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美国有关战略能力与脆弱性的态度与政策时，报告认为受到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大天然屏障的保护，美国曾在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不脆弱的国家。但在其国力逐渐走向强大的过程中，美国逐渐变的脆弱。从1950年到1990年，美国人一直生活在前苏联核打击能力的阴影中。特别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人的脆弱感升至顶点。而2001年的“9/11事件”再次让美国人感觉到了这个国家的脆弱。此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的扩散、疾病传播、毒品、非法入境、国际犯罪和网络攻击都增加了美国的脆弱感。之后，报告又指出，美国需要在许多领域与中国保持相互战略克制，并提到了与之相关的战略脆弱性、政策和潜在利益。

　　在核武器方面，用奥巴马的话说就是，“采取具体措施减少核武器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从而威慑他国入侵，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认为核武器唯一的作用就是威慑他国的核打击。美国在考虑与中国进行作战时，核武器的作用并不突出；因为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来说，中国的威胁不太大。美国2010年发布的《美国核立场评估》报告呼吁，与中国和俄罗斯保持“战略稳定”；这可被视为美国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相互核威慑。即美国认为在回应中国的常规入侵时，没有必要动用核武器；因为中国具有进行核报复打击的能力。《美国核立场评估》报告并不认为中国的核威慑引起了国内民众的担忧，或者政治领域的抨击。美国更担心的是伊朗和朝鲜的核武器，因此它一直在发展能够阻止这些威胁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一再表示，导弹防御系统还没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不过该系统当前的能力也不足以抵御中国的核打击。因此，这表明美国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但它实际上承认两国的相互核威慑降低了美国的脆弱性。

　　在太空问题上，美国的民众并不是太感兴趣；而美国政府则非常担心其卫星的脆弱性，因为美国对卫星的依赖正在不断增加。2010年发布的《国家太空政策》报告宣布，“太空自由关涉重大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如果有国家干预美国对太空的使用，这将被视为敌对战略行为，将采取措施进行遏制。但是，抵御他国对威胁的打击非常困难，而要复制卫星也非常昂贵；因此，美国认为威慑是降低卫星脆弱性的重要手段。《国家太空政策》提到，“美国视自己的卫星为重要的国家利益……并将对那些攻击美国卫星的国家做出恰当的回应”。尽管美国不排除用多种手段报复中国的卫星打击，但威慑及一定的报复行为则是更为可靠的手段。报告同时也提到，美国呼吁加强自身的太空优势，并非是要阻止他国对太空的和平使用。总的来讲，因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依赖卫星，而同时又难以充分保护自己的卫星，它可能在战时把太空划为他国的禁区。不过，美国又对中国的反卫星能力感到纠结。美国认为，中国是能够对其卫星造成威胁的主要国家。但是，中国对卫星的依赖也在增加，如果中国攻击美国的卫星，美国也可以摧毁中国的卫星。甚至中国没有采取打击美国卫星的措施，美国也会这样考虑。

　　另外，网络也是美国非常担心的一个方面，而且它在网络方面的意图也还不清楚。奥巴马曾宣布，“美国21世纪的经济繁荣将取决于网络的安全”。曾有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提到，“网络攻击可能使得对手遏制美国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常规战力，而且网络攻击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并且追踪发起网络攻击的势力也非常困难。网络攻击可能不会带来核打击所造成的大规模伤亡，但是这同样也能瘫痪整个美国社会。”从美国的态度来看，可能既希望与他国保持网络攻击的战略克制，同时将会遏制对手的网络攻击能力。

　　报告的作者认为，美国应该接受中美两国的相互战略克制。如果可能，也应该加强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相互克制。这样会降低不断增加的战略脆弱性，可以使美国腾出精力去处理其他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加强与中国的相互战略克制符合美国的利益。当然，中美之间存在不少问题：贸易逆差、汇率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对中国没有阻止伊朗及朝鲜核扩散的不满。因此，如果中国不想加强两国的相互战略克制；特别是在中国抵制这个概念的时候，美国应该让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战略脆弱性是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美国还应该提出两国进行全面合作，处理这些问题的整体框架。如果中国对相互战略克制感兴趣，美国应该考虑如何控制这对威慑、军事作战需求、地区稳定与盟友安全所带来的影响。整体来看，美国并不认为中国会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接受相互战略克制。

　　报告在谈到中国对美国与中美关系的观念时表示，中国对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观念，主要取决于国内的利益和问题。许多这些问题源自中国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脆弱性。自清末以来被强国入侵，赔款割地让权的屈辱历史，使得许多中国人不断寻求更好的出路。一些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引入中国，寻求民族独立。中国人从近代屈辱历史中总结出“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领导人还认为，国内的软弱和无能招致了外国的干涉和入侵。对历史的认知还因地理安全环境的挑战而得到加强。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而国内有55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大多数集中在边远地区。此外，中国还一直强调台湾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寻求两岸的最终统一。中国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陆地领土纠纷，但与一些国家仍存在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中国提倡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但其领导人也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妥协。尽管它的外部安全环境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但历史、地理挑战等因素带来的问题仍让其感觉不够安全。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一直努力为其经济现代化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一直避免与美国敌对。美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而它一直在中国的许多方面起到了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考虑到两国对抗会付出较高的代价，北京一直寻求与华盛顿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但许多中国精英一直认为，美国试图颠覆中国的政治体系，并一直在围堵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这些都源自两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且美国政治领导人经常在一些问题上批评中国政府，并时常干预中国的内政，比如会见达赖或向台湾出售武器等等。

　　中国则一直在试图通过一些方法与强大的美国进行交往。其中一种就是增加综合国力，来增加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抵抗能力。这就需要关注长期的经济发展，并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对抗。第二种方法就是，与当前或潜在的大国保持积极的关系，阻止美国建立围堵中国的联盟。多数中国的分析专家认为，世界多极化不可避免，中国可以通过与新兴大国和邻国搞好关系，来阻止美国组建反中联盟。第三种方法是，与美国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1996年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支持淡化两国在台湾问题的分歧，同意加强双边在一些问题上的积极合作。小布什在2000年参选时候表示，中美两国是“战略竞争者”；但“9/11”事件以后，由于小布什政府需要中国的合作，这种声调就被降低了。中国试图与华盛顿建立稳定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并不成功，不过北京一直希望扩大与美国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能源及反恐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一贯强调要尊重一个国家的主权，并且从来不会表示应该加强美国的长期主导地位。第四种方法是，加深两国的经贸关系。贸易和投资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稳定的源头，因为这是使双方都获益的重要途径。结果就是两国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多面性和模糊性，既有合作又存在战略冲突与不信任。奥巴马刚上台的前两年，这些方法对中国关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认为，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希望通过多极化来降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金融危机及美国陷入中东问题，让中国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而中国正在崛起。这让他们认为，做决策时无需过多考虑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影响，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行事。在此期间，中国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并在海上争端问题上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中国对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努力制订了更强硬的政策。亚洲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中国一直否认试图主导该地区的相关指责，并强调在本地区追求双赢。不过美国在本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仍然是中国在解决领土和主权纠纷及增加地区影响的最大障碍；而中国的地区目标及反介入能力的发展，也让美国对亚洲盟友的安保承诺面临着挑战。中国已经把核威慑和利用美军对太空和网络的依赖作为应对美国常规力量优势的手段，而中国在家门口所具备的常规力量优势最终会使其转变思维；使其更加关注相互战略克制，来避免两国在核武器，太空或网络等领域发生冲突。

　　中国如何看待武力的使用？它一直呼吁通过对话来使争端得到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进行威胁。这一外交原则与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特别是孔孟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如果问题能够用其他方法解决，中国就不会诉诸武力。过去的经验表明，中国在很多情况下都使用过武力，特别是在面对强大的敌人，自己不具优势的时候。而中国当前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思维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美军和其他强大军队军事理论和经验的研究。中国的战略文化、历史经验和解放军的军事理论都表明，中国会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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