当他们应对和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越变越强之时，中国的海外存在和海外利益就会变得越发安全。更重要的是，这一进程有可能会对国内的相关变革施加积极的“倒逼”效应。

　　最后，“西进”是中国尝试施展全球大国外交的平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然要从全球层面谋划，必然要在全球舞台展开。虽然中美在东亚的竞争日益呈现某种零和格局，但若“西望”，中美在投资、能源、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稳定(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等方面的合作潜力较大，且几乎不存在双方军事对抗的风险。

　　中国在影响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与美国关系方面可用杠杆有限，但中国却有望在中亚、中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随着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国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投入，建立相应的大国协调机制与竞争合作规则尤为重要而紧迫，中国不能置之度外，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新姿态，与有关 国家共同塑造该地区的安全与发展环境，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

　　毫无疑问，“西进”有机遇，也有严峻挑战和显著风险。西部各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民族教派冲突积重难返，而且中国的“西进”必然引起其他大国的疑虑和防范。规避“西进”风险的最好方式是寻求伙伴搞“合资”，要培养更多的利益攸关方，要真正落实互利共赢理念。

　　环顾当今世界，全球主要力量竞相重新审视自身国际环境，积极谋划各自对外战略的再平衡，对内进行深层次体制性变革，对外则力求巩固和延展战略空间，力图“乱中求变、以变促强”。可以说，全球政治的“再平衡”时代才刚刚开始，“西进”或许是中国外交再平衡的着力点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