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文学老兵讲述抗日的故事(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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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08月22日 06:08 解放军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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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白羽：1916年出生，1938年赴延安，受毛泽东委派陪美国海军武官卡尔逊遍访华北游击区，1944年任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历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现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著有散文《长江三日》等，中篇小说《火光在前》，长篇通讯《环行东北》，散文集《红玛瑙集》、《芳草集》，长篇报告文学《大海——记朱德同志》，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等。曾获斯大林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散文奖等。 在抗日战争的冲天烈火中，我曾栉风沐雨，九渡黄河。冰川崩裂，下临深渊，步履于上，其峻，其险，令人神魂惊悚；特别震撼我心灵的是黄河如瀑布悬空而下，汹涌激发，奔腾澎湃。望着滚滚波涛，横流直泻，其神魂，其气势，使我为之心胸开阔，仰天长啸。你，母亲的河流，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巍巍然、浩浩然、苍苍然、穆穆然！ 在黄土高原之上，延安凤凰山下，毛主席幽深的小屋里，在烛光闪烁之中，是毛主席交给我到华北敌后去的任务。他奋笔疾书，神情潇洒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正是这一次，我乘着皮筏，一转眼间乘风破浪，横渡黄河。我出发之前及归来之后，都见到了毛主席，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伟人神韵。他深思熟虑，部署全程制定游击战的战略，确立持久战的大局，使得延安成为革命的灯塔，指引着中国革命如黄河一样滚滚向前。 有一次渡黄河中游，我登上太行山。春光明媚，桃李盛开。我初识朱总司令于风雪汾河，在太行才真正熟悉起来。朱总司令宽厚仁德，雄才伟略，雍容大度，扬眉万里，手挥千军。不久，日寇向太行山发动大扫荡，正值此时，漳河水势陡然暴涨，墨如黑云，旋转咆哮，这时前有洪水，后有敌军，形势危急，我看到朱总司令立在悬崖之上，镇定自如，指挥泅渡。这时群山万壑，到处展开了反扫荡的连天烽火，刀劈斧削，势如破竹，黄河啊！你雷霆万钧，把一切污浊一扫而净。 又一次向黄河下游前进，平原烈火，炎天如焚，策马飞驰，千万支红缨枪如森林矗立，无数条地下道似星罗棋布。我们在南宫见到邓小平政委。在一间高大而阴凉的大厅堂里，他与美国人卡尔逊就国际形势进行了精辟透彻的分析，通达的议论。侃侃而谈，语惊四座。一个中国人震撼了一个美国人的心灵，竟然造就了他的人生的转折点。若干年后，卡尔逊在他的一部书里这样描写邓小平：“……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灵敏。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条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你能肯定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的无知啊！‘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的来源是美国的新闻电讯’。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美国人以大量钢铁供给日本制造弹药、武器。邓小平英明远见，刚果决断，其气之壮，迢逾黄河。从南宫离开解放区到了国统区向黄河前进，谁知我们几乎进入死亡之谷，国民党方面送我们的人嫌热，躺在树下憩睡，而我们这时离日军阵地只有咫尺之遥。后来冒险突进，浮船乘风，飘摇荡漾，横渡而过。 斗转星移，旭日东升。在危难时黄河发出怒吼，激励人心，在新生时，黄河发出欢唱，开天辟地，一个新中国在地球上光辉闪耀，灿烂夺目。有一次，我乘飞机从乌鲁木齐远航北京。飞了一程，下面展现出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仔细看时，大地上曲折回转，蜿蜒旋绕着一条长长的飘带，闪烁发光，风采神奇，再向前，黄河恣肆地纵横奔驰，滂沱遥泻，呼啸苍天。母亲的河流啊！你从地层下喷出滋润中华民族的乳汁，人民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奔赴小康，壮志凌云，意气风发。
胡可：1921年出生，1937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历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等职。著有话剧《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槐树庄》、评论集《胡可论剧》等，曾获全国话剧一等奖等。 60年以前，我是作为一名文艺兵，在晋察冀敌后根据地经历了这场抗日战争的。作为文艺兵，我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是在工作中边干边学逐渐熟悉了文艺的规律性的。那时，根据工作需要，唱歌，演戏，写剧本，编活报剧，写歌词，写通讯报道。我们的生活规律是：编戏排戏，行军走路，跋山涉水，搭台拆台，化装卸装，给房东担水扫院子，在指战员和老乡们的掌声笑声中获得满足，在房东的夸赞中得到安慰。生活是艰苦的，艰苦是跟今天的生活相比较而言，当时也不觉得艰苦。吃小米饭，油水很少，可是老乡们的生活还不及我们，打下粮食要交公粮，自己过着“粮菜半年粮”的日子，还要出公差勤务，抬担架，赶毛驴，妇女要做军装、做军鞋。敌人进行“扫荡”，奸淫烧杀，受损失最大的是老百姓。我们不知有多少次经过余烬未熄的村庄，不知有多少次倾听大娘大嫂的哭诉。老乡们从灰烬中刨出粮食，一定要做饭给我们吃，戴着孝帽的孩子一定要参军跟我们走。我们平时巡回演出，战时行军转移，已记不清经过了多少村庄，受到过多少大伯大娘的关爱。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参军，也把我们看作他们的儿女。我曾在“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同志家住过，受到过她的照料，在我的心中，她就是我的母亲，她就是人民的化身。 我们的副社长黄天同志是一位老戏剧家，1935年在杭州领导过“三五剧社”，抗战初期主持过陕北公学流动剧团，1943年奉命去冀东分区开辟工作，创作了大量剧本。他写的揭露日寇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暴行的歌剧《地狱与人间》，这部戏在他殉难后随着抗战胜利进军而广泛上演。他是在杨家峪掩护同志们突围后饮弹自尽，牺牲于日寇投降前一个月。作曲家今歌同志同他一道殉难。我们剧社的音乐家赵尚武同志，是东北抗日联军领袖赵尚志的弟弟，擅长作曲，在《黄河大合唱》中担任领唱。在1943年反“扫荡”中，剧社遭敌人包围，他背起战友的婴儿突围，被敌人射杀遇难。婴儿活了下来，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所在的文艺组一共10个人，有3个人牺牲于抗日前线。1942年的“对敌政治攻势”中，我们的一个演出队在山西崞县（今原平县）敌占区活动时，被汉奸告密遭敌包围，突围中，女战友方璧头部中弹牺牲。方璧是女工出身，擅写散文，曾在话剧《日出》中饰演小东西。曾写过歌剧《弄巧成拙》的剧作家崔品之被俘后惨遭杀害。剧作家吴畏在1943年秋季反“扫荡”一次突围中，被敌人用刺刀刺进胸膛，壮烈牺牲。他扮演过《日出》中的方达生、《雷雨》中的周萍，写过《人去楼空》、《老白猫》等多部剧作，牺牲时他的描写民兵斗争的未完成剧稿从挑破的挎包中飞遍山坡，和积雪混杂在一起。我的文艺兵战友们都是很有才华很勇敢的同志。他们和其他烈士们、和死难的乡亲们一起，长眠地下已经60多年了，他们的身体已经化为泥土，如今，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在替他们接受着人民给予的荣誉。
徐怀中：1929年出生，1945年春入伍，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组长，二野文工团团员，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等职。著有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及《徐怀中小说选》。其中，《西线轶事》曾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不知多少次填写履历表，各种各样的登记表，表格上总少不了“文化程度”这一项，我便写上：1945年毕业于太行联合中学。以初中为最高学历，自是无可夸耀，但正值“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居然能持续数年完成了学业，对个人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幸运。 我是吃太行山的小米黑豆长大成人的。更确切地说，我是从太行联合中学的锅灶上一碗一碗分饭吃、半饥半饱长大成人的。在校数年，总共吃过几顿饱饭，也就是说，有几堂课不是饿着肚子听的，是可以数得出来的。1942年秋，学校离开河南固新，到山西黎城县孟家庄开荒生产，补贴生活。荒山土岭，有狼群出没，两只狼窜到村口来，几位同学提着步枪出去，只是把狼赶走，并不开枪，舍不得子弹，子弹是留给日本鬼子的。初期，课程设置强调正规，初中应有的课程基本齐备，还开了英文课。凭着兴趣，我对国文课比较上心。班主任陈英老师选讲了《水浒传》第二十三回中的一节，他操着浓重的山西晋城口音提示了第一句，随即点出我的姓名：“这武松提了哨棒……徐怀中！”我从头至尾背诵下来，没有一字错漏，他满意地点点头，示意我坐下。陈老师推荐了几部翻译名著，我都借来读过了。有《普式庚小说选》、《表》、《第四十一》、《不走正路的安德伦》等等。书是麻纸印的，极薄，油墨很重，正反两面透印过去，弄得字迹模糊不清。同学们传递很快，不允许书在一个人手上停留时间稍长，匆忙翻篇儿，一不小心纸就碎了。教数学的倪学慧老师是薄怀奇校长的爱人，薄校长从大后方到延安，又转道来太行，地下党要求他绝对保密，临行他不曾向爱人辞行。倪老师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竟然一路追踪到了太行。她为培育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下一代，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同学们大哭一场，在山坳里掩埋了倪学慧老师，怕暴露学校行动，不曾留下祭文墓碑。在太行山的几年，历经大大小小多少次反扫荡斗争，学校总不断地在分散、转移、集中。因我的家乡是沦陷区，不能回去，有一次是跟武安县一位同学到他家去，此外每一次扫荡我都是参加了的。1942年5月，日伪军出动近10万人，对太行山区实行“分进合击”。周化南老师指挥我们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起初是以班为单位活动，敌人严密包围，反复搜山，一个班10多个人目标太大，又改为三五人的小组行动，在大山深谷和日本鬼子周旋。待反扫荡结束，才知道吴大威同学和一位炊事员身亡，女同学武秀英被俘。就在那次扫荡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壮烈牺牲。次年，太中师生跟随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到涉县石门村左权墓参加纪念大会，全体同学泪水盈盈，合唱了一曲《左权将军》：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乡们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原定学期为3年，因参加整风停课很久，直到1945年初才毕业。我报名参军，被分配在18集团军前方总部“前线剧团”，臂章上用蓝色油墨印着“18GA”。日本投降后，为适应新形势发展，前方总部改建为晋冀鲁豫军区，“前线剧团”随即改为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国民党军队沿平汉路北犯，军区部队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下发起邯郸战役，剧团随军自晋东南进抵太行山东麓——我的家乡磁县峰峰矿区。下山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回头仰望着巍巍太行。 我向太行山深鞠一躬 ！
邓友梅 邓友梅:1931年出生,12岁时参加八路军,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京城内外》、《别了，内濑内海》等。其中《我们的军人》、《话说陶然亭》等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烟壶》分获全国第一、二、三届中篇小说奖。 “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啊快去把兵当。莫叫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一家老少杀个光啊我的好老乡……”我就是在这首歌鼓舞下，12岁时参军当了交通员的。 我父亲原在东北军当兵，入关后落户于天津。我刚上到四年级时，父亲干活时把日本工头打伤了，跑回家不敢出门，从此失业，我们只好回到山东老家。这时我的老家已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了。各村都有民兵，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常有干部来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唱的那首歌，就是在村里动员参军的会上学的。 我姑姑家距我们村3里地，村东头是伪军据点。西头有个初级小学校。我住到姑姑家上学校听课。校长姓魏，对我很好。有天他对我说：“你文化基础比这里的学生好，又懂抗日救国的道理，为什么不参军抗日呢？”我说：“村长说16岁以上才能参军，我12岁，人家不要。”他说：“你要想参军，我可以作介绍人。”于是在一天夜里，魏校长领我到了一个偏僻村落，见到了我第一位上级高凤林同志。高凤林问我：“你参军是自愿的吗？”我说：“是。”他说：“抗战很艰苦，而且要作牺牲的准备，你怕不怕？”我擦着眼泪说：“我宁死不当亡国奴。”高凤林拍拍我的肩说：“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抗日战士了。”我问：“什么时候发军装？”高凤林说：“抗日战士不都穿军装。咱们的工作是穿便衣的。过两天我给你领布来，请房东大娘按你的身材做一套衣服。” 高凤林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革命导师。他原是乐陵的中学生，八路军从山西开来后，班主任带领他们全班都参加了革命。交通站几个点分散在不同村子。我只和高凤林在一起。有时他一人出去执行任务，就把我安排在堡垒户家。堡垒户是个外来铁匠，姓张。鬼子来扫荡，他就叫我在院里给他拉风箱，他烧火打农具，鬼子进来搜查，他说我是他儿子。我和高凤林一起行动时，在交通壕里他边走边对我进行教育：讲共产党的政治理论，讲革命人生观，讲抗战形势，讲革命纪律和工作方法。不仅言传而且身教。有时走到敌人据点附近，他让我趴在交通壕里，自己却站起来高喊：“伪军弟兄们，你们听着。中国抗战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鬼子在太平洋也吃了败仗，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赶紧立功赎罪还来得及。谁干过好事谁是铁杆汉奸我们都记上了黑红点，这笔账是要清算的……” 敌人炮楼上朝我们打出照明弹，开起枪来。他把腰一躬拉起我就跑。这样经历几次，我胆子大了。 开始我只跟他到不同的点上布置工作，到据点、村子与线人接头。他跟人谈话，我爬上屋顶或草垛上放哨。后来他就派我单独执行任务了。反扫荡中我们有人负伤需要药品。当时伪区长是我们村的本家。高凤林问我认识不认识他。我说：“认识，按辈分我叫他三爷。”他说：“派你进据点给他送封信，敢去不敢？”我说：“敢。”高凤林叫我回家换上天津的学生服，装作到据点去看他，把信交给他，顺便观察一下情况。我按他的指示去了据点。找到伪区长住的屋，那位“三爷”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呢，一见我来，爱答不理的指指炕头说：“坐下吧，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家里没粮食吃了？”我说：“不是，来看我姑，我爹叫顺便看看你。”他叫勤务兵给我去倒茶。趁着屋里没有人，我掏出信来塞给他说：“还有人托我给你带封信。” 他朝信看一眼，马上睁大了眼睛，摆摆手对送茶来的勤务兵说：“到门口放哨，有人来报告一声。”勤务兵出了门他才仔细看信。看完坐了起来，用手比了个八字，小声说：“爷们儿，你啥时干上这个了？”我说：“我啥也没干，人家叫我送这信，我敢不送吗？”他笑笑说：“好。你干啥不干啥我不问，在那边你就多给三爷美言几句吧。我不是铁杆汉奸。这件事我尽快去做。万一有没做到的，别怪罪我就是了。”我说：“那我就走了。”他说：“你轻易不来，吃个晚饭，住一宿明天走。叫这边的人认识你，以后再进来就方便了。以后你常来吧，我也许有话叫你往那边带呢。”我正想观察一下据点内部情况，就答应留下来。 天一亮我就跑回去。向高凤林报告了和伪区长联络的情况，他表扬我干得不错。 1945年，日本投降后，部队送我去学校学了几个月文化，然后调到新四军文工团，从此，我走进了文艺队伍。
丁宁：1924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任抗战话剧团演员，后入“抗大”学习。曾任南京市文艺处处长，文化部、中国文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著有散文集《冰花集》、《心中的话》、《雀儿飞来》、《蓝宝石集》等。曾获百花文艺奖等各种奖项多次。 抗战八年，惨烈、悲壮，更是英雄辈出！其中一人，被历史的风尘埋没了很久，他仍然那么年轻、英武，那么壮怀激烈。他的名字叫邹琳。 1941年深秋，我到一个连队去教歌。在村口迎接我的，是一位腰间插着手枪的青年军人，他就是邹琳。全连的战士，早已集合在打谷场上，我教他们唱《在太行山上》。 中午，在连部吃过饭，正想在老乡家里休息片刻，邹琳进来了。说他和战士们感激我教给他们新歌，问我有没有印好的歌片，他会简谱，也喜欢唱歌。 我立刻从书包里拿出几页新印的歌片，是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等，他接过去，一面看谱，一面唱起来，歌声浑厚、柔和，十分动人。 下午，他们备了一匹马，邹琳亲自送我回到驻地。 从此，只要他们的部队不转移，或离我们驻地较近，邹琳便抽空到我们剧团，借书、借歌本。 他只有18岁，却已饱经战火。我曾多次请他讲讲他经历过的战斗故事，他总是不讲自己、只讲别人。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他打仗十分英勇。一次，他所在的青年连趁黑夜突袭一个鬼子据点，他们把十几个敌人包围在一间农舍，鬼子用机枪堵门，猛烈扫射。邹琳灵机一动，飞身跳上屋脊，正欲扒开一个洞，往屋里投集束手榴弹。不料，年久失修的屋顶轰然塌下，邹琳不歪不斜正巧落在做饭的铁锅里，瓦片、朽木砸得鬼子哇哇直叫，满屋灰尘滚滚，分不清敌我，机枪也哑了。敌人正想向外逃窜，邹琳用日语大喊一声：“站住，别动！”鬼子一下被镇住，邹琳趁他们惊魂未定，挥舞大刀，一连砍死5个敌人，我们的战士趁势一拥而进，把鬼子全部消灭了。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 我问邹琳，你一声大叫，那么大威力，敌人竟乖乖地不动？他说：“大约鬼子在慌乱中误以为是他们的长官的命令。” 我心想，像他这样文质彬彬的人，竟一连砍死5个敌人而手不软，便问他：“哪里那么大的力量？”他斩钉截铁地说：“仇恨！” 邹琳还曾扮作商人，潜入敌穴，机智巧妙地多次完成重要的侦察任务。 此后，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不知邹琳的消息。这时我已从剧团调到战士女子中学任教员，那正是1942年冬，日本鬼子大“扫荡”前夕。一天中午，邹琳忽然风尘仆仆地闯到我住的老乡家里。我问他，这么长时间，藏在哪儿？他幽默地回答：“藏在一个安乐窝里。”原来，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在后方医院养了几个月。我问他伤在哪儿？他指指自己的肺部：“这儿，敌人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纪念：一颗没有取出的子弹。” 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枝小小的“勃朗宁”手枪，说是他在这次负伤的战斗中缴获的，可留作纪念。并说，他们的部队将有大仗要打，今后能否再见，难以预料。我送他到村头的河边，他满面洋溢胜利的喜悦，却轻轻吟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再见邹琳，抗战已经胜利。那时，我在胶东文协工作。一日，邹琳又像从天而降，英姿飒爽，像一个凯旋的英雄。 一见面，我就说，抗战结束了，你终于离开了战场。他却指指自己一身戎装（这时他已是营教导员），又指指天空：“你看，硝烟还未散，敌人灭我之心未死，作为革命军人，我仍然随时准备上战场。” 严酷的战争，又是几年，硝烟终于散去，我们的新中国在举国欢腾中诞生了。可是，邹琳却牺牲在战场，永不再回来。他没有等到我们的胜利，没有看到新中国，也没看到他曾经憧憬的碧蓝碧蓝的天！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邹琳的音容笑貌又在我的眼前闪现———安息吧，我的好战友！ (本版由刘业勇、赵阳、王友存、吕明权、张李霞策划整理，郭天一绘像）（来源：解放军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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