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吴建民,资深外交家。现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等。
吴建民生于1939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他曾是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驻外大使。回国后,他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等职,还曾于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前日下午,受省政协和广东省公共外交协会邀请,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吴建民来粤作《我国外交政策与开展公共外交》的专题报告。
前日上午,吴建民接受了南方日报专访。他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中国和世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点上,如果处理不当,亚洲崛起的势头将中断,最终导致两败俱伤。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应抓住各方共同利益的主轴,千万不能堕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泥沼。
谈中美关系
新冷战基础根本不存在
中国的国策是永远不称霸,新“冷战”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而且,我们也不能容许新冷战的发生,它的结果将使亚洲崛起的势头中断,最终两败俱伤
南方日报:近年来,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国家饱受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的困扰,包括利比亚、伊拉克等在内的不少国家已经或正在发生剧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交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吴建民:大的环境没有变,仍然是以和平发展为主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和世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点上。可能倒退,也可能前进。去年,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战略重心转移。虽然美国要裁军,但太平洋地区的军队不仅没减少,反而要增加。现在亚洲出现了军备竞赛的势头,亚洲国家之间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增多。
南方日报: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吴建民:一方面,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是必然的,它追随国际关系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移动。另一方面,转移还处在初期。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伊朗等国,已经耗费了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政治精力。
至于这个转移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要看我们如何应对。去年,我去巴厘岛开亚太小组会议,会上有些人援引2011年11月25日《华尔街日报》刊登的由澳大利亚前任国防部长撰写的文章,文章提出奥巴马主义,并把它与杜鲁门主义相提并论,认为中美之间可能要搞冷战。
我觉得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的国策是永远不称霸,新“冷战”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而且,我们也不能容许新冷战的发生,它的结果将使亚洲崛起的势头中断,最终两败俱伤。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用大智慧来处理这个关键问题。
南方日报:您所说的大智慧是指什么?
吴建民: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其中提到要扩大同各方利益的共同点,在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利益共同体,实现共赢的局面,这就是大智慧。
大智慧与大利益相联。21世纪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保持发展势头。这个势头是中国人经过100多年的艰苦奋斗才争取来的,如果这个势头因为我们处理关键节点关键问题的失误,可能造成中断,一旦中断,恢复起来代价将十分巨大。
南方日报:有人说,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比以往严峻。您怎么看?
吴建民:严峻不严峻,得看如何应对?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对了,柳暗花明;思路错了,寸步难行。今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问美国,强调始终要抓住中美双方共同利益的主轴。中美的分歧很多,但是过去40年来中美关系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就是依赖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都希望太平洋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以及基于共赢的经济增长。
对于中美关系,我们应当沿着习近平副主席的思想:“太平洋很大,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如果选择对抗,形势当然会走向严峻。
谈南海局势
极端民族主义要不得
打就能解决问题?很多人以为打仗打赢了就好,其实不然,反而会让中国的周边局势陷入混乱
南方日报:去年以来,在中国南海,争端频频发生,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走“平衡外交”路线,试图拉拢“第三方”进入南海。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南海地区日益复杂的局势?
吴建民:关键是弄清中国的大利益、地区的大利益、世界的大利益是什么。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大利益,南海问题是有分歧的,但也有共同利益。我们应该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思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南方日报:有学者和网民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激烈,认为中国应该更为强硬,必要时采取武力措施。对此,您怎么看?
吴建民:打就能解决问题?很多人以为打仗打赢了就好,其实不然,反而会让中国的周边局势陷入混乱。
两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联合国大会上就说过,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后手段已经过时了。看看美国人发起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战争,它们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一个力量对比如此严重的不平衡战争,不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还给美国、欧洲带来了一堆难题。
南方日报:您写过一篇文章叫《南海争端,中国克制是种自信》,引起广泛关注,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吴建民:小不忍则乱大谋。我的观点是:爱祖国,也要爱人类,才能站得住脚。在全球化、信息化也已构筑了各国利益如此紧密的智慧地球时代,我们已经不能关起门来只讲狭隘的爱国主义了。中国人自古就有天下观,这个天下观不应只限于中国,而是世界的。
希特勒爱德国吗?当然爱,但他搞民粹主义。今天的青年人要有广阔的视野,要胸怀天下。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要不得。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会失去朋友,会被孤立,在今天,孤立就是一场灾难。
南方日报:对于民粹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应该怎样引导?
吴建民:其实我们要相信中国老百姓大多数是理智的,有一个沉默的多数。极端的东西,多数老百姓是不赞成的。中国人是很善良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友善的民族。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人搞民粹主义:一种是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看不到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人,他们还保留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眼光,犯了时代错误。还有一种人是出于既得利益的需要,在美国就有人喜欢煽动紧张情绪,国与国关系一旦紧张,军火就好卖。
南方日报:做这种引导工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有可能引来非议,被批评甚至被谩骂。
吴建民:真理不就是不断地迎接各种谩骂之后才成长起来的吗?今天的中国在走向世界的时候,要有人出来讲几句话,这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极端的民族主义任其泛滥,最后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
谈叙利亚问题
国家看法不同很正常
国家的看法不同,这在联合国再常见不过了。每个国家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立场,发表自己的观点
南方日报: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中国两次投反对票,招致美法等西方国家不满。这会不会影响中美、中法关系?
吴建民: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国家的看法不同,这在联合国再常见不过了。每个国家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立场,发表自己的观点。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吴建民:中国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应该始终坚持以下几条原则。第一,主权平等;第二,国家由谁来领导,由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说了算;第三,出现争端要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不应诉诸武力;第四,争端应该通过对话来解决;第五,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主导作用。
南方日报:您曾是中国驻法大使,怎么看待当今的中法关系?
吴建民:总体是好的。虽然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法之间有过不愉快,但后来双方达成了《中法联合公报》。去年,法国总统萨科齐来中国好几趟,他是愿意发展中法关系的。
谈公共外交
向世界说明中国
这项任务很繁重
目前,世界对中国的疑虑、担心乃至恐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所以向世界说明中国这项任务是很繁重的。向世界说明中国,政府可以做,社会各阶层人士和民间人士都可以来做
南方日报:前几年,中国有很多开展公共外交的绝佳机遇,比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但接下来几年此类大型国际盛会相对较少,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新亮点在哪里?
吴建民:开展公共外交,根本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目前,世界对中国的疑虑、担心乃至恐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所以向世界说明中国这项任务是很繁重的。向世界说明中国,政府可以做,社会各阶层人士和民间人士都可以来做。
过去国与国之间都是官方的政治关系、贸易关系,官方外交非常重要,但现在国与国之间依存度大大加深,官方外交已经远远不够了。开展公共外交,利用大型活动当然很好,但细水长流更加重要。在文明和文化传播的历史上,潜移默化和口耳相传可能更有力量。
南方日报: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有疑虑?
吴建民: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整个世界在变,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亚洲的地位在上升,而中国崛起是亚洲崛起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经济连续十几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未有过也不可复制。第二,苏联强大后搞霸权主义,把苏联共产党的名声搞坏了。人们很容易把对苏联的印象套在中国身上,不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第三,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经济陷入衰退,但中国反而还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个反差很大,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有很强的失落感。第四,随着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在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外交、安全政策,出现了各种不同,甚至有比较极端的声音“中国同某国必有一战”。这些让外国人对中国的疑虑乃至恐惧在增加。
南方日报:本届全国政协外委会在推动公共外交方面做了许多有影响的工作,今年将换届,据您了解的情况,下届外委会是否还能继续保持政策的连贯性?
吴建民:政策是否延续要看实际需求。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需求,正在逐步增强。公共外交工作作为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也要加强,这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换届之后,公共外交的工作不仅不应当减弱,还应当加强。
南方日报:广东是中国最早一批成立公共外交协会的省份,广东要搞好公共外交,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吴建民:要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首先广东海外联系特别多,侨胞多,外向型经济发达,同世界相互依存度很高。全中国5000万海外侨胞,3000万祖籍在广东,这些侨胞与当地政府、社会有紧密联系。其次,跨国公司全球500强很多公司在广州设有机构,这些跨国公司对各国政府政策都有影响。广东开展公共外交,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资源。另一方面,广东走在改革开放前列,储备了一批人才,动员这批人才和力量,对国内外发展都有益。(赖竞超 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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