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华

　　我国有着16500多公里的漫长海岸线，7100多个岛屿，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春秋时期我国就开始练水师，到了明朝，中国的海军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世界远洋的先河，可是中国的海权思想和远洋并没以有从此快速发展下去，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大遗憾。　

　　寻求其原因，当然离不了当时对海洋的指导意识，然而这种意识又来自根深于人们头脑中的海权观念，中国的传统海权观念对中国面向海洋有着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中国传统海权分析，我们可以对郑和七下西洋中断的原因得出更深层次的认识。　

　　一、中国古代传统国防观念的溯源　

　　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受经济上以农立国和哲学上受孔子仁义和中庸思想影响，经过长期的战争和统治，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国土；形成了不求对外侵略扩张，自求完美的心理；形成了以维护国家统一和亲仁善邻为宗旨的战略思维。由于统治中心一直处在北方，和对其统治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和大陆，形成了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　

　　(一)自然环境与中国海权思想的影响　

　　中国的先民们自上而下生活在东亚大陆上，东濒茫茫苍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种对外交通极不便利，而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造就了中国古代外防内化，自我完善的政治、文化、经济体系，中国自古以来对其统治者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的农民起义或是连续少数民族的侵扰，统治者把精力主要放在了内治和对少数民族的防御，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对它的侵扰，中国的长城就是在这种历史下的奇迹。　

　　而在当时所建的水师也是为了防务和夺取内地城市而用，很少针对海外。对于海上的防务主要是一些夷蛮海盗，采取岸防或组建小型舰队就能保卫国家的案例，所以一直以来不是他们的防务重点，至于他们有时特别重视海防也只能算是防务中的小插曲。只要海盗平息也就完事。所以中国特有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国人民及其统治者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　

　　(二)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海权思想的影响　

　　自然环境通过一定的生产方式，对整个文化体系，尤其是民族心态怕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经济、文化较周边地区先进，促使中国有一种世界中心，天朝上国，各国来朝，而不必与各国学习、交流，世界唯我最大的，形成了半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国古代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铸造了中国民族自求完善而不求拓展的民族心理。　

　　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无不受这种的影响。特别是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德治国，对外是“修文德以来之”，用德来感化他们，而不是推行用武力征计，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思想。在文学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类诗作所展现的，正是中华民族在自求完善心理驱使下的精神视野和壮阔胸怀。　

　　北京故宫那种高度对称，凝重而富丽的建筑风格则淋漓尽致地显示了自求完善心理所表现的雄距万邦的气度。中国古代这种自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反映在军事观念中则表现为不求外方，反求自保，视兵为不祥之器等等，把中华民族那种怀安平等的传统精神推到了一个崇高的境地，这种思想使得中国的统治者和臣民守国土而不求于海外。也就谈不上重视以展海洋事业，称霸世界。　

　　(三)中国自然经济对中国海权思想的影响　

　　西方一直表现为内发展自己，外来海外殖民的形式，而中国一方面地大物博，资源和物产极其丰富，人多地广，不必向外寻找生产资料，也不需向海洋寻求。　

　　中国古代的中国人视海洋为他人之物、海上通道为他人之路。他们多以“仁爱”“中庸”的道德观和“中华上国”之居对待他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海上通道的控制。　

　　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海上征战之举，而且不乏进攻性海上行动，但这些“壮举”大都以恢复原有政治秩序为目的，而很少有为获取海洋资源、开拓或者保护海上通道这目的的。　

　　或者说，历史上的中国人经略海洋，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他们缺少对海洋的经济眼光，没有把海洋视为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地，加之在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靠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大力开发海洋。所以，中国人对待海洋一直是“海防”的，而不是“海权”。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一种方式就决定了中国安于本土的特性，而经济对社会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是一切政治军事的根本目的，没有向外的经济利益，也就不可能向海洋拓展，也就谈不上对海洋的重视和开发，也不可能有海权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一直以内陆为生，对海洋的依赖性很小。首先是依靠海洋生活的人很少，没有大量捕鱼为生的渔民或专门从事海上通商的商民。其次是海上通商到唐、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仍然没有形成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明朝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安全反而“禁海”，这使得中国在海上并没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没有培养对海洋的依赖性。　

　　(四)中国重陆轻海的军事思想对海权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军事理论成熟比较早的，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部《孙子兵法》至今都是世界上的奇书，但是中的军事理论却对海权研究比较少。一方面，中国咱们的老祖宗以来，发生的战争都在陆上，很少有在海上作战的。关于舟船之战的也集中于水师在内河的战争，极少涉及海上，中国的战争理论也就基本限于陆上，也就缺少很海洋发展的思维和作战理论。　

　　由于服务于主要威胁来自内陆这个现实，他们的精力理所当然集中于陆上，对于海上的作战理念经验总结，他们不仅研究得很少，相反他们把大海看成了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有了茫茫大海，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入侵，对于小规模的骚扰，沿海的封闭，进行简单必要的军事防范就能高枕无忧。　

　　基于这种思想，历代的统治者实行了封闭政策，直到清王朝仍然是闭关锁国，直到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先进舰船把大海变成了天然的公路，成为大规模的入侵的载体，被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清朝统治者才清醒过来。　

　　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传统战略思维，“中国古代战争史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战争史，除了晚期的几场抗击外国入侵的战争外，基本上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或政治集团为谋求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战争。中国人所特有的理智和含蓄的民族性格，在战略思想领域也有其独特的表现。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评论的：‘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命。’也许最能证明问题的是，中国明代的郑和率舰队七下西洋，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舰队规模也是他们的几倍，但中国郑和带去是瓷器和丝绸等，而没有利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殖民地。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做法形成对比。”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把海洋视为了屏障，缺少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意识，从军事上进行封闭，缺少对海战的研究和向海洋发展的战略思维。影响了中国海权思想的发展。　

　　二、郑和出使西洋中断的原因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君主专制走向极盛的时期，明得天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鉴于“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的道理，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扶植工商繁荣经济的措施，如解除矿禁，放民冶采，民矿发展迅速，永乐年起三十年间，产量就上升七倍。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有力的推动了军事等方面的发展。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命福建都司造海船137艘，二年(1404年)命在京卫所造海船50艘，三年(1405年)命浙江等都司造舟1180艘，很快海军就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军。在经济和军事成为世界头号地位的情况下，追求“天朝上国”、“万邦来朝”已经不仅仅是明统治者虚荣心的需要，同时也是明朝寻求国家安全战略环境、世界大国的政治地位乃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所以出使西洋，以威德并施，使“夷蛮”小国来朝，承认中国“宗主”之地位，使这些小国不敢凯觎中国领土，防止聚拢沿海地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层面上讲，出使西洋也是当时明朝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手工业得到飞速发展，中国的手工业品出口寻求市场，而有的原料也需要进口。特别是瓷器：当时中国主要出口青花瓷，当然也从南洋的苏门答腊、加里曼丹、三佛齐、渤泥等地输入苏泥和勃青。所以出使西洋是明朝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郑和出使西洋的指导思想是出使西洋中断的重要原因　

　　明朝发展到洪武时期，政治、经济、军事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以向外扩张发展是实力增强的必然，但是这种扩展是有限度的，他的发展并没有跳出中国几千年来就已形成的传统海权观念，统一中原平息“夷蛮”的骚扰，定国安邦之后，即已完成统一大业，接着就是周边各小国的“归顺”“来朝”，他们的眼光几乎没有跳出过这块他们认为的世界的中心大陆。　

　　明朝的统治者也不例外，朱棣派郑和出使西洋同样出自中国封建帝王的传统的心理。明朝自建国起，就以“宗主”国自居。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政权后，在积极治理国家的同时，对外采取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锐意通四夷”，以期中国出现一种为前代所未有的“天下太平、万国威宾”的盛世，于是他不断派遣使节，宣传明朝的兴旺发达和对外友好政策。可是周边的一些国家对明朝采取观望态度，迟迟不来进贡，甚至有的国家就根本不想来朝，一般的使节出访效果往往使朱棣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朱棣理所当然想到了海军，遂命“造巨舰以通海外诸国”。命郑和出使西洋舒通各国关系。当然郑和出使西洋也同时是明朝经济、军事发展的需要。　

　　郑和在出使西洋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经济贸易和军事外交活动，但是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这些活动者是围绕着“宣德化，而柔远人”展开的。他不是以通商为主要目的，也不是进行军事扩张。相反明朝实行了海禁政策，取缔了曾给唐宋带来滚滚财富的私人贸易。仅为政治的需要，满足各国王室贵族对中国商品的渴求，笼络番王，允许朝贡贸易，而且这种贸易是朝贡的少而赏赐的多。　

　　明成祖认为“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信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对各国朝贡实行“厚往薄来，”高额回赐，以怀柔远人。正因为郑和完成了这种怀柔远人政治使命，永乐年间，贡使“相望于道”络绎不绝，达到了明朝廷谋求的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　

　　随着明朝政治目的的达到，大运河的重新开通国都迁往北京国家防御重心的转移，进一步降低了海防的地位，特别是在明朝国力的逐渐衰退下，经济上、军事上都难以支撑耗费巨大的西洋活动。出使西洋是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使“万国来朝”为指导思想，并且整个出使西洋活动也是围绕这一目的展开的，其出发点和动机决定了其活动的命运。这一活动也由着其目的的达到而结束了。　

　　(二)明朝经济的发展和违背经济贸易原则的西洋贸易是出使西洋中断的根本原因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郑和下西洋是以政治目的为出发点的，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宣扬大明的政策，皇帝声威及其恩德，使诸国畏怀德输诚纳贡，在这种前提之下，进行一些“贡易”，当然郑和在完成政治目的的前提之下，对打开双方的贸易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通过扩大经商不但可以给自己带来利益，维持出使西洋活动的延续而且可以“制服异域使其不必觊觎南洋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廊清海道，恢复传统的贸易航线，开拓新的航线。通过大量的贸易交换活动，扩大中国的影响，开拓了市场，笼络了番人。并且他还非常注重搜集各种商业信息，为扩大对外贸易提供翔实的资料。　郑和下西洋在经济贸易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一种努力有扭转“厚往薄来”的航海目的，其违背经济的公平交易、双赢的原则。郑和并未真正的扩大海外贸易，增加国家财力，充实国库，使其海上成为国家和人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相反，郑和的每次出使耗资巨大，使得国家和人民难以负担。一方面，郑和每次出使，明朝都要花费大量资金，制造若干艘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海船，采买无数的绫罗绸缎、瓷器等手工业品。使团每到一地，首先以“采币”、“绵绮纱罗绫绢等物”赠与番王贵族。另外还要维持出海庞大的海军开支，这是政府难以负担的。　

　　另一方面，郑和出使时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所得番物无数。如果这些番物用来博卖，能获得可观利润，充实国库，至少也能抵消部分下西洋的开支。但是，番物异宝被带回国后，绝大部分被皇室贵戚们玩赏挥霍掉了，纵然有部分用于博卖，所获之利与下西洋的费用相比，也不过杯水车薪。　

　　郑和出洋贸易的成果就这样被葬送了，明朝也因之“库藏为虚”。结果郑和被反对派斥为“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的罪人。到郑和航行的后期，朝野内外一片反对，反对的势力大大超过了支持航行的力量，反对航海的理由种种，归纳起来就是一条：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得不偿失。出使西洋就在反对声终结了。　

　　从“经济海权”和“军事海权”的角度来讲，郑和的下西洋活动违背了“经济海权和”“军事海权”的协调发展原则，由于郑和出使西洋是以政治目的为出发点的，总的来说他进行是“厚往薄来”的贸易，强大的海军力量仅为其政治服务，并没有真正为经济服务，“军事海权”失去了“经济海权”的依托。　

　　马汉在总结欧洲列强争夺海洋霸权的历史经验时指出：“虽然我们通常总把海权与海军联系在一起，但是英国的海权不仅只在于其强大的海军。1688年，法国曾有过这样一支海军，但是，它像被火烤树叶一样枯萎了。海权也不只是单独存在于兴旺的贸易之中。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一时期的之后几年，法国的贸易已相当可观，但是，最初的战争，像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海军曾一度横扫荷兰贸易一样，摧毁了法国的海上贸易。海权在于强大的海军和海上贸易两者的结合，经过精心培育，英国超过其他各国获得了海权。”　

　　所以，“经济海权”必须与“军事海权”协调发展，片面地强调发展海运事业和海外贸易，或片面地强调发展海军规模都是不行的，必然走入死胡同。而英国则一直把发展海运事业和建立强大的海军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最有效地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以致它能够击败一切对手，成了举世无双的海上强国，而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发展了强大的海军，没有开发海上贸易，当然也就走上了末路。　

　　此外，出使西洋中断还有另外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明朝自身经济发展的情况。中国历来是一个自给自足分散的农业大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勿需发展海外贸易，明朝的统治者仍然没有跳出这一个传统观念。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它不需要商品交换，相反他们甚至还怕这种商品交换，因为这些沿海的活动给他们的统治带来了威胁，所以他们不但没有扩大海外贸易，却进行了长年的“海禁”政策。　

　　明朝政府实行这种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是为海防之需，但是他阻碍了中国人民的商贸和中国航海事业，中断了郑和的伟大创举。把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明代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幼苗不能迅速成长，古老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长期占统治地位。　

　　中国的人民并没有养成对海洋的依赖性，整个社会的经济来源根本地是来自土地，而不是海洋。他们并没有发现海洋的重要价值，没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也就不会受到重视，更谈不上发展。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及经济与军事的关系来看，明代经济发展模式是郑和开拓的航海事业不能继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明海军的衰弱是郑和舰队活动中断的直接原因　

　　从军事角度看，郑和下西洋可以称得上在国家战略指导下的海上军事远征，海上兵力的使用，所到之处无论是友好交往，还是不得已的诉诸武力(记载有三次战事)都有力地实现了国家预定政治目标，向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强大富强，一度收到了八方来朝的良好效果，为国家海防带来了积极的成果，可惜的是由于郑和出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与政治目的联系的，这一行动没有形成经济、政治和军事三者相互促进，为国家增殖财富的良性循环，明初海军经过短暂时期的强盛之后，随着明朝海防变化便转入了衰退，而海军的强大是下西洋的前提和基础，它是出使西洋的保护者和充当着运输的任务，海军力量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出使西洋的活动。　

　　为了清除来自海上的骚扰和威胁，朱元璋和朱棣时期大力建造舰船，发展海军，经营沿海卫所，建立完善了海防体系，建立强大的海军，更远地打击敌人。然而，当沿海倭患被驱除、来自海上的威胁减轻之后，海防政策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大运河重新开通(永乐十年1412年)、永乐十九年(1421)京都的北迁，国家安定，“万国来朝”，国家心脏北移，国家的防卫体系也随之北移，海防随着防御重心的变化而地位下降。　

　　对于明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对它的侵扰和内部的农民起义，大海成为了国家安全的天然习障，封闭海洋即可保安全。所以明统治者放松了对海防的治理和投入，海军开始衰落。　

　　三、结语　

　　海洋不但自古以来就在军事上有着重要战略地位，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来源之一，今天海洋不但在军事上发挥着其更重要的地位，而且越来越突显出它在人类将来存在的重要物质来源，在陆地资源已经被大量开发，有的资源已经濒临枯竭的时候，开发和利用保护海洋国土资源，控制海权，不但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保持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存有着更重要的作用。　

　　郑和七下西洋的重大意义告诉我们开发海洋，控制海权，进行海上贸易，建立强大海军的重大意义，然而从郑和七下西洋的中断和我国传统的海权观念，特别是中国百年受侵略压迫的屈辱的历史告诉我们，封闭起来，放弃海洋，不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科技、军事实力，不面向海洋，不发展海洋，面向世界，中国将永远甩在世界尾端，永远被压迫挨打。　

　　开发和利用海洋是世界发展趋势，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必须面对海洋，转变我们传统的内陆观念，面向海洋，开发海洋，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加快经济的发展。　

　　郑和七下西洋中断的原因还告诉我们更重的一点：必须抓住国家经济海洋战略、海运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海军建设这四个关键性领域和环节，深刻理解确定国家经济海洋的战略、发展远洋海运业、开发利用海洋国土和建设功防兼备的远洋海军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经济、政治和建立维持强大海军的相互关系。　

　　我们要确定国家发展战略，制定适宜的经略海洋的战略为培育、维持和发展海权之首要，缺乏经略海洋战略的宏观指导，发展海洋事业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和无序性，只有确立正确的经略海洋战略，才能较好地运用政府的组织力量，运用海洋事业的客观规律，更好的开发和利用海洋，为发展国家海洋权和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服务；发展海运业是经略海洋的龙头，只有大力发展海运业，才能推动造船业和海港建设的发展，带动其他相关海洋产业的发展；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是经略海洋的经济基础，只有大力加强海洋经济基础建设，才能有效地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使国家海权的培育、维持、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健康轨道，才能建设和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保证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要，不然，就象明朝海军一样慢慢的走向穷途末路；海军建设是经略海洋的核心所在，没有强大的海军，海运业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就没有安全保证，由此产生的国际海洋争端也无从解决，只有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才能支撑国家海权的大厦，才能使国家经略海洋的伟大宏图变为现实，早日实现祖国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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