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被日军三面包围
自向丰台增兵后，日军便时常在附近演习，时任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回忆：“由昼间演习渐至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渐至实弹射击。”中方已经数次提出抗议。后几经交涉，日军允诺如有实弹演习，则通知中方。
自此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东有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的重兵进行策应，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伪武装，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有第29军驻防。这样，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宛平一旦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军就能轻易控制平津地区。当时，北宁铁路沿线已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这一门户上的插销，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深谙此义的日军在演习中也毫不掩饰地围绕着卢沟桥展开。
7月7日，日本军人又出现在卢沟桥以北地区。据清水节郎记录：演习前，他说明这次演习主要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主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19时30分，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
据清水节郎记录：22时40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阵枪响令清水节郎紧张起来，他马上下令集合，清点人数。这时他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有人称看见这名士兵进了宛平县城。他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一木清直又报告给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之后，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士兵直赴现场。
7月7日 23:40 深夜来电
刚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告别回来的秦德纯尚未来得及好好休息，便被电话惊起。此时是7月7日23点40分。
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和负责对日交涉的专员林耕宇打来的。他们告诉秦德纯，日方在今晚的军事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日方以此为由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进城检查。不过为了避免激化，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如果发现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放下这个电话，秦德纯又立即打电话找宛平县长王冷斋交代。45岁的王冷斋与秦德纯是保定陆军学校同学，曾做过记者的他1935年受邀到北平做事。因为王冷斋还身兼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每晚要到北平市里的新闻检查所办公，所以平时不住宛平县里。接到秦德纯的电话，王冷斋立即离开南长街的家，奉命来到日本特务机关部松井太久郎那里交涉。在此之前，他令宛平城里驻军营长金振中查询此事，还让警察各处搜索，也没有发现所谓失踪士兵。
见到松井后，王冷斋首先告知中方调查结果：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中方在这里并无驻军，可知绝不是中方所发，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也一枚不少。可是松井仍然强调说，确有一名士兵失踪，城外搜索无着，必须进城搜索。这一无理要求当然遭到王冷斋拒绝。眼看争议不下，后来双方商议，“决定第一步先由中日两方面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中、日双方各出三人，分乘两辆车，在夜色茫茫中驶向宛平城方向。这时，王冷斋得到报告说：驻丰台日军一大队约500多人并炮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出发，事态颇为严重。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个“失踪”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其实很快就回到队伍。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实际上，约3小时(注：另一说20分钟)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而一直在宛平直接处理此事的是第八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他在1938年6月30日接受东京《朝日新闻》采访中明确承认：“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联队长让我就此事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日本军队，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进行交涉……”
战后有人问当天带队的中队长清水节郎，为什么不马上报告志村归队之事？清水支吾说：“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现在记不清楚了。”并说：“接到不法行为(指枪声)的报告，感到很紧急，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结果就下令了。”随后，那位“失踪”的传令兵志村菊次郎很快就被退出现役，遣送回国。不过他并没有逃出战争的魔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再次应召入伍，1944年10月在缅甸战场被新编第一军孙立人部打死。
也许意识到“失踪士兵”的理由站不住脚，战后很多当事日军的回忆，又将矛头转移到他处。今井武夫称，就在王冷斋与日方前往宛平县城实地调查时，“到达之前又得知中国军队从长辛店向龙王庙增援了部队，并再次向日军射击”。而据王冷斋回忆：“当车到达离(宛平)城约2里的地方，见公路右侧及铁路涵洞一带都被日军占据，枪炮摆列。”日方显然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同车的日本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突然请王冷斋下车，称来不及调查，让他“速令城内中国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再商量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拒绝此议，坚持先调查，一行人遂进了宛平县城。
7月8日凌晨 2:00 剑拔弩张
凌晨2点，电话再一次响起。电话还是北平市外交委员会打来的。对方告诉秦德纯：日方对他的答复不满意，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就包围宛平。第29军一共有4个师，其中分布在北平南苑、西苑、丰台、保定一带的是冯治安的第37师，具体负责守卫卢沟桥的是219团，团长吉星文。所以闻听此讯后的秦德纯连忙电话联系冯治安师长和吉星文团长，要他们严密戒备，做好应战准备。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马上起程赶回北平。
因为卢沟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宋哲元的第29军，除了把主力部队37师布防在卢沟桥地区外，还把军部设在距卢沟桥不到10公里的南苑。第29军虽有10万人之多，却担负着平津两市和察哈尔、河北两省的守备任务，这一带地域广阔，因此驻扎比较分散。
回首70多年前的华北，其政治格局之复杂与微妙，确非容易事。清王朝结束后，华北一度属于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一度进入华北；而1933年3月，因为热河迅速溃败而受到国内各方舆论谴责的张学良引咎辞职，之后，由中央系的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
一直对华北有所图谋的日本后来通过一系列偶发事件，开始驱逐国民党势力。在日方压力下，1935年7月，何应钦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了一份协议。在这份史称《何梅协定》的文件里，最核心内容是日方要求国民政府中央部队和宪兵撤出北平和河北省。条约签订后，中央军关麟征部第25师移驻洛阳，黄杰部移驻安徽。
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撤走后，出面填补空白的，是第29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在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西北军的一些零散部队退到了山西，经张学良整编，组成了第29军。但是据说张学良给了第29军50万元的安置费以后就撒手不管。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第29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如同乞丐。一年多后第29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做土匪。这段困顿与羞辱交加的经历，使宋哲元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的愿望特别强烈。
另一方面，深知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日本人，也不反对宋哲元来主持局面。于是作为地方派系，一方面宋哲元和蒋介石彼此都想保持自己的地方实力，有时不得不有求于日本人；而另一方面，在民族矛盾面前，“中国人”的身份又成了宋哲元决策的第一考虑。所以在日本和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宋哲元一直苦心经营着，对活跃着的中共地下组织，他也态度相对温和。
“从蒋介石来讲，签订《何梅协定》也实属无奈。不过他想的是：中央军退出来，但还是退给中国人，毕竟不是退给日本人。1935年还不是到跟日本人抗衡的时候，所以能撤出去就撤出去，撤出去给宋哲元也没有关系。”臧运祜评价说。
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平津卫戍总司令，次日裁撤早已名存实亡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这样一来，华北地区只残留着29军。不久又明令河北外交均归河北省政府办理。这样，华北重现出长城抗战以前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的局面。
对华北面临的危机，蒋介石其实也心知肚明。10月，他给何应钦去电说：“以中(蒋自称)，此时日必不要有伪组织，只要华北经济财政与中央断绝，以制中央死命”，“华北将领只要对中央保全统一面子，而截留一切税收，则亦乐得为之，此势必然”。但此时的蒋介石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追剿红军上，无意抽身北顾。
与忍辱负重、小心翼翼维持华北局面的宋哲元不一样，第29军的普通士兵们却都盼着能早日与敌人痛快地杀一场。当年在喜峰口战斗中，第29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歼敌5000，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当时记录第29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要起立鼓掌。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29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至今被传唱不衰。
据第29军一些老兵回忆，当时这些极度压抑的中国士兵都有着强烈的作战欲望，无论吃饭还是睡觉，都要高唱军歌，提醒自己莫忘国耻。“七七事变”前，根据华北剑拔弩张的形势，第29军也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每个士兵都背一支枪，配一把3尺长、7斤重的大刀，还邀请河北的民间武术家前来传授武术。后来在卢沟桥争夺战中，这些大刀也令日军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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