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文学老兵讲述抗日的故事(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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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08月22日 06:08 解放军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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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白羽:1916年出生,1938年赴延安,受毛泽东委派陪美国海军武官卡尔逊遍访华北游击区,1944年任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历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现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著有散文《长江三日》等,中篇小说《火光在前》,长篇通讯《环行东北》,散文集《红玛瑙集》、《芳草集》,长篇报告文学《大海——记朱德同志》,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等。曾获斯大林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散文奖等。 在抗日战争的冲天烈火中,我曾栉风沐雨,九渡黄河。冰川崩裂,下临深渊,步履于上,其峻,其险,令人神魂惊悚;特别震撼我心灵的是黄河如瀑布悬空而下,汹涌激发,奔腾澎湃。望着滚滚波涛,横流直泻,其神魂,其气势,使我为之心胸开阔,仰天长啸。你,母亲的河流,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巍巍然、浩浩然、苍苍然、穆穆然! 在黄土高原之上,延安凤凰山下,毛主席幽深的小屋里,在烛光闪烁之中,是毛主席交给我到华北敌后去的任务。他奋笔疾书,神情潇洒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正是这一次,我乘着皮筏,一转眼间乘风破浪,横渡黄河。我出发之前及归来之后,都见到了毛主席,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伟人神韵。他深思熟虑,部署全程制定游击战的战略,确立持久战的大局,使得延安成为革命的灯塔,指引着中国革命如黄河一样滚滚向前。 有一次渡黄河中游,我登上太行山。春光明媚,桃李盛开。我初识朱总司令于风雪汾河,在太行才真正熟悉起来。朱总司令宽厚仁德,雄才伟略,雍容大度,扬眉万里,手挥千军。不久,日寇向太行山发动大扫荡,正值此时,漳河水势陡然暴涨,墨如黑云,旋转咆哮,这时前有洪水,后有敌军,形势危急,我看到朱总司令立在悬崖之上,镇定自如,指挥泅渡。这时群山万壑,到处展开了反扫荡的连天烽火,刀劈斧削,势如破竹,黄河啊!你雷霆万钧,把一切污浊一扫而净。 又一次向黄河下游前进,平原烈火,炎天如焚,策马飞驰,千万支红缨枪如森林矗立,无数条地下道似星罗棋布。我们在南宫见到邓小平政委。在一间高大而阴凉的大厅堂里,他与美国人卡尔逊就国际形势进行了精辟透彻的分析,通达的议论。侃侃而谈,语惊四座。一个中国人震撼了一个美国人的心灵,竟然造就了他的人生的转折点。若干年后,卡尔逊在他的一部书里这样描写邓小平:“……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灵敏。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条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你能肯定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的无知啊!‘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的来源是美国的新闻电讯’。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美国人以大量钢铁供给日本制造弹药、武器。邓小平英明远见,刚果决断,其气之壮,迢逾黄河。从南宫离开解放区到了国统区向黄河前进,谁知我们几乎进入死亡之谷,国民党方面送我们的人嫌热,躺在树下憩睡,而我们这时离日军阵地只有咫尺之遥。后来冒险突进,浮船乘风,飘摇荡漾,横渡而过。 斗转星移,旭日东升。在危难时黄河发出怒吼,激励人心,在新生时,黄河发出欢唱,开天辟地,一个新中国在地球上光辉闪耀,灿烂夺目。有一次,我乘飞机从乌鲁木齐远航北京。飞了一程,下面展现出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仔细看时,大地上曲折回转,蜿蜒旋绕着一条长长的飘带,闪烁发光,风采神奇,再向前,黄河恣肆地纵横奔驰,滂沱遥泻,呼啸苍天。母亲的河流啊!你从地层下喷出滋润中华民族的乳汁,人民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奔赴小康,壮志凌云,意气风发。
胡可:1921年出生,1937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历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等职。著有话剧《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槐树庄》、评论集《胡可论剧》等,曾获全国话剧一等奖等。 60年以前,我是作为一名文艺兵,在晋察冀敌后根据地经历了这场抗日战争的。作为文艺兵,我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是在工作中边干边学逐渐熟悉了文艺的规律性的。那时,根据工作需要,唱歌,演戏,写剧本,编活报剧,写歌词,写通讯报道。我们的生活规律是:编戏排戏,行军走路,跋山涉水,搭台拆台,化装卸装,给房东担水扫院子,在指战员和老乡们的掌声笑声中获得满足,在房东的夸赞中得到安慰。生活是艰苦的,艰苦是跟今天的生活相比较而言,当时也不觉得艰苦。吃小米饭,油水很少,可是老乡们的生活还不及我们,打下粮食要交公粮,自己过着“粮菜半年粮”的日子,还要出公差勤务,抬担架,赶毛驴,妇女要做军装、做军鞋。敌人进行“扫荡”,奸淫烧杀,受损失最大的是老百姓。我们不知有多少次经过余烬未熄的村庄,不知有多少次倾听大娘大嫂的哭诉。老乡们从灰烬中刨出粮食,一定要做饭给我们吃,戴着孝帽的孩子一定要参军跟我们走。我们平时巡回演出,战时行军转移,已记不清经过了多少村庄,受到过多少大伯大娘的关爱。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参军,也把我们看作他们的儿女。我曾在“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同志家住过,受到过她的照料,在我的心中,她就是我的母亲,她就是人民的化身。 我们的副社长黄天同志是一位老戏剧家,1935年在杭州领导过“三五剧社”,抗战初期主持过陕北公学流动剧团,1943年奉命去冀东分区开辟工作,创作了大量剧本。他写的揭露日寇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暴行的歌剧《地狱与人间》,这部戏在他殉难后随着抗战胜利进军而广泛上演。他是在杨家峪掩护同志们突围后饮弹自尽,牺牲于日寇投降前一个月。作曲家今歌同志同他一道殉难。我们剧社的音乐家赵尚武同志,是东北抗日联军领袖赵尚志的弟弟,擅长作曲,在《黄河大合唱》中担任领唱。在1943年反“扫荡”中,剧社遭敌人包围,他背起战友的婴儿突围,被敌人射杀遇难。婴儿活了下来,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所在的文艺组一共10个人,有3个人牺牲于抗日前线。1942年的“对敌政治攻势”中,我们的一个演出队在山西崞县(今原平县)敌占区活动时,被汉奸告密遭敌包围,突围中,女战友方璧头部中弹牺牲。方璧是女工出身,擅写散文,曾在话剧《日出》中饰演小东西。曾写过歌剧《弄巧成拙》的剧作家崔品之被俘后惨遭杀害。剧作家吴畏在1943年秋季反“扫荡”一次突围中,被敌人用刺刀刺进胸膛,壮烈牺牲。他扮演过《日出》中的方达生、《雷雨》中的周萍,写过《人去楼空》、《老白猫》等多部剧作,牺牲时他的描写民兵斗争的未完成剧稿从挑破的挎包中飞遍山坡,和积雪混杂在一起。我的文艺兵战友们都是很有才华很勇敢的同志。他们和其他烈士们、和死难的乡亲们一起,长眠地下已经60多年了,他们的身体已经化为泥土,如今,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在替他们接受着人民给予的荣誉。
徐怀中:1929年出生,1945年春入伍,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组长,二野文工团团员,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等职。著有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及《徐怀中小说选》。其中,《西线轶事》曾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不知多少次填写履历表,各种各样的登记表,表格上总少不了“文化程度”这一项,我便写上:1945年毕业于太行联合中学。以初中为最高学历,自是无可夸耀,但正值“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居然能持续数年完成了学业,对个人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幸运。 我是吃太行山的小米黑豆长大成人的。更确切地说,我是从太行联合中学的锅灶上一碗一碗分饭吃、半饥半饱长大成人的。在校数年,总共吃过几顿饱饭,也就是说,有几堂课不是饿着肚子听的,是可以数得出来的。1942年秋,学校离开河南固新,到山西黎城县孟家庄开荒生产,补贴生活。荒山土岭,有狼群出没,两只狼窜到村口来,几位同学提着步枪出去,只是把狼赶走,并不开枪,舍不得子弹,子弹是留给日本鬼子的。初期,课程设置强调正规,初中应有的课程基本齐备,还开了英文课。凭着兴趣,我对国文课比较上心。班主任陈英老师选讲了《水浒传》第二十三回中的一节,他操着浓重的山西晋城口音提示了第一句,随即点出我的姓名:“这武松提了哨棒……徐怀中!”我从头至尾背诵下来,没有一字错漏,他满意地点点头,示意我坐下。陈老师推荐了几部翻译名著,我都借来读过了。有《普式庚小说选》、《表》、《第四十一》、《不走正路的安德伦》等等。书是麻纸印的,极薄,油墨很重,正反两面透印过去,弄得字迹模糊不清。同学们传递很快,不允许书在一个人手上停留时间稍长,匆忙翻篇儿,一不小心纸就碎了。教数学的倪学慧老师是薄怀奇校长的爱人,薄校长从大后方到延安,又转道来太行,地下党要求他绝对保密,临行他不曾向爱人辞行。倪老师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竟然一路追踪到了太行。她为培育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下一代,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同学们大哭一场,在山坳里掩埋了倪学慧老师,怕暴露学校行动,不曾留下祭文墓碑。在太行山的几年,历经大大小小多少次反扫荡斗争,学校总不断地在分散、转移、集中。因我的家乡是沦陷区,不能回去,有一次是跟武安县一位同学到他家去,此外每一次扫荡我都是参加了的。1942年5月,日伪军出动近10万人,对太行山区实行“分进合击”。周化南老师指挥我们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起初是以班为单位活动,敌人严密包围,反复搜山,一个班10多个人目标太大,又改为三五人的小组行动,在大山深谷和日本鬼子周旋。待反扫荡结束,才知道吴大威同学和一位炊事员身亡,女同学武秀英被俘。就在那次扫荡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壮烈牺牲。次年,太中师生跟随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到涉县石门村左权墓参加纪念大会,全体同学泪水盈盈,合唱了一曲《左权将军》: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乡们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原定学期为3年,因参加整风停课很久,直到1945年初才毕业。我报名参军,被分配在18集团军前方总部“前线剧团”,臂章上用蓝色油墨印着“18GA”。日本投降后,为适应新形势发展,前方总部改建为晋冀鲁豫军区,“前线剧团”随即改为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国民党军队沿平汉路北犯,军区部队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下发起邯郸战役,剧团随军自晋东南进抵太行山东麓——我的家乡磁县峰峰矿区。下山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回头仰望着巍巍太行。 我向太行山深鞠一躬 !
邓友梅 邓友梅:1931年出生,12岁时参加八路军,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京城内外》、《别了,内濑内海》等。其中《我们的军人》、《话说陶然亭》等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烟壶》分获全国第一、二、三届中篇小说奖。 “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啊快去把兵当。莫叫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一家老少杀个光啊我的好老乡……”我就是在这首歌鼓舞下,12岁时参军当了交通员的。 我父亲原在东北军当兵,入关后落户于天津。我刚上到四年级时,父亲干活时把日本工头打伤了,跑回家不敢出门,从此失业,我们只好回到山东老家。这时我的老家已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了。各村都有民兵,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常有干部来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唱的那首歌,就是在村里动员参军的会上学的。 我姑姑家距我们村3里地,村东头是伪军据点。西头有个初级小学校。我住到姑姑家上学校听课。校长姓魏,对我很好。有天他对我说:“你文化基础比这里的学生好,又懂抗日救国的道理,为什么不参军抗日呢?”我说:“村长说16岁以上才能参军,我12岁,人家不要。”他说:“你要想参军,我可以作介绍人。”于是在一天夜里,魏校长领我到了一个偏僻村落,见到了我第一位上级高凤林同志。高凤林问我:“你参军是自愿的吗?”我说:“是。”他说:“抗战很艰苦,而且要作牺牲的准备,你怕不怕?”我擦着眼泪说:“我宁死不当亡国奴。”高凤林拍拍我的肩说:“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抗日战士了。”我问:“什么时候发军装?”高凤林说:“抗日战士不都穿军装。咱们的工作是穿便衣的。过两天我给你领布来,请房东大娘按你的身材做一套衣服。” 高凤林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革命导师。他原是乐陵的中学生,八路军从山西开来后,班主任带领他们全班都参加了革命。交通站几个点分散在不同村子。我只和高凤林在一起。有时他一人出去执行任务,就把我安排在堡垒户家。堡垒户是个外来铁匠,姓张。鬼子来扫荡,他就叫我在院里给他拉风箱,他烧火打农具,鬼子进来搜查,他说我是他儿子。我和高凤林一起行动时,在交通壕里他边走边对我进行教育:讲共产党的政治理论,讲革命人生观,讲抗战形势,讲革命纪律和工作方法。不仅言传而且身教。有时走到敌人据点附近,他让我趴在交通壕里,自己却站起来高喊:“伪军弟兄们,你们听着。中国抗战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鬼子在太平洋也吃了败仗,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赶紧立功赎罪还来得及。谁干过好事谁是铁杆汉奸我们都记上了黑红点,这笔账是要清算的……” 敌人炮楼上朝我们打出照明弹,开起枪来。他把腰一躬拉起我就跑。这样经历几次,我胆子大了。 开始我只跟他到不同的点上布置工作,到据点、村子与线人接头。他跟人谈话,我爬上屋顶或草垛上放哨。后来他就派我单独执行任务了。反扫荡中我们有人负伤需要药品。当时伪区长是我们村的本家。高凤林问我认识不认识他。我说:“认识,按辈分我叫他三爷。”他说:“派你进据点给他送封信,敢去不敢?”我说:“敢。”高凤林叫我回家换上天津的学生服,装作到据点去看他,把信交给他,顺便观察一下情况。我按他的指示去了据点。找到伪区长住的屋,那位“三爷”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呢,一见我来,爱答不理的指指炕头说:“坐下吧,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家里没粮食吃了?”我说:“不是,来看我姑,我爹叫顺便看看你。”他叫勤务兵给我去倒茶。趁着屋里没有人,我掏出信来塞给他说:“还有人托我给你带封信。” 他朝信看一眼,马上睁大了眼睛,摆摆手对送茶来的勤务兵说:“到门口放哨,有人来报告一声。”勤务兵出了门他才仔细看信。看完坐了起来,用手比了个八字,小声说:“爷们儿,你啥时干上这个了?”我说:“我啥也没干,人家叫我送这信,我敢不送吗?”他笑笑说:“好。你干啥不干啥我不问,在那边你就多给三爷美言几句吧。我不是铁杆汉奸。这件事我尽快去做。万一有没做到的,别怪罪我就是了。”我说:“那我就走了。”他说:“你轻易不来,吃个晚饭,住一宿明天走。叫这边的人认识你,以后再进来就方便了。以后你常来吧,我也许有话叫你往那边带呢。”我正想观察一下据点内部情况,就答应留下来。 天一亮我就跑回去。向高凤林报告了和伪区长联络的情况,他表扬我干得不错。 1945年,日本投降后,部队送我去学校学了几个月文化,然后调到新四军文工团,从此,我走进了文艺队伍。
丁宁:1924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任抗战话剧团演员,后入“抗大”学习。曾任南京市文艺处处长,文化部、中国文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著有散文集《冰花集》、《心中的话》、《雀儿飞来》、《蓝宝石集》等。曾获百花文艺奖等各种奖项多次。 抗战八年,惨烈、悲壮,更是英雄辈出!其中一人,被历史的风尘埋没了很久,他仍然那么年轻、英武,那么壮怀激烈。他的名字叫邹琳。 1941年深秋,我到一个连队去教歌。在村口迎接我的,是一位腰间插着手枪的青年军人,他就是邹琳。全连的战士,早已集合在打谷场上,我教他们唱《在太行山上》。 中午,在连部吃过饭,正想在老乡家里休息片刻,邹琳进来了。说他和战士们感激我教给他们新歌,问我有没有印好的歌片,他会简谱,也喜欢唱歌。 我立刻从书包里拿出几页新印的歌片,是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等,他接过去,一面看谱,一面唱起来,歌声浑厚、柔和,十分动人。 下午,他们备了一匹马,邹琳亲自送我回到驻地。 从此,只要他们的部队不转移,或离我们驻地较近,邹琳便抽空到我们剧团,借书、借歌本。 他只有18岁,却已饱经战火。我曾多次请他讲讲他经历过的战斗故事,他总是不讲自己、只讲别人。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他打仗十分英勇。一次,他所在的青年连趁黑夜突袭一个鬼子据点,他们把十几个敌人包围在一间农舍,鬼子用机枪堵门,猛烈扫射。邹琳灵机一动,飞身跳上屋脊,正欲扒开一个洞,往屋里投集束手榴弹。不料,年久失修的屋顶轰然塌下,邹琳不歪不斜正巧落在做饭的铁锅里,瓦片、朽木砸得鬼子哇哇直叫,满屋灰尘滚滚,分不清敌我,机枪也哑了。敌人正想向外逃窜,邹琳用日语大喊一声:“站住,别动!”鬼子一下被镇住,邹琳趁他们惊魂未定,挥舞大刀,一连砍死5个敌人,我们的战士趁势一拥而进,把鬼子全部消灭了。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 我问邹琳,你一声大叫,那么大威力,敌人竟乖乖地不动?他说:“大约鬼子在慌乱中误以为是他们的长官的命令。” 我心想,像他这样文质彬彬的人,竟一连砍死5个敌人而手不软,便问他:“哪里那么大的力量?”他斩钉截铁地说:“仇恨!” 邹琳还曾扮作商人,潜入敌穴,机智巧妙地多次完成重要的侦察任务。 此后,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不知邹琳的消息。这时我已从剧团调到战士女子中学任教员,那正是1942年冬,日本鬼子大“扫荡”前夕。一天中午,邹琳忽然风尘仆仆地闯到我住的老乡家里。我问他,这么长时间,藏在哪儿?他幽默地回答:“藏在一个安乐窝里。”原来,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在后方医院养了几个月。我问他伤在哪儿?他指指自己的肺部:“这儿,敌人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纪念:一颗没有取出的子弹。” 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枝小小的“勃朗宁”手枪,说是他在这次负伤的战斗中缴获的,可留作纪念。并说,他们的部队将有大仗要打,今后能否再见,难以预料。我送他到村头的河边,他满面洋溢胜利的喜悦,却轻轻吟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再见邹琳,抗战已经胜利。那时,我在胶东文协工作。一日,邹琳又像从天而降,英姿飒爽,像一个凯旋的英雄。 一见面,我就说,抗战结束了,你终于离开了战场。他却指指自己一身戎装(这时他已是营教导员),又指指天空:“你看,硝烟还未散,敌人灭我之心未死,作为革命军人,我仍然随时准备上战场。” 严酷的战争,又是几年,硝烟终于散去,我们的新中国在举国欢腾中诞生了。可是,邹琳却牺牲在战场,永不再回来。他没有等到我们的胜利,没有看到新中国,也没看到他曾经憧憬的碧蓝碧蓝的天!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邹琳的音容笑貌又在我的眼前闪现———安息吧,我的好战友! (本版由刘业勇、赵阳、王友存、吕明权、张李霞策划整理,郭天一绘像)(来源:解放军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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