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期的李秉衡

　　论文提要

　　于敬民　于建丽

　　引言

　　值得肯定的一生

　　战勤筹饷的改革创新

　　实战实用的选将用人标准

　　咯血尽瘁筹办军火

　　恪尽职守创设“兵站”

　　对重大问题的独到看法

　　体恤民生、爱民护民的可贵精神

　　甲午战争时期的李秉衡

　　于敬民

　　甲午战争时期临危受命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1830年-19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由于资料匮乏，研究者少，研究文章也不多。但由于他是晚清历史上督抚级中一位少见的清正廉明之封疆大吏，笔者认为有对其进行研究之必要。

　　值得肯定的一生

　　李秉衡的一生清政廉明、忠君体国、勤政爱民。后世有人说他“大节荦荦，照耀日月”、“廉劲公诚，至诚至公”、“民以公廉直，呼为李清天。”(1)为地方官时，曾被称为“北直廉吏第一”(2)“治行为畿南第一”(3)有甚者将李秉衡比做包拯和海瑞“论者比之于宋之包孝肃，明之海刚峰”(4)并为弹词而歌咏之。(5)更有的人认为“公之精勤似陶士行，倔强似赵忠简，对外抗直如林文忠，持己清廉如汤文正。”(6)其乡辽宁士人称他“体国公忠，关心民瘼”“以身卫国，知有忠而已；以身殉国，知有节而已。”(7)

　　李秉衡一生中值得肯定和称道的事迹，笔者归为六个方面。一是他亲自参加1884-1885抗法战争，并和冯子材一起被称为“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8)二是主持甲午战争山东陆路战场的战略指挥部署。三是多次上书和通电，反对议和及丧权辱国条约。四是德国因巨野教案而强进胶州湾，李秉衡认为“土地不可自我而失”，遣兵争之。(9)五是亲赴前线参加抗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并以身殉国。六是一生勤政爱民，体恤民生。本文主要就甲午战争时期的李秉衡进行探讨。

　　甲午战争时期，山东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是它与辽宁半岛遥相呼应，共同成为北京的门户。二是由于北洋海军基地设于威海刘公岛，所以山东又成为抗击日军侵略的前线重地。三是山东是甲午战争军事战略物资的集散地，南方和中原支援前线的物资都要经山东到达辽宁战场。四是山东既是甲午战争主战场之一，也是接应辽宁战场的军事中转站，各省支援辽宁战场的清军都要经山东到达辽宁战场。

　　山东的地位如此，山东的战事与海防紧密联系在一起。李秉衡一上任就把海防问题摆在首位。本来海防问题是北洋大臣任属，但李秉衡却从国家大局出发，对海防工作“专心殚力”。他接任陛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津会晤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商海防事宜。(10(10)他的计划是将省城诸事稍做安排，然后经青州、莱州，到登州布置防务，接着巡阅胶澳、烟台、威海炮台防务，然后坐镇烟台指挥。事实上整个战争期间，他始终在烟台办公，短时间内在黄县，总是处于抗击日军的前线指挥。(11)在筹划海防过程中，任务最重、工作量最大、最迫切需要的是战勤工作。李秉衡对此做到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用他自己的话说凡是“选将、练兵、筹饷、购械诸务丛集，”他都做到“竭蹶不遑”，过度劳累引起旧病复发，以至“咯血愈多、夜不成寐、精神疲乏、步履维艰。”一位爱国者的体国忠君形象如在眼前。

　　战勤筹饷的改革创新

　　李秉衡认为沿海筹防，以筹饷最为重要，而款又无从所出。为此他采取了如下大胆改革措施。首先是“裁并局员，节省糜费。”(12)这是一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一项重大的改革举措。具体做法就是将各有关的局衙门该裁的裁、该并的并。先后将厘金局、土药局、军械局并入善后局；将赈抚局、赈捐局并为一局；将书局、通志并为一局合到布政司；将保甲局、机器局合到按察司；将南运局、北运局并为一局；将洋务局、河营局、河防局三局下放给济东泰武临道管理，一次共裁并十四局，新局办事人员除少数必不可少外，“余俱裁撤”。这一改革，每月节省经费“颇钜”。仅此一件事就可看出李秉衡的胆识、魄力、廉正，给腐朽透顶的晚清吏治舞台上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二是应战争的紧急需要，请求截留本省应解京协各饷及其它各饷费，仅此一项计250多万两。(13)这一做法既省人力又省运费，是国家钱财运作上的一大举措和改革。

　　三是以当时最大的盐号、当号、票号为对象，采取专款报效、派捐、出借等方式筹饷。

　　四是核扣文武官员的养廉银三成，用于弥补军需军饷之不足。

　　五是鼓励绅民捐款，如黄县绅民一次捐款7万两。

　　六是在本省衙门库内搜括、盐商情愿摊捐、各衙门库房凑挪，等等。

　　筹饷工作，对山东的李秉衡来说是一项压力超过其它任何省份的艰巨工作。特别是军饷，山东承担四个方面的筹饷任务。首先是由山东派出到辽宁部队的军饷、军火，由山东负责；(14)其次是外地到山东招募士兵，“所需粮饷、枪械。着李秉衡妥筹处理；”(15)第三筹措吉林、辽宁、黑龙江俸银和军饷银；(16)第四是筹措新招募的新兵营的军饷。最后这一项的压力也特别大，因山东海岸线长，军情紧急，军队扩充快多量大。

　　为战事筹款这件事可以看出，李秉衡从战争大局、国家危亡的大局出发，做出的重大牺牲和艰辛的努力。

　　实战实用的选将用人标准

　　山东战略地位尽管非常重要，但是在山东的防营部队却非常少，本来防营就少，又先后被辽宁战场抽调10个营的兵力，山东海防越发显得空虚。半岛的海防仅四个营的兵力。更兼山东海岸线长，可登陆处太多，防不胜防。因此选将募勇成为当务之急。

　　李秉衡到任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即招募八个营，其中二营防胶澳、三营驻扎威海，三营为登州后路策应。(17)在11月份上书中一次就提出招募二十个营。马关条约签订后，李秉衡又制订了新的招募四十个营计划。并把招募新兵全部改为海防营制，分布于南到日照向北向东沿海岸线直到与直隶交界处。

　　对新招募的部队他提出了一些新奇的原则：扎营远城市以免嚣争；傍高以练腿足；军装以枪械为主；纪律要严明；操练要纯熟；五营为统领、十营为总统。

　　李秉衡认为，练兵必先选将，将领得人，则军事自有起色。无论新兵、旧营，求将是最急需之事，“兵之强弱，视将为转移”。他的选将标准是不拘一格，能实战实用为要。

　　对新招募的营兵，他的择将标准是勤朴廉勇。曹州总兵员缺，他提出三个人选的标准是“久历戎行、胆勇素优、措置裕如、朴实勇敢、练习营务、熟悉行伍、勤于操劳。”他请调告病回乡的浙江朱采为将，是因为朱采刚正廉明、才兼文武。他请调山西锡良为将，是因为锡良“廉明干练勇于任事、勤练干济、调和将领、集募军心。”他请调广西杨昌魁为将，是因为杨诚朴廉勇、胆略素优、深得民心。他提出青州讷钦为将，是因为讷钦朴勇忠廉、识量宏远、军民称之、忠勇奋发、至诚动人。(18)他奏调云南张绍模、马柱、广西杨华贵马进祥、直隶姚豸　来山东为将，是因为张等五人具有朴勇善战、身先士卒、勇谋兼优、守正行端、勤能卓著、乡望素服。(19)

　　总之他选将的标准是不论是否本地，不论是否有背景派系，不论是否在职，不以私心为标准，唯以德才为尺度。(李秉衡本人出身既不属湘系，也不属淮系或其它派系)。我们从李秉衡选将标准中可以看到，这个标准完全是和晚清军队存在的腐朽、昏庸、贪生怕死等积弊针锋相对的。也可见其光明磊落之坦荡胸怀。

　　李秉衡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按自己德才兼备标准提拔将领，还在于对于不称职或临阵脱逃将领毫不犹豫给以惩处。他在《奏旅顺失守如何惩办将士请训示片》《奏请将贻误军机将领明正典刑折》《奏请将闫得胜等五员革职片》等上书中，都提出对退缩失地将领实行严惩。对溃勇抢夺财物就地正法，对溃逃将领密拿，对拖延军情者严肃惩办，撤换无才无德将领。

　　咯血尽瘁筹办军火

　　筹办军械军火对李秉衡而言，是困难非常大的事。其一是山东“只有修理小机器局，并无制造大机器局”(20)山东因为是小机器局，故只能是制造枪弹的铅丸和火药。即便如此也得通过上海向外国定购铜、铅、钢、铁、硝磺等原料。其二山东承担着本省军队、出省部队、路经山东的外省部队、辽宁战场四个方面的军火军械的筹办任务，所以任务艰巨量大。其三，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山东由于地处前线，为支援辽宁战场，抽调兵力较多，为应付本省海防战事，进行大规模募兵扩军，初步计划就提出募兵三十个营，最多计划四十多个营。部队扩充迅猛，对军火军械需求量特别大。

　　为了满足辽宁战场部队以及我省海防部队军火军械的需求，李秉衡采取了如下应急措施：

　　一是通过向外省和外国购买原料，由山东机器局自己制造。“本省机械局制造铅丸、火药等项”，“需用军火多且急，因之各厂加增匠役，昼夜不停工作”。(21)仅每月造子弹由平时的五万粒翻番为十万粒。

　　二是抢修旧存枪械，解决应急。“悉省局旧存枪，广集工匠赶紧修整，修好即委员解天津转运局。”(22)

　　三是通过花钱向外国人购买这一方式解决应急之需。“募勇添营，火器最急，旧存军械本属无多且尽旧式洋枪，难以及远……非急购西洋快炮快枪无以制敌”，“先行提动正款银三万两，以便迅即购买外洋快炮及快枪毛瑟等枪。”(23)购买外国枪械，都分批由清江运解北上。

　　四是向兄弟省请求援助军火。如李秉衡借广西军队北上过山东之机，请求广西张丹帅“惠拨毛瑟、哈乞克斯枪子数百支。”(24)又，奉旨截留路经山东之南方各省解往天津的军械。并北上天津领取枪支子弹。“已饬徐州转运局截留四川解京毛瑟、马梯尼等枪二千四百支，六生脱炮，哲乞开思炮共十尊”，其它军械“一千二百四十三件”。(25)此外，向江苏张之洞处亦求得快枪千枝、子弹百万、快枪数尊。

　　五是请中央购拨，“恳中堂购拨毛瑟枪三千支，毛瑟子弹二百万，由津派员经运来威”。(26)

　　六是无洋枪炮的部队，用本地抬炮替代。(27)

　　为筹集军械军火，李秉衡能采取的办法都用到了，其拳拳报国之心，令人钦佩。尽管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但李秉衡的工作业绩必须给以充分肯定。

　　恪尽职守创设“兵站”

　　1894年11月19日清政府在山东等8省设立车局。李秉衡在山东马上组织实施，并提出了自己的创新办法。

　　首先确定军队兵差由南省到辽宁转运路线问题。山东境内分为两路。一路是来自江苏省兵差由沂州入境，先后经兰山、蒙阴、泰安、齐河，最后到达德州出境；另一路是来自安徽、河南的兵差由济宁入境经济宁、东平、茌平、平原，最后也由德州转运出境。以上各县设局，由上一局递送到下一局。(28)

　　李秉衡为确保不贻误军机，提出创新作法。一是设局之县主办，另有就近之县来协办。如蒙阴车局，由就近的沂水和新泰协办。它局皆如此。二是改逐站更替为数站一换。三是为节省人力、车力而采用“上站查探报下站”的办法。四是对兵差不经过设局之县，而由它县而来，按章给银。五是制订了较为细密的“接递过境兵差章程”。这个章程规定了山东过境兵差的路线，设局点、传递转送方式、费用支出规定等等。

　　抛开整个战局结果如何不论，至少李秉衡在战勤工作的作法是值得肯定的。起码保证了军队和军事物资的转运。

　　辽东半岛战场失利后，登州军情紧急，李秉衡又在山东东部地区推行车局制度。同时在济南(历城)、潍县、掖县、黄县设立四处车局，由地方知府、知县亲自经理此事。

　　这些局的主要任务有三：一是转运北去、东去登州的部队；二是转运军饷、军火、军械、军装；三是在与外省交界处负责转运采购的军粮。并规定以上三项都记帐“另册造报”，防止了贪污和侵吞。

　　还在辽东战场吃紧时，特别是在威海一带军情紧急之际，外省军队和本省军队大量向半岛转移，李秉衡除设局接应外，并规定转移路线及支应办法。路线亦分两路，一路由济宁来军沿济宁、济南、章邱、邹平、昌乐、潍县、莱州、黄县，最后达威海；另一路由徐州、沂州、莒州一路直趋威海。

　　威海失守以后，外省军用转运路线改为由徐州、赣榆、日照、胶州一路到烟台。

　　此外，李秉衡在战勤工作上还有两点值得称道，一是在原驿站制之外设立腰拨，即马拨制。原驿站周围应付不及，威海失守后，为适应战时需要，使军报邮递迅速，李秉衡在历城、章丘、长山、益都、昌乐、潍县、昌邑、平度、掖县、黄县、蓬莱、福山十二州县设立腰拨。这种带有临时应急之驿站作用的腰拨制，对军情速递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为防军情泄漏，针对日本奸细扮作商人，暗号发报潜通消息的情况，要求全省各电报局“除官报外，凡沿海有军务处所暂停商报一月”。(29)

　　李秉衡对重大问题的独到看法

　　山东军事除威海防务由北洋大臣和北洋海军直接负责，其余皆属李秉衡巡抚任内，而威海存亡事关全省战略，所以李秉衡的着眼点，也包含威海的防务。

　　一、李秉衡对山东军事的估量

　　李秉衡认为就整个战局来说，山东地位非常重要，乃京畿之辅、渤海门户，山东失则危及京城；就山东本身防务来说，北至武定之海丰，南至沂州之日照，海岸线二千多里，登烟威为最重要，胶澳次之，莱潍黄为登烟后路，山东之门户；就登州防务来说，自荣成成山头至威海，威海至宁海，宁海至烟台共三百多里，都属威海后路，其中最重要的是荣成的倭岛、俚岛、石岛、龙须岛，以及宁海的养马岛等地，此外可登之岛数10计。

　　李秉衡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英明预见到，旅顺一失，日军必图威海，威海一失，全局决裂。他还英明地预见到“敌图威海，必先由后路登岸”，(30)而这个后路东西三百多里，兵力防守严重不足。李秉衡面临的防务形势是：威海最重要，其水路防务由北洋调遣；其余所有三百里水陆防务全由李秉衡负责。就兵力来说，山东支援辽宁战场去了10营人马，只有四营驻烟台，另外又募得新兵16个营，无将也无训练。“东防甫集16营，未一训练，无一宿将，分布于三百里处处可登之海岸，难怪李秉衡给京师和大员电中多次提到“惟竭此心力兵力而已”。李秉衡对军事形势的看法、战局发展的估量以及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的。可惜他个人并无回天之力。

　　李秉衡自上任即开始全面视察，尔后坐镇烟台指挥，他认为烟台居威海、蓬莱之中，可兼顾东西两地的战事。对全省兵力的调遣、布防，以及军力、物资的集散都是在这里决策的。直到威海失守后于1895年2月7日由烟台撤往黄县。以后的决策都是在黄县做出的。

　　二、李秉衡对威海战场失败原因的看法。

　　整个甲午战争是一个整体，无论是全局战场还是局部战场，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都是互相联系的。整个甲午战争是以失败而告终，局部战场也毫无例外以失败告终，尽管内中不乏爱国抗争之士。就失败的因素来说也是相互关联的。甲午战争结局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的，内中原因有社会层面、制度层面、吏治层面、传统文化层面、人治层面等等诸多方面因素。

　　李秉衡认为山东威海战场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前敌无好将”。这表现在主将怯战，相互效尤而成哗溃之势。面对日军，除少数迎战外，大多自行退散，“前敌敢战之将仅一人”。为统领者奸猾无将略，又喜邀功、弄虚作假。为将者贪生怕死“守将无死者，营队无力战者”。

　　其次是吏治坏，“牧令者知有上司，不知有百姓；为上司者喜趋承应奉，是非不明赏罚失当，积重难返江河日下。”

　　整个军队素质低下，不仅主将怯战整个清军到处出现自行溃散，哗变，开小差。救援部队或互相观望或不到防位、或故意拖延。外省支援山东部队，或不向东转移，或半途撤走，或哗变或故意不前。

　　李秉衡认为，威海战场的失败，北洋海军也负有责任，先是“海军主将率兵舰望风而逃”，接着当日军进攻威海时“铁舰不攻击，不知何故可以保全。”还在战争进行中，李秉衡能提出如此问题，是很有见地和胆识的。

　　李秉衡还认为战争失败，清政府中央也应承担责任。军纪国法松驰。“失律之将不参劾，玩法者不加惩”。敢于向中央政府叫板，李秉衡精神难能可贵。

　　当然，李秉衡没有看到甲午战争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本身的腐朽，他提出以上的一些原因，其实都是腐朽制度本身派生的。

　　三、李秉衡鲜明的反对议和卖国态度

　　李秉衡对议和及签订不平等条约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特别是反对割地赔款。这从他如下的言行充分说明他的爱国之心。

　　一是连续上书中央，反对议和及割地赔款。马关条约是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李秉衡于4月17、19、25日连续三次上奏折表明自己对议和“忧愤填膺”的态度，并于4月18日在致总理衙门电中表明对条约和割地的“不胜愤怒”，同时提出一个值得沉思的问题“于倭而割地，设各国群起效尤，何以应之”。(31)

　　二是联络有影响的大臣和封疆大吏，表明对议和的态度。从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4月18日开始，至5月李秉衡先后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及朝中官员通电二十多次议论和约之事。这些通电表达了两个问题：首先李秉衡表明了自己反对和阻止议和的“断不许可”“皆甚可骇”“时局至斯，忧愤无已”态度；其次是商讨挽救之法，希望通过地方封疆大吏的影响力来改变中央政府的态度。

　　三是李秉衡提出两步阻止议和方案，第一步是由封疆大吏以个人名义上奏中央政府反对议和及签订条约。这一措施多人多次上奏，结果都是“寝不报”。接着李秉衡又提出第二步措施，即他建议地方督抚多人签名，集体上奏中央政府，阻止议和。他在通电中都提出自己“掣贱衔联名再奏”“挈衔是叩”的态度。自己首先以身作则。在议和最终批准后他在“致辽阳依将军尧帅电”中说“剀节沈痛，一字一泪，而竞不可挽回”，读来令人泣下。

　　四是李秉衡对台湾的预言不幸言中。保台运动自5月份开始，台湾保卫战是从6月份开始的，先后经三阶段五个月的时间，于10月份台湾全省沦陷。而李秉衡在5月1日“致边润帅电”中就预见到“全台必陷”。他的依据一是中央政府割台湾的态度“可为痛苦”，二是地方官员无所作为“不能主持”。看来这时的他对清中央的腐朽本质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客观预见。

　　五是出于对中央政府的失望，出于对和议的切齿痛恨，出于自己多方呼号，想挽救危局而无能为力，李秉衡提出辞职。清廷是在5月2日批准马关条约的，李秉衡在风闻而无确信的情况下于5月7日“致云南张镇军电”中说，如果和议真成“弟亦当入山面壁矣。”当他确信马关条约批准后，于5月16日断然以老病为由“吁清开缺”，7月11日又一次提出辞职“准臣开缺”。虽然两次均遭中央政府拒绝，但我们从中可见李秉衡的高风亮节和难能可贵精神。

　　六是李秉衡在反对议和过程中，表现出的可贵的民主共和思想。论者或以为李秉衡属封建顽固派，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李秉衡在想方设法阻止议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主张用西方“民主共和思想”来阻止卖国条约。这实在是令人对李秉衡肃然起敬叹为观止。为说明问题，全文引用如下：

　　《致边润帅电》光绪21年4月初四(1895年4月18日)“查万国公法，无论君主、民主之国，遇有割地让城等事，必国会士民公许方可施行。倘国会不愿，虽已立约，作为废纸。今台湾士民不愿，照公法原可力争。”

　　这里的“万国”，显然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电文中提到的“国会”这一事务是资本主义政体形式。这个电文表明了三个意思：一是李秉衡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二是否定了封建皇权和专制主义的至高无上，国家大事如割地让城等事，最后的决定权在国会和人民，而不是皇帝；三是人民都不愿意的事，可以用国际公法和皇帝力争。

　　李秉衡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上述学习西方民主共和主张，虽然比不上康有为变法主张系统全面深刻，但他比康有为公车上书早四天，比封建官僚纷纷参加的强学会成立早七个月。李秉衡的想法在督抚中是罕见的，即使在大多数一般士大夫中也是少见的。

　　这是封建顽固派能够提出和做到的吗？这是一般士子、士大夫敢于提出和做到的吗？这与康有为提出的君主立宪如同一辙。

　　四、李秉衡对西方国家的态度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

　　这主要表现在敢于反对英国人的态度上。1895年1月英国领事声称，如果日军在烟台海域和停泊烟台，英国人不开炮，也不准中国人开炮。对此，李秉衡在1月28日一次给皇上奏折，一次致总理衙门电，一次致张之洞电，同一天三次表示保卫国家尊严的态度。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日军如果侵犯烟台，必须与之交锋决战，决不能按英国领事要求去做，“断无不开炮而让其进踞之理”。(32)二是日本炮炸伤炸坏英国人口房屋，与中国人无关；三是如果英国人阻挠我们向日军开炮，决不听从；四是如果看见英法等国旗号的舰船虽然不能开炮，也要严格对待，以防日本假冒英法攻我不备。他断然表示“衡身居虎狼，面大海，不以自危”“来定开炮”。保家卫国铿锵之语，掷地有声。

　　体恤民生、爱民护民的可贵精神

　　由于山东地处甲午战争前线，战勤任务重，军事行为较多，百姓的负担和所受骚扰是随时都会发生的。李秉衡在这期间言行充分证明他是一个爱民的清官廉吏。他爱民体恤民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战争期间严饬不得扰民，另一方面是战后安抚受战争创伤的难民。

　　首先在战争期间，三令五申不得扰民。

　　一是对抢掠百姓财物者，一旦查明就地正法；(33)

　　二是体谅百姓贫困，通过节用、力戒浪费，尽量不加派饷银。“民穷至今日极矣，欲立筹数十万饷，势必滋怨扰民。”(34)

　　三是对军务活动，如大批调往烟台的军队，要求他们“车马民力难支应稍为迁就，以示体恤”“约束兵力，此外不得再有扰累”。(35)

　　四是马勇来烟“严嘱沿途不得骚扰” (36)

　　五是军事物资在运往烟台的过程中“沿途不准拉差”。(37)

　　六是对于“对民间颇有骚扰”的部队，宁肯撤换而坚决不用。”(38)

　　其次战后，想方设法赈济和安置百姓。

　　一是凡是被日军蹂躏村庄“均应赈抚”，并由政府出银兑换成钱散发给百姓，商人不准居奇落价。(39)

　　二是部队驻地所用土地，交给老百姓耕种。部队驻扎的窝棚全部交给老百姓。需要给老百姓地租的一并发给。(40)

　　三是没有用掉的军粮，减价发卖。

　　四是从无灾地运粮食到受战争创伤的地区赈济贫民。(41)

　　五是针对受战争创伤最重的地区，“从优加赈”。对极苦者加予赈恤，钱不够续请增加。(42)

　　六是从外省运进大米，平价卖给受灾群众。(43)

　　我们从李秉衡这期间的电文及奏折常看到这样的用语，像“民命所关， 切勿迟延为要。”“速散发为盼”“出示晓欲”等等。

　　李秉衡于国难危急之时，官场腐朽透顶之际，人民嗷嗷待哺之刻，个人对形势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仍能严以自律，尽职尽责，鞠躬尽瘁，诚为难能可贵。其事其言其行，笔者读来令人泣下，不胜钦佩之至。

　　综上，笔者认为，在清朝极度腐朽孱弱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在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的形势下，在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现状下，做为一省巡抚的李秉衡，不愧是抗击外国侵略的爱国者，不愧是爱民护民的清廉之官，不愧是勇于学习西方的改革者，不愧是顾全大局、体国忠君的忠厚长者。

　　注：

　　(1)《海城李公传》(《李秉衡集》768页，齐鲁书社1993年12月第一版，以下各注皆同，只标明文件名和页数)

　　(2)《清史稿·李秉衡传》

　　(3)《李忠节公家传》774页

　　(4)《李忠节公奏议跋》783页

　　(5)《李忠节公奏议翟序》779页

　　(6)《李忠节公奏议白序》782页

　　(7)同注(4)

　　(8)同注(2)

　　(9)同注(1)

　　(10)《奏报到任日期的》142页

　　(11)《奏报驰赴登州筹办海防出省日期折》148页

　　(12)《奏裁并各局片》146页

　　(13)《奏请援案截留京协各饷折》210页

　　(14)《奏总兵王连三遵旨北上折》154页

　　(15)《奏总理衙门咨文》504页

　　(16)《奏筹措奉天俸饷银筹款委员会管解交纳片》179页

　　(17)《奏新募各营成军日期折》163页

　　(18)《奏朱采等来东片》157页

　　(19)《奏调总兵绍模等东来片》204页

　　(20)《致慕亲王电》581页

　　(21)《奏机器局购销筹拨银两片》179页

　　(22)《致依营于方伯电》595页

　　(23)《奏提正款购买外洋枪炮片》150页

　　(24)《致广西张丹帅片》552页

　　(25)《致济南汤藩台等电》615页

　　(26)《致天津李中堂电》623页

　　(27)《致济宁马观察电》601页

　　(28)《奏设东局接递各军折》187页

　　(29)《奏各省电报及所奉电旨接月汇报片》160页

　　(30《致威海戴观察电》553页

　　(31)《致总理衙门电》688页

　　(32)《奏倭船如到烟台应开炮轰击折》195页

　　(33)《致总理衙门电》556页

　　(34)《致两江总督张宪台电》558页

　　(35)《致青州满营毓敬苏等电》559页

　　(36)《致济南汤藩台电》575页

　　(37)《致汤藩台电》630页

　　(38)《致汤藩台电》696页

　　(39)《致宁海陈刺史等电》684页

　　(40)《致孙统领电》687页

　　(41)《致烟台刘观察电》689页

　　(42)《致何大令等电》980页

　　(43)《致张宪台电》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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