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凌晨 3:30 宛平危急

　　凌晨3点30分，北平市内焦急等待消息的秦德纯又接到电话，电话是团长吉星文打来的，他告诉秦德纯：“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枪关枪一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大约10分钟前，一直密切关注对方动态的中国士兵突然发现，日军散开成为散兵线，以宛平县城为目标，向西急进，于是急忙将情况报告给秦德纯。

　　秦德纯当即向守卫卢沟桥的219团团长吉星文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吉星文当即回答：“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坟墓就是敌人坟墓。”吉星文信守一名军人的承诺，后来在守卫卢沟桥战役中，率敢死队出击果然表现英勇。1958年任金门防卫副司令的吉星文在金门炮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身亡。

　　王冷斋与日方经过一番交锋而一起进入宛平县城。他们正在商议调查办法时，忽听城外枪声大作。中国守军予以还击。

　　“(日军)至距离约百米时，竟发炮鸣枪，冲锋前进，于是事件之冲突，遂即开始。”这是天津《益世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一时间所写报道里描述的细节。当日军向城内开枪时，中方军人起初还以为仍是演习，“及见其愈迫愈近，有意挑衅，始知系抢夺县城，当即起而应付，为正当防卫计，予以还击”。见遭到抵抗，日军用小钢炮和小过山炮轰击，以掩护步兵前进。

　　发生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距今已整整75年，这期间无论从宏观局势还是微观战史，中日两国历史学家，进行了无数详尽研究。对于“卢沟桥事变”核心事件之一的“士兵失踪”，目前中日历史学家都毫无争议；可是对另一个核心事件“第一枪”的看法却争议不断。“第一枪”究竟是谁打的，历经70多年至今仍无一个明确说法。

　　事件直接当事人清水节郎曾在其笔记中作如下记述：22时半左右，传令休息，“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日军)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今井武夫回忆录里，也引用了清水节郎这个说法，大意是说，日方在演习过程中错误地弄响了对假想敌人(中国守军)射击的轻机枪空弹，引来了龙王庙那边打来的十几发实弹。

　　第一枪究竟是谁放的？一些日本人认为有可能是中国29军里反日情绪激烈的下级军官放的；也有人认为是日军阵营里的好战分子挑起的，甚至连首相近卫文麿也有这种怀疑。后来日本关东军一位参谋田中隆吉在自己的文章里还提供过一种新说法：“7月8日，我由内蒙古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但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1946年6月审判战犯茂川秀和的问答笔录上记载，当被问及“第一枪是谁先放的”时，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现在有一些说法都是出于主观的一些臆测，毫无根据。我们当然也有很多证据，说枪声是从日军那里响起的。”作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成员，专门从事抗战史研究的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驳斥了一些传闻。

　　臧运祜说，关于“七七事变”这部分历史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手的档案及文书全被毁掉了”。臧运祜说，日本的“中国驻屯军”这支部队，从1901年进入中国，一直到1938年全面战争爆发后被正式改编为“华北方面军”，在中国时间最长，有将近40年的历史，“但是有关这支部队的材料——比如当时他们是怎么向东京军部汇报的、军部又怎么指示的——完全都找不到，反倒是关东军还保留了很多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枪”的问题也并不是那么重要。有人形容，这场战争就像一块被推上悬崖的巨石，什么时间落下来都是可能的，是必然的事。

　　7月8日 凌晨 4:23 点燃战火

　　根据今井武夫的回忆，凌晨1点左右，他跑到隔壁的联队本部，看到，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主要军官们，个个身穿整齐军装，围在办公室中央的一张长方形桌子旁。因为时任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不在北平，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便成了当天日方最高指挥官。

　　过了一会，大队长一木清直从前线打来电话，特地要求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亲自接电话。今井武夫听到牟田口廉也斩钉截铁地说：“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然后“他避开话筒，独自嘀咕着：‘受敌攻击，不知所措，还等指示，天下哪有这样的军人？’”

　　今井武夫回忆，目睹这一幕，他已预感到这个命令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电话那一头的一木清直似乎也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又不放心地叮问一句：“是可以开枪吗？”接着又慎重地说：“既是这样，事关重大，请对一下时间吧！”

　　“上午4时23分。”这个时间就这样定格在历史上。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里写道：“事后一木和我谈及他当时的心情时说：‘得到联队长的射击命令时，我大吃一惊。’”这位发动对宛平攻击的直接指挥官，1942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和美军战斗失败后自杀。

　　其实时隔几十载再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华北战火的燃起，只是时间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凌晨6点左右，关东军便迅速占领奉天。1932年2月，东北重镇哈尔滨陷落。短短4个月内，东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落他人手里。

　　日本的下一步目标是什么？占领了广袤而肥沃的东三省，是否已经让这个野心勃勃的岛国贪婪的欲望得到满足？这不仅是当时的中国人，也是关心远东局势的国际观察者们的疑问。

　　“日本对满洲完成军事与经济征服后，远东的诸多乐观人士相信，此后至少可保半个世纪以上的和平。他们认为，日本要‘消化并开发’吞下的广袤疆域，至少需耗时50年。因为日本新到手的土地面积达50万平方英里，可以支撑7000万人口，而当时的总人口只有3200万。于是这些乐观者便对自己说，这一来，日本人进攻与扩张的贪欲，便可大大消停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早在1926年就来到中国，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这样描述当时一些人的心态。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想法大大低估了那些欲壑难填的战争狂人们。

　　其实早在1931年12月，《纽约时报》记者阿班采访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时，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军人便毫不掩饰地对阿班说：若不控制平津地区，若不控制北平至绥远铁路，日本将永无宁日。平绥铁路长400多英里，从北平向西北进入察哈尔及绥远，所经处铁矿丰富。本庄繁又告诉阿班，除非日本控制黄河以北的华北全部，平津地区亦难获“安全”。为解释局势，在奉天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的本庄繁，不断地在身后墙上挂着的巨幅地图上画圈。在那个地图上，在这些好战分子的眼里，东北与华北，也许不过一步之遥。

　　“日本想拿下华北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日本人当时讲的是‘三白两黑’。‘三白’，就是羊毛、棉花和盐，‘两黑’指煤和铁。日本在侵略华北的同时，就是要获得对它有利的国防资源，所以对华北是必欲取之。”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评价说。

　　日本很快将这一野心付诸军事行动。1933年2月21日，日军分三路向热河省进犯。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力促张学良抵抗，并协助调动8个军组编为8个集团军，未料汤玉麟弃守热河，逃到滦平。3月4日，一支仅百余人的日军小部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热河省会城市承德，不久，热河也被归入了“满洲国”的领地。

　　关东军占领承德后，乘势向长城一线推进。中国军队在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要隘与日军浴血奋战。但因装备落后，火力悬殊较大，在汪精卫致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的电报中坦承，“一切反攻收复失地均谈不到”。4月17日，长城各口和滦东地区全部失守。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在致汪精卫的电报中直言，“平津之失与不失”，全在于“敌之来与不来”。而何应钦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敌精我窳，终少胜算，平津若失，敌必利用汉奸，组伪政府，复演东北之故事；或移溥仪来平，再作扩大侵略，亦在意中。”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在军事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了保全平津，先寄希望于“外交之救济”，走外交渠道以作“缓兵”之计。蒋介石虽然心有不甘，但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残酷现实面前，只好决定“先行缓和华北之局势”。

　　5月13日，日军进逼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兵锋直指平津。在此情势下，南京中央政府被迫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

　　5月31日早晨，天气湿热无比。塘沽火车站的侧线上，停着长长一列专列，却不见车头。列车两端为铁甲车，中间是一长串豪华卧铺车厢，窗帘低垂。这辆列车里坐的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他带着中国代表团走过塘沽窄窄的街道，走到日本领事馆。在阳光下等了近10分钟之后，才被放行。

　　对中方代表来说，这次签字仪式处处隐含着羞辱之意——在门口迎接中方代表的日本官员个个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级别都低于中方代表；日方代表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是少将，级别也低于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中将。不仅如此，正式会议开始后，冈村宁次提出停战协定文本，声明中方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决定诺否，不许讨论，不许修改。

　　当时的情势下，中方无任何与对方较量的砝码。所以两小时后协定就这样一字不动地签订了。在现场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阿班记录：“签署完毕，日本人端来了香槟和葡萄酒庆祝，而这杯酒对中国人实在难以下咽，因为他们等于把整个华北拱手让给了日本。所以签完字后，这几位中国人冒着尘土，一路蹒跚地回到专列。”

　　《塘沽协定》的签订，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热河的既成事实，并放弃了长城防线，将察北、冀北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军，使其随时可以进占冀察，直取平津，从而形成了对平津的战略包围态势，为日军向华北扩张敞开了大门。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暂时停止了对中国大规模军事进攻，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局面。可是这一局面并未持续多久，1935年《何梅协定》的签订，使华北又陷入更深一重的危机，日本方面开始着力于“华北五省自治”，力图使华北也像“满洲国”一样“特殊化”。

　　1935年11月1日，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上午9点35分，开幕式刚一结束，一个身着西装的青年人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应声倒下。行刺者叫孙凤鸣，曾在19路军里任一排长，后来做了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在审讯中孙凤鸣态度激昂地说：“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那时候蒋介石面临的国内舆论压力可见一斑。可是他手里也没有什么可以和日本相抗衡的砝码，也只能看着华北在日本的挟持下，离中央政府渐行渐远。

　　1935年11月25日，在北平东面相距不过数公里远的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为政务长官。这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然挂起了象征中国旧军阀的五色旗。实行了比国民政府关税少1/4的特殊关税，推行所谓“日满友好”。12月，以宋哲元为领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南京中央政府随即解散北平军分会，北平实际上自此处于半自治状态。而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也正是这个背景下爆发的。半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既同国民党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有联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胎”，也给日军进一步侵入华北形成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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