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原子弹是“纸老虎”
资料图：硝烟弥漫的朝战战场
为了给中国施加全方位的压力，迫使中国在谈判桌上让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采纳了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用“三齿耙”遏制中国的战略：一根齿从朝鲜出来，另一根从台湾出来，第三根从印度出来。第一根齿，就是要在朝鲜发动更大的攻势。从台湾出来这根齿，是利用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的力量给新中国制造麻烦，即所谓“放蒋出笼”。在去朝鲜的“海伦娜”号巡洋舰上，艾森豪威尔决定，解除杜鲁门政府的所谓“台湾海峡中立化”的规定，鼓励蒋介石对中国大陆发动牵制性的进攻。艾森豪威尔说，这一决定的目的是“提醒中国共产党注意，僵持的日子不长了，朝鲜战争或结束，或者扩大到朝鲜以外”。所谓第三根齿，是通过印度方面警告中国，如果再不让步就要大打，甚至要使用原子弹。
艾森豪威尔对核政策的变化，是因为美国武器库中增添了一种意义重大的新的核武器。1953年1月中旬，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们激动地报告，一种适于大口径火炮发射的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这意味着核武器既可用于战略目的，又可用于战术目的。这一消息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重新考虑核政策。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他们思想出现了本质变化。报告说，在推进美国与朝鲜有关的目标时以更小的努力换取更大的成果的过程中，原子武器所起的作用表明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鉴于在远东发展一种有效的常规能力这一概念的扩展，不失时机地使用原子武器应当被考虑用来针对那些影响到朝鲜的行动的军事目标，而且从军事行动上说，应当被规划为附属于涉及到向中共采取直接行动的任何可能的军事方针的一部分。
艾森豪威尔最先选择的一个军事目标是朝鲜开城。当时，双方正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开城周围属于中立区。但“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认为，开城已经成为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军”发动进攻的“庇护所”，在那里挤满了军队的物资。克拉克请求，一旦他认为共产党的进攻迫在眉睫时，他有权攻击开城。
艾森豪威尔比克拉克走得更远。1953年2月11日，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应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该地为这类武器提供了极好的目标。无论如何，我们再也不能沿着过去模糊不清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考虑到盟国的态度，艾森豪威尔设想，如果他们反对的话，美国完全可以要求他们提供将共产党击退所需的三个或更多的师，以取代原子武器的使用。
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的主张深表赞同。杜勒斯曾任艾森豪威尔大选班子的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他早在1952年5月就顽固地坚持，朝鲜问题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为了同共产主义对抗，可以依赖原子弹以及发射原子弹所需的战略空军和海军来有效地完成。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道德问题和禁止使用原子弹的规定”，并说明苏联已成功地把原子武器和其他武器分开，将之列入特别一类。杜勒斯声称：“我们应努力打破这种错误的划分。”杜勒斯的观点是，虽然目前世界舆论不利于使用核武器，但美国应该努力消除围绕这类武器使用问题上的“禁忌”。
3月21日，艾森豪威尔指示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就“给中国军队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推进到并固守住蜂腰地区(平壤至元山一线)”后“联合国军”所需的代价进行研究。同时他也想明确地知道，倘若不轰炸中国东北的机场，这一行动能否成功。此外，艾森豪威尔还表示，原子弹的使用应取决于军事上的判断，视其对实现军事目标的好处而定。
3月27日，当板门店谈判在关于交换战俘问题上陷入僵局时，美国国务院与军方举行联席会议，在此讨论使用原子弹事宜。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认为，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很难奏效。他说，最近的试验表明，倘若防空洞很深，人们可以接近爆炸地点而不受伤害；中朝军队已经在150英里长的前沿战线上深挖防空洞，这并不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良好目标。柯林斯建议“联合国军”不应集中在釜山、仁川以及战线以北任何可能实施两栖登陆的地点，因为这些都是苏联原子弹报复的极好对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发表了与柯林斯相左的观点。他相信，鉴于任何逐步升级的地面行动都会造成极大的伤亡，美国或许不得不动用它所拥有的所有武器，其中包括原子弹。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则提出，倘若批准使用核武器，那么他的空军部队将被授权轰炸中国东北的军事基地，而不仅仅限于攻击北朝鲜的目标。
3月30日，中国方面在战俘问题上作出让步，在板门店与美方恢复接触。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开始害怕了，变得软弱起来。当谈判再度破裂之后，为了继续向中国施加心理压力，艾森豪威尔再次提出使用核武器，建议对北朝鲜的4个机场实施核打击。他竟然认为，这样“可以试验一下原子弹的效力”。艾森豪威尔坚称使用战术核武器比使用常规武器更为廉价和有效。他说，我们必须把原子弹当做我们武器库中的一个简单的武器。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同意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们认为，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或许不得不扩大战争，而要想使在朝鲜以外的任何行动有效，就必须使用大量的战术核武器。5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直接向中国采取空军和海军行动，包括使用原子弹。参谋长们提出，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必须实施得能产生最大限度的突然性，在军事上和心理上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第二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这些建议。
5月21日，杜勒斯来到印度。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表示，应当警告中国总理周恩来，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就要轰炸鸭绿江以北的中国东北基地。杜勒斯还提到美国成功试验了核炮弹，其口气之强烈表明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武器。
与此同时，1953年5月，也即是杜勒斯的中东和亚洲之行的同时，美国将战术原子弹悄悄运到了日本的军事基地---冲绳岛。
尽管艾森豪威尔的核打击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变成现实，但其间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时至今日仍不免让人直冒冷汗。对于自己核政策的效果，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写道：中国在朝鲜之所以作出最后的让步，乃是美国核威胁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当然，历史的发展表明，艾森豪威尔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原子弹是“纸老虎”
中国领导人从来就不相信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武器，而是相信掌握这种武器的人的力量。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认为，原子弹只不过是美国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不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历来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1950年9月5日，在酝酿中国要否出兵朝鲜时，针对有人对美国原子弹的担心，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讲道：敌人是不可怕的，它的装腔作势和气势汹汹是吓唬人的。但是，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什么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好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
为防美国在朝鲜打原子弹，志愿军做了哪些准备呢？
入朝作战前，部队就统一思想，解决对敌人打原子弹的认识问题。部队反复向战士说明，原子弹的威力、爆破力、冲击波比汽油弹大几百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就使用过原子弹，要估计到它比广岛的原子弹还大一些。但现在我们所处的作战阵地比广岛、长崎有利，广岛是平原地区，城市建筑和人口密集，而且当时长崎、广岛的日本人处于完全没有准备的平静状态，而我们是有准备的，处于战时紧急状态，地处山区、丘陵，在阵地上有坚固的工事，有坑道、有交通壕，有掩体，这就使原子弹的威力受到限制。
入朝作战后，又假定敌人会打原子弹而采取了各种办法避免损伤。
志愿军利用地形地物，依自然山脉挖坑道、挖通道作掩护，军师领导干部分头下到连队，一个洞一个洞地分头看，边察看，边指导。凡是直线的洞，决定在洞中再挖洞，在洞口外再加强修防御墙，以防冲击波的冲击；在冲击波弱的地方，再挖一个出口。在师团营支撑点和指挥所一般都增加一个洞口，就是一条洞挖三个口，筑多层的防冲击波的墙。根据人员数目，还在洞中储备了充足粮食、水、弹药、作战器材和必要的医药器材，以防敌人的攻击。
在战术上，采用近战。因为敌我阵地相离太近，分不出敌我，敌人在阵地上打原子弹的可能性更小，敌人若投放原子弹，自己也逃脱不了原子弹的冲击。
此外，志愿军还动员当地群众挖防空洞，同时进行防空教育，并进行了防原子弹的演习。
停战谈判阶段，面对美国的核压力，中国领导人表示蔑视和怀疑，美国根本不会真正使用核武器，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对中国大陆。首先，敌人若使用原子弹，会引起全世界人民公愤和反对，会受到全世界的人民的谴责。其次，由于志愿军处于宽正面作战，当时敌人的原子弹不多，可能不敢运用。再说，原子弹已经不是美国独家所有，美国的人口、工业密度集中，真打起来，苏联原子弹对美国的威胁要大得多。谈判处于僵持阶段时，对于战局的发展趋势，中国领导人也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认为，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他说：“30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当时，有人认为朝鲜战争打下去会引起世界大战。毛泽东的估计是5年、10年、15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对毛泽东的分析，斯大林非常赞同。1952年8月，斯大林高兴地对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说：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斯大林还强调：我们对美国应该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中国人民以无所畏惧的精神，顶住了美国一次次的核恐吓。1953年7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这场“苦涩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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