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最大的忧患莫过于忧患意识的丧失。假如我们失去忧患意识，就会荒于对事业的追求，进而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不敢开拓和冒险

　　忧患意识，即人们应有的防患于未然的清醒与理性警觉。它来源于自觉的危机感和使命感，表现为无所畏惧的坚定意志和卧薪尝胆的奋发精神，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不畏强敌的主体思维以及由此焕发出来的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是推动军队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永不枯竭的思想动力。世界上任何一支有作为的军队，都不会在国家安全面前心存侥幸。相反，始终保持着对可能威胁的高度戒备，没有丝毫懈怠。“

　　忽视历史的民族是肤浅的，不懂历史的军队是无力的”。忧患意识建立在对民族历史的深刻认知基础之上，是军人生发危机感的底蕴。倘若对历史文化知之不多，对世界主要国家崛起的历史及本国近代史的了解肤浅，甚至连本民族的屈辱史都不甚了了，那么，忧患意识也就失去了生存“土壤”。显然，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强化，教育内容要与国家兴衰史紧密结合，以鲜活、生动的史实启迪人们了解过去，反思现实，思考未来。

　　长期的和平环境，人们爱听利好消息，喜欢歌舞升平，无论风险多么现实，在潜意识里也会反感或回避，结果是对忧患熟视无睹。这种情绪，随着和平期的延长而蔓延。这个周期越长，忧患意识衰减度越大，“当兵打仗、带兵打仗、任期内打仗”的意识日渐淡化。在这种情绪的渲染下，安逸享乐有了市场，追逐名利风气盛行，形象工程左右决策，成为难以破解的迷思和顽症。这便应验了一位伟人的名言，“太平景象最能带来的一种危险，就是使人高枕无忧，而保持适当的疑虑却是防患于未然的良方”。所以，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帕斯卡尔说：“21世纪，没有危机感是最大的危机。”

　　对忧患的理解，不能始终停留于意识层面，只有对其本质的深刻认知，才能防止定位偏差

　　历史反复证明，国富不等于国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愈发展，愈需要强大国防提供安全保障。如果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安全保障就是确保发展的第一要务。哪里有发展需求，哪里就有安全呼唤；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军队提供安全的使命就延伸到哪里。当代，国家利益之争不再局限于领土、领海和领空。只有树立符合时代的“大安全观”，提升与国际地位相一致的战略能力，方能实现国家利益安全的最大化。

　　我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进口国15年来，目前已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之一，大量的石油运输通过马六甲海峡，在每天通过该海峡的所有船只中，近6成属于中国。一旦马六甲海峡及其他战略通道遭遇封锁，就可切断从中东到亚洲的整条运油航线，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关闭该地区的石油“阀门”，就像抽掉巨人身上的“营养管”。应当承认，我国还不具备确保海外能源、投资安全的能力，也难以保证战略通道不受外力袭扰。现实让我们切身感受到风云骤变的如雷潮声，看到与对手战略能力的巨大落差。在“丛林法则”盛行的国际竞争面前，强大就是公理，实力就是尊严。时不我待，我们只有奋起直追，提升我军快速反应和战略处置能力，才能在危机面前处变不惊，进退自如。

　　“无备则生忧，忧存则生患”。忧患源于防而无备，哪里有忧患，肯定是因为那里戒备松弛。防患之根本在于有备。强化忧患意识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现实威胁中找到排忧解患的良方妙策，真正具备消弭忧患的物质手段。2008年美国军力报告称，“中国若要打败一个中等规模的对手，至少需要几年时间扩充军备，在2015年前不具有对远地发动与维持小型战斗的能力，10年内也无法对远地发动与维持大型军事行动”。

　　历史的教训太深刻！1840年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凭16条军舰、4000名陆军就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来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更使中国蒙受奇耻大辱。西方列强欺凌宰割旧中国靠的是什么？就是坚船利炮。今天，虽然中国的国防日益强大，但在高尖端武器发展上，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很远。仅举一例：美军的F-22猛禽隐形战斗机，能在500公里内发现1平方米的目标；与F-15、F-16对抗，创造了击落“敌机”144架而自己无一伤亡的“神话”；两架F-22对抗竟相互发现不了对方，其战技性能和隐形效果可见一斑；F-35“闪电II”联合攻击战斗机，目前也已完成试飞。同时，美军成功研制出时速5000公里的飞行器，若能转化为作战平台，势必对战争形态造成新的冲击，引发新一轮作战变革。无独有偶，去年9月，俄军成功试爆真空航空炸弹，其能量超过原子弹和氢弹。强化忧患意识要有世界眼光，在横向比较中感受危机。

　　战争胜负决于战场，但决定胜负的环节却隐藏于平时的竞争之中，直接表现是武器装备的研发速度和质量。这些，取决于一个国家国防工业的发展规模和创新能力。应对潜在威胁的策略不能太宏观、太笼统，必须清晰而具体，把意识物化于现实，将观念转化为行动，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实力，把忧患变成有战略支撑的从容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