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日

　　领队 何明礼

　　上半夜我值班，昨晚看到的满天星星都跑光了，天空海面都是黑压压的，空气静止了，四周罩着一层闷气。船长像个石像一样在驾驶舱站的高高的，我坐在驾驶舱边上的绞盘 ，一只眼看前面的海，另一只眼看水深计。我们的防灾意识都提高了，谁值班都是稳稳的站着，要么在驾驶舱，站腻了就到船头去看。六岁就认识的香港死党老友大头送给我的口琴，现在正好派上用场，我坐在船头的橡皮艇上，吹着不为人知，没名字的香港老曲，小时候隐约听过的圣诗。

　　凌晨五点多起床，一直想着要航拍的事，没睡稳。我们还是按老规矩，用200斤肥肉开帆，白屁股收帆。一点风也没有，我们老开机器，云厚厚的盖着，一颗星也没有，有时还下起雨来，消极的想法充斥我们的头脑，这种天气，直升机还会来吗?我们每隔十五分钟就打电话问一次，直升机甚么时候来?电话另一端每次都坚定地说，一定来。

　　东方的天空开始亮起来，我们看着，变天了。半小时的光景里，乌云一扫而空，清风扑面。大海如果有星座，那一定是双子座，她喜欢，就会在你最低落的时候给你意外惊喜，为你的创作锦上添花，她郁闷，就会在你低落的时候让你更加倒霉。这天她高兴，也让我们高兴。直升机奔来的时候，我们还穿著红红的雨衣，在白船黄帆之下显得特别醒目。我们使劲地挥手，迎着直升机的动作在甲板上来回运动，七个人，一条船，一架飞机，在大海上跳起探戈来。直升机驾驶员看来是越来越兴奋了，横着机身冲过来，要么就在桅杆上擦顶而过，要么就来一个蜻蜒点水，在船旁十几米急剎车，然后啸天而去。一次比一次贴近，直至螺旋桨的湍流快要把船吹倒为止。最近的一次，直升机就在海面上三四米，停了四五秒，王院长和德基在机舱边上一个蹲的一个坐的，好象快要掉下来，德基兴奋得直喊”Good shot! Good shot!”王院长在他旁边不停的摇着镜头，测光、快门、测光、快门，拍了三四张，接近得好象能听到快门声。最遗憾的是我的摄影水平有限，手上的数码相机反应太慢，没能捕捉到这戏剧性的一刻。

　　几个小时后，我们开到邦喀老岛。德基和几个记者乘船出来迎接我们，这时我才知道德基是谁。我在香港总部见过他，不知道他是干甚么的。直升机上的德基只是一个扛着摄像机，身材矮小的人，看不到脸。船上还有另外几个摄影记者，嘚嘚突然兴奋地大喊，”你看，是女摄像啊!”我眼睛已经没以前般锐利，我看出是个女的，但看不到有甚么值得嘚嘚那么兴奋。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停泊在邦喀老岛东岸中部一个码头旁，岛主杨忠礼已经在码头旁等候了。

　　关于我们在这个岛的活动，我之前只有大概的概念，作为领队，我很想在最短时间内作出最详细的安排，但我一上岛，就被一股莫明奇妙的感觉渗透着，让我完全放松，甚么也不去想。杨先生在码头旁的茶座举行记者会，作了简短讲话，记者凑前来向我们提问。我后来看看记者会的照片，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这岛上的每个人，包括刚来的记者，脸上都没有半点紧张的神色。这些脸孔加起来的感染力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会上还有更让我感动的地方，杨先生为我们准备了几箱礼物，都是对海上航行最实用的，食水、干粮，还有凤凰号最缺的:干净的衣服。没有甚么精美的包装，也显不出杨先生的财富，送礼也不讲究排场，但真挚的关怀才是最重要的。

　　我住进房间里，厕所浴室比我在香港的家还要大，我坐在马桶发呆。在船上坐马桶，木门就在鼻尖前。这里你眼前是个窗，相距五六米，触手可及的只有卫生纸。我享受着这个奢侈的空间，直至和杨先生吃饭的时间到了。

　　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我从小就把自己定性为草根阶层，可是和马来西亚首富之一的杨先生吃饭，我感到很自然。杨先生很随和，我们的话题当然离不开杨先生的财富和事业王国，杨先生说起来，就像在说着别人的事。

　　下午杨先生要往吉隆坡，后来我才知道杨先生把自己的直升机让给了院长那天早上赶回吉隆坡，自己要乘船再转车走三个小时，这就是岛上的待客之道。

　　下午，多家报社趁阳光正盛，纷纷到船上采访。其中包括早上见到的那个女摄记和她的女同事。两人较年青，特别是那个文字记者，特别淘气，老绕着船长和我俩，一起拍照。

　　他们俩本来当晚就要回吉隆坡总社了，但我们说好了给他们专访，他们当晚就留下了。我为了剪新闻片，晚饭迟到了。饭后与记者聊天，让他们看我们之前发的新闻片，我们也趁机会回味一下凤凰号经过的每一站。饭后我们上船传片回香港，两个小妮子穷追不舍的跟着来。小淘气在甲板上和船长聊着，他们都不愿意呆在船舱，倒是女摄记和她的同行兼好友呆在舱里，看着我传片。其它记者到船舱都是看看设备样子，要我装装工作拍个照就走。真正看着我们完整地操作一次的只有他们俩。女摄记不是文字记者，跟他们聊天比较肆无忌惮。聊的都是摄记的行内事。她和她的摄记老友虽然同行竞争，但更多的是互相帮助。香港的报业竞争太激烈，恶性竞争往往把同行的情谊都牺牲掉了。我所认识的摄记都是大块头，皮肤黝黑的粗汉。这位女摄记比较像个作家，白皮肤，个小子，和我一样矮，就是腿特别长，让我印象深刻。长腿妹不服气的说，个子小钻来钻去比大块头方便啊。其实她没有说到最重要的一点，女孩子看事物跟男孩子不一样，拍出来的照片比较有特性。

　　天开始下雨，他们在甲板呆不下去，大伙儿就转战船长的房间，长腿妹记得很清楚，她离开前告诉我:记得要来啊。我当时没听明白，也没有记在心里。我倒是记得小淘气叫我记得去，别把她俩丢在船长房里。我传片晚了，气急败坏的赶到，一冲进门，没事啊，两个摄记，一个小淘气，根本没人理会我。我们就在船长房里闹着，小淘气一本正经地提问，你别小看她这小淘气，这是记者的必杀技，好让你放松戒备。

　　轮到我的访问，我讲的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在这段路程前后的心路历程。还有三个人的关系。小淘气会听广东话，那我就用广东话说，船长不会听广东话，我就说得更放胆。可是船长真的不会听广东话吗?还是他甚么都听进去呢?

　　访问过后，长腿妹嫌我身体语言太少，要我坐在椅子上装说话做手势。我不会装，一双手在胸前挥舞，好滑稽。要是我有机会拿着她的相片，一定会把它毁尸灭迹。

　　后来我们溜到阳台谈天，免得影响他们的录音。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看不到海，只能听到浪涛，不知谁把门关上了，我和长腿妹各挨一边，面对面的聊了几分钟。聊甚么我忘了，只记得我端祥了她的腿好一会，的确很长。其实那时气氛很好，我也想多聊一会，但是被关上的门又打开了，我们也再没理由呆在阳台。几番扰攘后，我们各有心事的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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