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荣与甲午战争

　　论文提要

　　俞祖华 刘 虹

　　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中日力量的较量，而且也为国内权利之争与更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在权力之争之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位学者，他也在密切关注着战事的发展，积极上书建言献策，进而请缨回籍办团练以亲自迎击日军。他即本文的主人公王懿荣。本文将试图探讨作为学者、文官的王懿荣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张、行为、政治倾向及他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的。当然，由于处于中央政权的边缘，他对甲午战争、对当时政局影响并不大，但其忠孝节义、公忠报国之心及其并非空谈的对民力的重视，却为甲午战争增添了光辉而独特的一笔，也为我们体察甲午战争中处于中央政权边缘的学者的见解与主张增添了新的一例。

　　王懿荣与甲午战争

　　俞祖华 刘 虹

　　王懿荣(1845—1900)，山东福山人，字正儒，号廉生、莲生，谥号文敏，我国清末著名学者，在金石学及古文字学方面很有造诣，被后人誉为甲骨文之父。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甲午战争中曾再三上书，建言献策，进而回籍办团练以亲自迎击日军，后在八国联军侵华中任京师团练大臣，抗志不辱，率眷自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感人一幕。

　　出生于官宦兼诗书世家的王懿荣，经八次乡试始中进士，在庶吉士教习馆肄业后，先后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馆、会典馆纂修帮总纂官、磨勘试卷官、翰林院试讲、庶吉士教习、翰林院侍读、南书房行走、起居注官及国子监祭酒等，因而他一直是以文人、学者的身份活动于晚清政局中的。本文将试图探讨这一处于中央政权边缘的学者、文官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张、表现、政治倾向及他是如何看待战争失败的原因的。

　　一、

　　对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日本已经蓄谋已久，中国若不放弃在朝鲜等的权利，战争将不可避免。对于日本的挑衅，朝廷政要之间意见不一。有的希望通过其他国家的调停，避免这场危机；有的则主张积极备战。虽然这种分歧部分出于个人的见识不同，但其深层原因却来自于久已存在的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战事的逆转直下，朝廷内部冲突也逐渐明朗化，最终围绕和战问题，形成了两派：以光緒皇帝、翁同和为首的主战派和以慈禧太后与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

　　甲午战争爆发之时，王懿荣刚被任命为南书房行走兼国子监祭酒。对于其战前的态度，由于没有资料已不可考，但战争爆发之后，他是积极主战的。

　　1、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在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挑起了战争。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战争正式爆发。战争刚一开始，形势便对我方很不利。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同时告急，8月中旬，平壤失陷，黄海制海权丧失，北洋海军受重创。然而就在这紧急关头，清廷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忙于筹备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为举行庆典，清廷早早就成立了庆典处，专管办理庆典事宜。庆典期间，凡慈禧太后由颐和园皇宫所经过的道路两旁，街道铺面要修葺一新，并分段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景物。点景工程共分6段，每段需银4万两，60段约需240万两。王懿荣对此很是不满，于是于九月一日上折《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虽然王懿荣要求暂停设点景的主要理由是在颐和园、皇宫这么重要的地点设景，万一有倭人混入，以瞻仰景点为名，“变生肘腋，恐非六班及周 直宿诸大臣一时所能猝办”。表面看是为安全着想，但最后却指出慈禧七十大寿近在十年，况且“将来红旗报捷”，可“随时补行，何时非万寿之时？”[1]可见，王懿荣的言下之意为事有缓急，朝廷现在应集中力量、集中精神对付外敌，等胜利之后再补办庆典也不迟。

　　2、对战事不满，要求启用恭亲王奕讠斤

　　平壤失陷、黄海海域丧失之后，主战派纷纷指责李鸿章等犹疑不定，一意主和而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以致贻误战机。进而他们提出应转换政局现状，一方面再度猛攻以孙毓汶为首的枢臣，另一方面则纷纷请用秉国二十余载，又息影十年之久的恭亲王奕讠斤。而作为学官的王懿荣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九月一日，王懿荣上了两道折，一是《时势孔亟，请召用亲贤疏》，一是偕同王文锦、吴树梅联名奏上的《请召用恭亲王疏》。奏折中对当前的军事很不满意，认为“救兵虽多，漫无统制，无争胜之意，有相妒之能”，因而“列城瓦解，事在意中”。他希望能重新启用“曾办军务，通晓洋情”的奕讠斤辅佐在皇帝的左右，以重新“布置将帅，联络与国，震慑强敌”，最终“上佐宸谟，下孚众望”。[2]可见，王懿荣对奕讠斤赋予厚望，希望他的复起能扭转战局。有书云，恭王之出山，实德宗与清流人士合谋以促成者。殊不知，王懿荣、王文锦、吴树梅等学官在其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就在王懿荣等上折的这一天，恭王奉旨召见，懿旨亦随下，“着在内廷行走”。随又下诏：派管总署及海军衙门，并会同办理军务。[3]

　　3、反对轻许议和，主张坚决抗战

　　然恭王出山之后，不仅没能稳定进而改变战局，且竟追随太后之后，力谋促成和议，而成外廷中和议运动之中心人物。这不仅使主战派大失所望，王懿荣的失望之情也是可想而知的。随着战事的步步恶化，以太后为首的主和派渐渐抬头。其实早在九月初，一场和议便已在悄悄的酝酿了。只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意见不一致，且日本亦拒绝外人干预，而终于无成。然随着日军渡鸭绿江，九连城败讯至；随之又金、旅告警，京师人心惶惶，纷纷迁徙，谣言四起。[4]面对危局，主战派无策可施，而主和派则又开始新一轮的寻求谋和之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懿荣于十一月初四日(11月30日)，奏上《详度夷情审量时局疏》反对轻许议和，主张坚决抗敌，“趁此大兵云集，精厉士马，厚积军火，肃清海隅，使其畏服，切誓有坚不敢再犯之心”。他相信如果轻言议和，偿付巨额赔款，必然使敌人“挟我之资”而秣厉重来，“是益寇粮而资之盗也”，而国家将不得不用财政的一半用于支付赔款，从而有内溃之患。[5]这道奏折，表达了他坚决抗敌的决心。

　　由上可见，王懿荣对甲午战争的态度非常明确，即停止糜费、集中力量、任用贤人、抗战到底。而且王懿荣的主战主张并不仅仅限于空谈，随着战事的发展，他进一步谋求将之赋予行动。

　　二、

　　虽然中国政局或和或战，意见不一，但战事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继续进行。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日本从国内调派一支军队抵达大连湾，与入侵辽东半岛的部分日军汇合成新的军团，以大山岩为司令官，共计2万人，由联合舰队25艘军舰、16艘鱼雷艇掩护，攻击山东半岛。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1895年1月18、19日)，日本海军派“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驶到登州(治所在今蓬莱)海岸，对府城进行炮击，并击中了蓬莱阁。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军攻陷成山和荣城县城，包抄威海卫后路。山东巡抚李秉衡派兵与敌在枫岭、桥头等地交战。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五日(1895年1月30日)，日军向威卫南邦诸炮台发起进攻，同时联合舰队从海上发起攻击，威海卫后防诸要塞全部落入敌手。

　　眼看战火蔓延到自己的家乡，王懿荣愁虑仿徨，眠食俱废。他上疏请求回籍兴办团练以抵御倭寇。他在奏折中指出：自己的老家福山地处滨海，距威海百八十里，是渤海南路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地一失，大局瓦裂”。胶东半岛军事防御力量薄弱，虽有山东巡抚李秉衡公忠廉介，坚持抗敌，但因上任不久，兵力单薄，武器陈旧。而自己十六七岁时曾随父亲办理登州海疆一带团练，有一定的经验和旧关系。现在时值国家危难之际，惟有恳求皇帝准许他回籍“会同抚臣办理团练，兼事招募”。他还指出，眼下军情紧急，刻不容缓，“非有得力军干，迅速赴援，不足济急”。因此建议皇帝派自己的堂弟、陕西永兴军记名提督王鸿发驰援威海，以解威海之围。他还奏请皇上恩准莱阳籍的翰林院编修王土序，黄县(今龙口)的族兄翰林院检讨王守训，荣成籍的前宿松县知县孙葆田等一起前往胶东，协助自己办练团练。[6]��

　　同日，王懿荣的妹夫，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向朝廷建议，在“孤军恐难久持，援军缓不济急”的情况下，由山东巡抚李秉衡“晓谕荣成、登州一带居民，各集团练义勇，协助官军击倭”。[7]光绪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令李秉衡催促地方文武赶紧办理，同时允准王懿荣回籍办团练，同时颁发饷银2000两，以作筹备之资。其实，早在十二月初十日(1月5日)，和议事宜已由中国政府公开宣布，正式进行。然和议一直由太后主持，光绪和翁同和等则甚不愿和。批准王懿荣回籍办团练之事，说明光绪帝在这时还不愿放弃最后的希望，而在如此不堪的战局和如此复杂政局下任用王懿荣，说明光绪帝对王懿荣相当的信任。这对王懿荣来说也是莫大的殊荣。

　　王懿荣接旨后，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95年2月13日)承领所需银两后，于二十二日(2月16日)由京城束装出发，立即赶回原籍。他在回登州途中沿路考察直隶及山东各州县举办团练的情况，并随时向朝廷奏报，“臣此次沿途，经过直隶及本省各州县地方，亲加访问正在举办的团练”，“畿辅以顺天所属之良乡六里河，东省以青州所属之昌乐较之为齐整，而莱州之潍县民团尤属认真，此皆逼近京城及东抚住扎之区”[8]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王懿荣于2月13日抵达莱州府，面见山东巡抚李秉衡。至此他才知道威海已经失陷，北洋海军于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他刚离开京师时已全军覆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参将杨用霖等自杀殉国。王懿荣不顾旅途劳累，与李秉衡商谈布防和巡视团练有关事项，在十几天内巡视了登州所属十县团练巡练情况。在蓬莱阁北山炮台视察结束后，他亲笔题写了《郓城夏公印辛酉字庚堂德公牌》，表彰提督夏辛酉率守军向日三舰发炮轰击，使“吉野受此一惊，急旋舰身躲避”的事迹。��

　　王懿荣奔走各县，积极联络、多方筹措，完全有可能组织起一支强大的民团武装。然而，就在王懿荣回籍办团练之时，朝廷政局却正向着议和派的政治倾向倾斜。在北洋海军全部沦陷后，即正月二十八日，和战两派已不再针对是和是战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是对于议和中是否割地而大起干戈。二月，吴大澂、宋庆先后又有牛庄、田庄台之大败，在主战派看来，虽有诸多的不情愿，但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李鸿章于二月二十三日到达马关，三月二十三日终在草约上签字。“俯仰东南天半壁，酒酣砍地泪纵横”。[9]消息传来，王懿荣悲痛欲绝，以刀砍地，恨声连连。民心可用，清廷却弃之不用；宝刀可以杀敌，而今锋芒何向？！自己希望指挥民团像先贤那样保家卫国，但看来是报国无门，只能徒叹山河破碎了。

　　三、

　　此番请缨抗敌虽未能如愿，但王懿荣却对此次战争有了更多地了解。在他看来，战争中存在着许多导致失败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朝廷不知民心可用，看不到下层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反对侵略者的巨大力量。王懿荣指出“莱阳、栖霞西南乡一带人，最彪悍”，为使他们郡的“冢墓不至沦入异域”，他们愿意组织起来，“愿出连环保结”，“死丧断不相怨”。表现出誓死保卫家乡的豪情。然而清廷却弃置不用，不仅不信任人民，还伤害了民心，以致百姓群言“官募断断不出”。王懿荣认为在外敌当前之时，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利用。即“黔、蜀哥老之魁杰”和“回家投诚之孙”。他在这次回乡办团练时接触了具有这两种身份的人，“一称有敢死之党三千余，一称素养马队五千余，若一旦用时声呼即至，马匹且不须买，并能冲抄，不须侦探”，王懿荣对他们的力量给于了相当的认可，认为凭借他们的力量，再“加以乡里子弟可得万人”，并且“乡先生有智谋可用者，亦得数十人”，“将来若有台澎之举”，根本“不须乞外洋保护”，他不无豪迈的说，“且不愁海面无兵舰，只此一片净土，老熊当道卧，豹子焉敢过也”。[10]

　　第二、各将帅之上无统一的指挥者，因而相互制肘。如王懿荣在要求重新启用奕讠斤的奏折中指出各将帅，“漫无统制，无争胜之意，有相妒之能”，因而“列城瓦解，事在意中”。[11]而在与张之洞的书信中谈及团练的经历时，王懿荣明确指明将帅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倚势的重要性，“蛇无首不行”，“人心甚齐，最为可用”。[12]如果所有的部队齐心协力的抵抗，孤军深入的敌军是难以取胜的。王懿荣还看到，由于湘军、淮军等具有私军的性质，因而不宜调度，不愿受其他将帅的控制。如他在请缨回籍办团练时便指出荣成失陷的部分原因在于“淮军水师倚势李鸿章，不遵该抚约束”。[13]该抚即李秉衡。

　　第三、将帅的素质太差。对地势的了如指掌和有效利用是制胜的必要条件。然而那些指挥作战的人却“昧于地势”，盲目抗战。王懿荣针对登州地势言，“沿海营圈遗迹了然，皆前明基址，针对海口水中无礁石，小船可抢岸处所，所安置星罗棋 布，密如散线”，然而指挥官却不了解这些，不利用这有利地形做有效部署。王懿荣愤而骂道：“东省大小将帅王八蛋，鸟足以知之哉！”在这些将帅中，他给了李秉衡很高的评价，“东抚谋国，椎心呕血，自是当今纯臣第一”，然而他同时指出，就是这样一个纯臣，“一不晓洋务，二不知兵事，三且不看京报，以束薪为牛羊，机局太小，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即使有这些不足，然而相对于其他将帅来说，也“已万中选一矣”。[14]

　　第四、军队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王懿荣指出，军队的纪律本来就相当的差，加之“哨一味剋扣”士兵的军饷，致使“兵之所过毒甚于贼”。这种士兵平时对待百姓似贼，奸人妇女、抢人财物，无恶不做，而一旦遇有战事，便望风而逃。“海上诸军，皆凑集远东败卒，巩綏逃余而成”。[15]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再者，兵力分配不均，如胶东半岛兵力就很单薄，武器也落后，在紧急关头援军又迟迟不到，致使“众情惶惑”。在多方力量的建议下，光绪皇帝下令地方文武集办团练，但办团练，购置西洋新式快炮、快枪都需要资金，而户部所支费用明显不足。王懿荣在给张之洞的信里讲到户部支银二千两为筹备费用时，说“大为东抚所诧，渠亦只能于此种事大诧而已”，分明是诧于数量太少。几个月来，王懿荣不仅将这二千两银子全部花光，而且自己还赔上了白银五百余两，“皆所称贷于乡”。[16]就是这二千五百两，王懿荣也觉得“虚耗可惜”，“不敢累国家以度之也”，而将钱全部交还回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慈禧太后和一些官员则全然不顾战争急需，依然大肆铺张浪费和贪污糜费。王懿荣对此感叹道“自有地方大吏，然所耗者，吾土脂膏，宁不痛哉！”[17]

　　四、

　　王懿荣作为甲午战争中的主战者，其主张与当时以清流派为主的主战派相当接近，而且在行动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了主战派的活动当中。王懿荣与主战派在某些方面的不谋而合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迹可循的。

　　首先，官宦兼诗书世家出身的王懿荣，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具有了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良品德。他的父亲曾任四川成绵潼龙茂兵备道，办过登州海疆一带团练，王懿荣当时十六七岁，也跟随其父“周历各口”，“二三豪侠皆所周知”。[18]因而他虽然一直担任文职，但受其父亲的影响，也具有武人的气质。而且，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和民族气节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懿荣从小就敬仰戚继光这位同乡的抗倭名将，童年时即爱读其《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兵书，光绪十五年(1889)他在翰林院供职时，特将翰林院所藏戚继光的《止止堂集》送交山东巡抚张曜在济南重印，并撰写了《重刻戚继光毅公〈止止堂集〉》。所以在这次回乡办团练之中，当莱阳知县徐桂宝钦佩其回郡抗敌的事迹而将自己珍藏的戚继光当年抗倭时所用的宝刀赠给他时，他的惊喜之情难以自抑，特意为此写下了《戚武毅公宝刀歌》。良好家教和英雄气节的熏陶使王懿荣早早树立了关心国家命运，公忠谋国的品质，如在光绪六年殿试的《对策》中，王懿荣便围绕吏治倡廉、人君躬行节俭、整军经武3件国家大事，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19]可见他在练习章句、帖括的同时，对国家大事、对军事便相当关心。对国事如此关心的他，当外敌入侵时，怎能坐视不管？

　　其次，王懿荣忧国忧民、忠贞耿直的品质，使他与清流派较接近，而与慈禧太后等则显得格格不入。如在光绪十年，他任会典馆纂修帮总纂官之时，曾针对某些京官利用朝廷允准各省督抚通筹外销闲款为京官津贴之便而不择名目滥筹、滥发的情况，上书《京员津贴银两更定名目疏》，建议朝廷“妥筹闲款，更定名目，作正开销，既维士风，亦端政体”。尽管已经估计到 “此疏一出，望者嫌怨，议者违驳，至所讥弹”，但为了遏制“一世士风，江河日下”的状况，表示决不随风逐流，遭到非议“亦所不避”。[20]再如甲申政变之后，他不顾慈禧太后的淫威，上书《醇亲王位分尊崇，请恪遵御论收回成命疏》，反对慈禧太后给予醇亲王太大的权利，认为以醇亲王的身份(皇帝的父亲)，不如让他“颐养闲居，长承天眷”，以维持纲常伦纪。[21]尽管其理由充满了纲常伦纪等迂腐观念，但其忠贞耿直、直言敢谏的政治品格怎能与围绕在慈禧太后身边的势利小人混在一起。最为鲜明的是他所上的《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矛头直指慈禧，恐怕比清流派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太后不顾国事，只顾自己享乐的行为，对于早就提出君主必须“躬行节俭为天下先”的王懿荣来说，肯定是极为不齿的。

　　再次，从王懿荣的社会关系来看，他和清流派关系比较密切。作为清流派主将之一的翁同龢与潘祖荫均是王懿荣的老师，三人在金石学方面也有着共同的兴趣。《清史稿·王懿荣传》云“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其学”。因而，翁同龢、潘祖荫对王懿荣相当的器重和关心。清流派之健将张之洞与王懿荣既是至友，而且张之洞还是王懿荣的妹夫，故而二人关系也非同一般。此外，清流派之一的吴大澂，与王懿荣同为进士出身，且也擅长金石考古，因而与王懿荣关系也很密切。同治年间，王懿荣、张之洞、潘祖荫、吴大澂等均在北京，因而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聚会。如同治十一年七月五日(1872年8月8日)，潘祖荫邀请京师名流聚会，纪念东汉大学者郑玄的生辰，参加集会的11人当中便有张之洞、吴大澂、王懿荣。此外，王懿荣与张之洞、吴大澂等均有书信往来。此种关系说明他们之间有着相近的性情、共同的兴趣，在政治主张上的相近和互相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虽然在甲午战争期间，王懿荣在政治上倾向于以光绪皇帝和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但并没有卷入到当时的政权纷争之中。在很多问题上，他仅是从忠孝节义、公忠报国的立场出发，就事论事，因而持论较公允，如其对主战派一向所器重之李秉衡的评价，既指出其公忠廉介的一面，又指出其不足，皆从事实出发。由于处于中央政权的边缘，他对甲午战争、对当时政局影响并不大，但其忠孝节义、公忠报国之心及其并非空谈的对民力的重视，却为甲午战争增添了光辉而独特的一笔，也为我们体察甲午战争中处于中央政权边缘的学者的见解与主张增添了新的一例。

　　注释：

　　[1]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齐鲁书社，1999年3月第1版，第54页。

　　[2]同注1，第55页

　　[3] 见《大清历朝实录》德宗朝卷348，页1上

　　[4] 参看张佩纶撰《涧于日记》甲午下，页30下，十月十二日

　　[5] 同注1，第38页

　　[6]吕伟达：《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山东画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156页

　　[7]同注6，第156页

　　[8] 引自《黄县团练杂记》

　　[9] 同注1，第124页

　　[10]同上，第245-246页

　　[11] 同上，第55页

　　[12]同上，第245页

　　[13]同注6，第155页

　　[14]同注1，第245-246页

　　[15] 同注1，第245页

　　[16] 同注1，第245-246页

　　[17] 同注1，第236页

　　[18] 同注6，第155页

　　[19] 同注1，第366-370页

　　[20] 同注1，第17-18页

　　[21] 同注1，第22页

　　相关专题：甲午海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