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战火
华北与中央政府分离的局面已经造成，1936年日本陆军本部不失时机推出《处理华北纲要》，明确提出通过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支持，逐步完成华北五省的“自治”。中国驻屯军的升格、扩兵，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握有最大部队指挥权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正赶往山海关附近，督导驻屯军与关东军的协同演习。从这一点上看，“卢沟桥事变”本身缺乏“精心策划”的依据，所以一些日本历史学家一直强调“偶然性”，声称是一个误会接着一个误会，导致全面战争的爆发。对此，臧运祜也毫不犹豫地反驳：“枪响也许是个偶发事件，但不应是日军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借口。日本对华北政策早在1936年就确定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从这个背景看，即便不是7月7日，也会在别的日子发生；即便不在卢沟桥，也会是别的地点。”
牟田口廉也在“七七事变”之后获天皇裕仁亲授其金鹰三级勋章，晋升为少将。1943年以“赫赫战功”升任驻缅甸的第15军司令官。而在1944年对盟军的英帕尔战役中，牟田口廉也带领部队遭遇惨败。被解除军职的牟田口廉也羞怒自杀却未死。日本投降后在新加坡受审，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牟田口廉也迷恋所谓的“成吉思汗”式战术，后来在东京开了一家料理店，并起名为“成吉思汗饭馆”。
对于“卢沟桥事变”，牟田口廉也曾时常对人说道：“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他在笔记中也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牟田口廉也正式下令向中国军队打了第一枪，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挑起战争却非他一人之力。他只是日本战争机器上的一枚棋子。
7月8日 7:50“此其时乎？”
凌晨3点20开始的枪声，一直持续至7点50分左右才停下来。之前秦德纯曾叮嘱吉星文团长：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程距离内，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所以交战之初，日军伤亡颇重。
这天上午，还在牯岭召开会议的中国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到报告事变经过。蒋介石闻讯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策略，做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其焦虑、矛盾、痛苦、犹豫之神情，从蒋氏本人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专门研究蒋介石的著名民国史专家杨天石说，身为浙江人的蒋介石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非常熟悉，而在处理对日关系上，他时时以这一故事自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而且自“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就一直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并在每天的日记开首一行都写着醒目的“雪耻”二字，以示不忘国耻。
虽然“雪耻”心切，但对蒋介石来说，他也认为远不是与日本做对手的时候，所以只能忍。在国民党实力被逐出华北的《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对待“忍”要承受的屈辱之感，蒋介石不是没有体会。但是这一选择背后，是对彼时中日两国实力巨大悬殊的无奈。所以他也想尽量将这场战争向后推迟。这种心态不仅是蒋介石有，一些知识界人士中间也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当时胡适还写信给蒋介石，认为割让满洲可以换30年和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一忍再忍，先是东三省被占，后来再加上热河省，然后连冀东22县也被划出去了。可是蒋介石的忍，也是有底线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在1935年与日本划的线，就是底线。华北不能再退，日本不能再打过长城来。这个我们是不能让步的，这就是所谓‘最后关头’。如果平津可以丢，那么将来中国什么地方都可以丢。长城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防线。”抗战史专家臧运祜说。
其实对此时的蒋介石来说，“内”、“外”之间，孰轻孰重，他内心深处显然已有了明确答案。6月28日，他在庐山接待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听罢阿班讲完他在东北的见闻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向这位美国记者透露什么计划，“但从他的样子看，这一次，他已下定决心，不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将战斗到底”。蒋介石告诉阿班，他意识到，如果任由日本占领华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国的民心，也会失去手下大多将领的支持。
1933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开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1935年移驻庐山，成为著名的庐山暑期训练团，每位毕业学员都会得到蒋介石赠送的一把刻有“中正”二字的短剑。蒋介石亲任团长，而具体事务则由他信赖的陈诚负责。训练内容最初几年还以“反共”、“剿共”为主。1937年6月26日，新一期庐山暑期训练团如期开业。此时，国内政治环境和当年大不相同，两广、西南归顺，南京中央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国共关系出现明显转机。所以这一次的训练内容，已不再有针对中共的内容，以“抵御外侮”为目标的训练内容明显增多。参加这一期训练的郭汝瑰即便后来留在大陆，他后来也公允地说：“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共’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而具体主事的陈诚在7月6日这一天，给训练团学员谈话中更是明确地说：“现在我们到此来训练，也就是建国救国的训练，我们要建国救国，将来非同日本一战不可，换句话说，就是抗日训练。”“七七事变”第二天，陈诚更是激励这些青年军官们说：“我辈军人，只有马革裹尸，为国牺牲，来保卫祖国！”
那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正如后来在著名的庐山谈话里说的那样，“不求战必应战”。当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凌晨下令开枪时，日本军国主义已像匹脱缰野马，向着战争深渊疾驰。而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也做出了他最重要的决定。“此其时乎？”此其时也！
法国媒体在“七七事变”前后
“七七事变”前一年多，法国著名周刊《画报》在中国至少已派驻3名记者，每一两个月即以2至6版的篇幅来报道中国局势，从蒋介石“剿共”、“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到中日冲突爆发后的系列战役，大事件无一遗漏，从现场发回的那些新闻图片现在看来尤显珍贵。
主笔 曾焱
1843年创刊的法国著名周刊《画报》(L'Illustration)，总部设在巴黎九区圣·乔治大街13号。在19世纪新闻插画时代，它曾包揽全巴黎最好的插画家，进入20世纪后又最早一个登出了新闻照片。到20世纪30年代，每期35页、售价35法郎的这本百年老刊仍是法国很有影响力的读物。
英国和法国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都是最早设租界的，经济利益和侨民安全使他们对中国政局的敏感更胜于其他欧美国家。当发现日本开始从和他们利益关联较少的“满洲”向华北扩张时，法国媒体对中日冲突所持的置身事外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1936年1月18日，继在头一年11月30日对华北系列事件进行报道后，《画报》再度以两个整版的图文——《华北自治运动》，详析日本在中国华北的政治和军事图谋。这篇报道的题图照片，是日本人扶持的所谓“华北自治政府”的主席殷汝耕身穿马褂长袍，与几名追随者立于“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门前的一张合影。署名“R.L。”的驻华记者全名叫罗伯特·朗贝尔(Robert Lambel)，他在文章开头即指出，“华北正在成为剧场”。他认为，日本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进一步图谋而策划了所谓的“华北自治事件”，致“面积达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8000万的河北省东北部从中国政府脱离出来”，这之后，2万名全副战争装备的日本士兵集结于“满洲”接壤河北的边境，“满洲国”关东军高层将领K.Uyeda飞往东京寻求确认“华北自治政府”的设置，“满洲国”铁路总局局长和日本财政部部长紧急会面……这些信息通过文字和图片的编排，传递出日本可能展开后续军事行动的信号。
1936年10月31日，在报道了“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等事件后，罗伯特·朗贝尔在《画报》再次撰文，指“中日关系进一步紧张”。中日冲突，西方媒体基本持中立态度，在报道中给予双方同等关注。但法、英、美甚至包括德国媒体，由于关切自身在中国的利益，加上目睹中国无辜平民的伤亡，多数时情感上还是倾向于中国，这些在行文和图片编排中都有微妙体现。不过10月31日的报道中，罗伯特行文却有不同，他用了较多篇幅来罗列中国反日力量在上海、汉口等地针对日本侨民的暗杀事件。“说实话，这类行动从未停止过。”他这样评论。“七七事变”前那段时间，上海和北平一样也是风雨欲来，日本驻沪海军频起事端。罗伯特在文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1936年9月23日在上海发生的“尤为严重”的一起冲突事件：三名日本水兵在“公共租界”“遭攻击”，一死二伤。随后，驻沪日本装甲巡洋舰“出云号”(Idzumo)遣其海军陆战队悉数登陆，在上海公共租界布岗设卡，日本天皇随即授权海军部增兵上海。该版刊发了三张与此事件相关的新闻照片，拍摄者是《画报》另一名驻华记者莫里科·弗雷斯科(Maurico Fresco)。运载增兵的日舰“Muroto号”正在向上海靠岸、一队卡车满载刚刚登陆的日本兵急驶在上海街头以及日租界里全副武装的日军摩托巡逻队。
法国记者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的矛盾立场，代表了一些外国驻华人士对中日冲突所持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日益明显的军事企图，同时又难免出于对华利益均沾的殖民者心理，把中国必须严格遵守租界的各种不平等协定视为避免进一步冲突的前提。
从台湾收藏家秦风目前集藏的有限原版法国《画报》中，尚未包括他们在第一时间对“七七事变”本身所做的报道。秦风收集到1937年8月21日的一期，平津陷落近一个月后，《画报》以《远东战争》为题做了大幅报道，封面是一队日军正攻入天津城的现场图片——“飞机猛烈轰炸后，日军冲入天津。图前为中国平民尸体。”《画报》刊发这篇报道时，“淞沪会战”已于8月13日开始。在长达5页的战事报道末尾一章，该刊补充登载了其驻沪特派记者勒·帕鲁德(A.M.Le Palud)在“淞沪会战”前通过飞机从上海辗转带出的私人信件，里面谈到他对“七七事变”的个人观察：“北平近郊卢沟桥7月7日爆发中日冲突，事态迅速扩大，令人忧心。”勒·帕鲁德这样叙述他眼中的事变后续：
最初，中日双方均称望平息事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高层进入现地谈判。日方所提苛刻，欲借该事件达成其对华北的控制。南京政府首脑蒋介石电令宋，要求他对日勿再做任何让步。几经迟疑后，宋将军听从南京政府。日方随即发出最后通牒，提中国守军撤出平津、取缔所有抗日组织和活动、严惩“挑起卢沟桥事端的中国军官”等要求。而通牒所言期限未到，战端即已大开。
此次，双方从北平战至海上。日军攻天津。中国军队无以抵挡装备远胜于己并得到空中支持的日军的猛烈进攻。除法、英、意租界，天津全境被日军占领……
勒·帕鲁德在信中还写到他当时听闻的一些北平的消息：北平城未经激战即陷落，宋哲元将军仓促撤离，并由“听从日本的”张自忠将军接替其职位——张自忠受宋的委托，接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市长，一时被举国误视为投日，法国记者在信中的判断可能也来自于此。
记者莫里科·弗雷斯科拍到了华北战场的两幅珍贵场景：一张图片俯拍自盘旋山道，中国军队正用卡车运兵往北平附近投入作战；另一张图片，文字说明是：“赵将军检阅一队刚在华北与日军作过战的部队。”那位“赵将军”(General Chao)骑在马上，正向士兵侧身还礼，因此看不到面目，但很有可能就是29路军132师师长、南苑指挥官赵登禹。照片所记录的场景具体日期不详，应是两场激战之间的短暂平静。
北平和天津沦陷后，西方媒体对中国局势的报道变得更加及时和密集，尤其英、法媒体，两国在天津、上海的租界经营时间最长，可谓利益攸关，几乎每周都在第一时间为国内读者发回报道。中、日虽然并未正式宣战，但两国正规部队激烈交火，已经全面进入战争状态。进入9月后，法国观察人士对中日冲突的走向开始发表不同看法。1937年9月4日，《画报》刊发了法国著名记者吕道维克·诺多(Ludovic Naudeau)的时局分析长文——《中日战争的不确定性》。诺多是法国的日本和俄罗斯问题专家，1904至1905年曾报道过日俄战争，之后亲历俄国“十月革命”并访问过列宁，著有《现代日本》等书。他为包括《画报》在内的多家法国媒体撰稿，其看法有时候能影响到法国政界。诺多在文章开篇就指出：无论谁来评判中日冲突，若以过往那些历史观点为根据，便会得出日本获胜的结论。中国缺乏统一，几省势力唯利是图，国家军力薄弱，乍看确实无法和日本军队做长期对抗，“但是”，他笔锋一转，“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接下来，诺多转述了几个英国人在中国漫行数月后带回去的故事：他们行至靠近印度支那(当时指法国殖民地越南)的偏远省份广西时，在某个不通铁路的小城里，遇见了两个当地军阀。半年前，这两人都参与了反对南京政府的“两广事变”，与蒋介石嫡系部队作战，而现在他们跟英国人谈话时却表示，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没有资格讨价还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抵抗日本人。“一年半以前，中国还面临着再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威胁，而现在，几个旅行中的英国人却感觉到，眼前这个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团结。人们第一次发现，民意正在中国凝聚。”这是“七七事变”发生近两个月后，战火中的中国给予西方的印象。
日本侵占华北对欧美利益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些国家该以什么立场来应对？这是西方媒体在“七七事变”后的另一主要视点。《画报》特派记者勒·帕鲁德在他寄回巴黎的那封信中分析：“京津两地的临时政府将很快被一个统一的华北政府所替代……日本人宣称华北政府将实行自治并彻底独立于南京政府。也就是说，华北将脱离南京政府管辖而成为完全听命于日本的自治国家。现在问题来了：‘华北’的南部边界将划在何处？按照日本方面的某些提法，华北不仅指河北和察哈尔两省，也包括山东和山西！西方(主要是欧洲)以及美国，还能继续在这里恪守他们的中立吗？”
“七七事变”后，法国媒体对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建立空军、争取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战等国内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开始颇为关注，对她个人及身后的宋氏家族充满兴趣。1937年9月25日，《画报》对宋氏三姐妹进行报道，标题：《宋氏姐妹和中国的战争》。另一本杂志《世界画报》(Monde Illustre)则在1937年10月23日选用了蒋介石夫妇与几位外国人士在南京总统府前的一张合影作为封面，图片说明是：“最高统帅蒋介石及其夫人。蒋夫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作为丈夫的‘左膀右臂’，她充当其翻译、顾问和宣传首脑。”
1937年12月18日，法国《画报》再次以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的一张合影作为封面。蒋介石身着长衫，站立在南京总统府前，面容平静。图下法国记者配发的一行文字却语意双关：“日军包围南京，蒋介石元帅和夫人乘机离开，飞往未知的目的地。”
1937年8月7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关于“七七事变”的报道。图为日本占领满洲后逃到北平的学生，他们举着海报游行，要求29军保卫国土，以避免人们像他们那样背井离乡到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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