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前段时间上海港机公司的“振华4号”就成功地抵御了海盗袭击，它们的经验有推广价值吗？

　　局成志：我认为“振华4号”的案例有代表意义，但没有普遍性。

　　我是在“振华4号”遇袭1个多小时后得知这一情况的，从当日13点30分左右到17点30分左右参与了后方指挥工作。“振华4号”是一艘经过改造的、运送集装箱门机的船舶，船速为9节(注：1节=1海里/小时)，比较慢。干舷(注：船舶航运中的专用名词，是指船舶在载重运输时应当预留的载重吨位，距离是重载时从水平面到甲板的尺寸)为5米，很低。这使得海盗比较容易登上甲板。

　　“振华4号”的成功客观来说有多方面因素。一是本身的努力，船长正确指挥，船员努力配合，形成团队，采取了有效措施。另一方面，“振华4号”的船体结构十分特殊，整个船体中间是很长的甲板——一般船只不会如此，在船尾则有很高的生活区，从甲板到生活区需要通过两个梯子。船员们在遇袭后集中在生活区并把梯子卸掉，占据了居高临下的优势，用土炸弹和高压水枪将海盗限制在甲板的另一端。

　　该船一直和后方保持密切联系，通过海事卫星5分钟通话一次，使后方对船上的动态都很清楚，能够有效指挥。

　　我认为“振华4号”的脱身，不仅是依靠船员的力量，如果当时没有军舰、飞机及时到达，很难说结果如何。遇袭最初，船长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反海盗中心取得了联系，协调了一架直升机，击沉了一艘海盗船，并把“振华4号”甲板上的海盗逼到了角落。但20分钟后直升机没有油料补给只能返航，我们后方接到信息的时候，飞机已经返航了。我们再次紧急联系反海盗中心，幸运的是，附近海域有一艘马来西亚军舰，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可以赶到出事海域。而另外派出的直升机在半小时内也可以到达。

　　这半个小时是一个双方僵持的时间，对于“振华4号”来说很艰难。整个过程中，我们总体的政策还是把保护船员的生命放在首位，有周旋的余地就周旋，实在不行，还是以保证船员生命安全为第一要务。我们问船长：“你还有没有能力坚持下去？”船长听说飞机还要来，心里也比较有底，他说：“半个小时还可以。”

　　直升机和军舰的及时赶到对海盗形成了有效的威慑，再加上船上的对峙，“狭路相逢勇者胜”，海盗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了劫船。因此派出军舰护航是抵御海盗的最有效举措。

　　护航中的“军民合作，军政合作”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这一次派军舰护航引起了很大关注，请您透露一下整个护航计划是如何产生的？

　　局成志：2008年9月份时海盗比较猖獗，到10月份，我国多家大的海运公司感到压力太大，面对海盗威胁，他们除了继续坚持航运别无选择——否则不但违反合同，自己的航运份额就会被别人抢掉。于是各海运公司纷纷告急，提出请求政府尽快派军舰为商船护航。

　　我们提出这个事情后，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交通运输部、外交部、军方等部门和一些专家反复研究，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举措，关系到能力、补给、国际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大家对此事的严重性和紧迫性都有一致认识。

　　三联生活周刊：交通运输部在整个护航过程中的角色是什么？

　　局成志：从机制上讲，这次护航以海军指挥为主，交通运输部协同配合海军。这次护航最大的特点是“军民合作，军政合作”，实施有效护航，必须保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个比较顺畅、高效的指挥系统。这个指挥系统不是单向指挥的模式，而是交通运输部与海军、海军与军舰、军舰与商船、商船与交通运输部形成了一个循环的信息链。

　　这次护航，我们遵循自愿申请原则，大陆的船舶提前7天向中国船东协会提交申请，由中国船东协会汇总并提交给交通运输部。香港、澳门的船只可以通过两地海事局向国家海事局提交申请。我们的护航范围当然也包括台湾船舶，由海协会与海基会协商并向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提出申请。

　　交通运输部收到船舶申请信息后举行协商会议，对船舶能力等各方面信息进行分析，向海军提供护航建议。在海军指挥部确定最终护航方案后，由交通运输部来通知调度船舶，让船舶在指定时间赶到指定海区。船舶调度上的工作是很细致的。慢的船需要加速，快的船需要减速，而不能在军舰未到达时提前驶入危险区域等候。同时还需要考虑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因为苏伊士运河的闸口是定点开放的。

　　技术设备方面，我们采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通讯手段——船舶动态跟踪系统。交通运输部有海事卫星地面站，只要护航信息确定，就立刻可以全方位跟踪这条船，并且可以视频联系。我们还为此开发了一套新软件。

　　从第一次护航的实际情况看，效果不错。我敢说大的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只是在操作上还需要进一步磨合和完善。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有了军舰护航就万事大吉。该海域长550海里，也就是1020公里，海区太大，军舰并不是全都照顾得到。所以，继续做好船舶的自防自救工作仍然是必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如何看待这次护航的意义？

　　局成志：美国人有个论调：“长年以来，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是由别人来保护的，现在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商船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经办了整个护航事件，对整个过程非常了解。改革开放给我们政府带来了许多启示，服务型政府应该做些什么，这是个很好的例子。

　　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大国，要和其他国家打交道，进行贸易，从长远看，政府必须建立维护我国海外经济安全利益的长效机制。索马里护航不应当只是一个短时期的单独事件，而应该将这样的事件做长远考虑、常态考虑。

　　我认为这次中国派出军舰为我商船护航给我们带来了新概念：作为政府，为了保证我国船舶能在海外正常从事海上运输，面对一些突发性情况，应当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这是一个思路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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