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北海舰队新型战舰编队入役不久就开始实战演练。

　　朱 锋

　　今年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一系列新形势和新特点。地区安全格局出现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调整”，东亚区域安全构造的转型进入了加速期。

　　后冷战时代，东亚安全架构是一个强化美国主导地位、兼容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保持地区热点问题现状的发展模式。然而，近10年东亚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迁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印韩等国持续的经济崛起，全球经济权力的重心正在向东亚转移。地区安全的结构性调整成为大势所趋，这一调整的核心，是在东亚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权力场”后，各主要大国如何来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

　　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更”首先不是政策和战略上的变化，而是微妙复杂的心态、知觉和认知上的变化。中国周边大部分中小国家，如日本、韩国和部分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之后会实行扩张性政策，开始转而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与防务合作和增加自己的军费和防务开支，来牵制和防范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因素”反而在心理和观念上更容易接受，“中国因素”却常常缺乏“亲近感”和“不确定性”，而在后冷战时代上升为了地区安全最主要的防范对象。

　　其次，中国和主要大国的战略竞争开始明显扩展到海军力量、海洋影响力以及海洋势力范围等一系列的新问题。无论是南中国海问题、黄海军演争议还是中日东海及钓鱼岛冲突，海洋问题争议背后的实质关注点不仅是领土、资源的竞争，更是对未来以海上实力、海洋权利、海军建设为代表的远距离力量投送能力的关注。中国海军力量建设和战略走向成了大国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有人危言耸听地认为，东亚已经开始进入新的海上势力范围划分的地缘战略竞争时代。

　　第三、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高调宣示美国的军事力量优势和军事同盟的首要地位，为了“打压”中国和确保美国的区域领袖地位，过多地使用了联合军演、提升军力部署和扩展军事与防卫合作等战略性强势做法。这不仅加大了区域紧张气氛，也让东亚安全环境中对抗的因素抬升。

　　第四、围绕着“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所发生的朝韩对峙已经使得半岛局势急剧恶化，迟迟无法得以解决的朝核危机再度爆发，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外交进程空前低迷。如果半岛局势无法得以有效的控制，不仅朝韩将爆发战火，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甚至围绕着半岛局势问题可能出现新的分裂。一旦朝鲜半岛再度出现局部军事摩擦，即便不是全面战争，日本也很可能借机大规模重振军备，美日韩军事同盟甚至将迅速出现“多边化”的发展趋势。

　　东亚安全局势出现上述战略性、甚至历史性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原因来说，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区权力和财富结构的变化、即“权力变更”是最主要的原因。地区中小国家对中国政策动向的防范和警惕明显提高，不仅为美国 “重返亚洲战略”提供了外交和战略空间，也为区域内部分国家针对中国的安全政策调整带来了需求。

　　从主观角度来说，我们自身缺乏客观、清晰与连贯的外交战略，是当前导致中国在区域安全格局中面临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我们对不断变化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智力储备、心态的准备和政策更新都不足。其次，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助长了盲目乐观主义。不少人简单地认为中国GDP第二，就是中国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第二”、影响力第二和大国地位第二，这种认识既误导公共舆论、更误导政策辩论。第三、我们对于中国周边安全局势的微妙变化与动态发展，缺乏及时和敏锐的跟踪与反应。

　　笔者认为，把握好东亚安全战略局势的未来趋势、化解这一波东亚区域安全格局重组进程中的被动局面，说到底，是要继续重视、稳定和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基本成型，其核心既是为了多方面利用地区政治中的“中国因素”、巩固美国在亚洲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又是“探寻”有效的新方法来对付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避免中国“排挤”美国。目前美国“重返东亚战略”同区域内国家进行的防卫与外交政策调整“高度共鸣”。2010年中美关系的紧张与美国东亚外交“侧重区域”、而不是“侧重中国”的姿态调整有着重要联系。这一结果也必然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环球时报》2010年12月24日 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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