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5日，农历癸未年春节。在大后方，春节已逐渐变为少数人欢庆的节日，重庆《大公报》的文章写道：百金一匣的烟、几十元一只的橘子都被那些所谓的高等华人搬销一空……甚至春宴一席非千金而不办。1941年底，重庆人因为美国的参战而欢欣鼓舞，相信胜利已经不再遥远。仅仅过了一年，即到了1943年，人们的情绪却一落千丈。

　　战时的重庆，物资匮乏，人们住的是竹竿支撑的简陋草棚茅屋，吃的是被人戏称为 “八宝饭”的掺杂沙子、稗子的霉米；卫生状况更糟，死人不计其数。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也不见缓和的迹象。马路上乞丐成群，还不时发现冻死的乞丐。时任《新民报》负责人的赵超构写了一篇《冷气与人情》，描绘了他当时的心情：“冬天所以还有人冻死，那并非冷气之过，是因为人情的冷酷，比冷气更冷的缘故。假如我们人间是充满着人道与同情的温暖空气的，大家都能发挥点同胞爱，我们尽可以保证路无冻死骨。”

　　在上海，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一家报纸说：沪西金家巷粥厂腊月二十八开始施粥，该区贫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能喝这一大碗厚粥过年，该区贫民领受之余，咸喜形于色。

　　这年年初，一直跃跃欲试的伪国民政府终于得到日本授意，发表《宣战布告》，正式对英美宣战。汪精卫在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为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歌功颂德。

　　汪精卫：我们知道中国在一百年以来，经过许多次的战争。内战不用讲了，外战呢，总是枝枝节节的。唯有这一回的战争，才正是为“独立自主”而战争的战争。

　　日本之所以把对英美作战称为大东亚战争，是以从英美手中解救东亚国家的救世主自居，宣称战争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国家获得独立自主，以形成大东亚联盟，建设亚洲新秩序。汪精卫也以此作为自己建立伪政权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日本的真正目的是成为亚洲霸主。

　　日本政府还表示从8月1日起，交还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此证明自己的诚意。实际上，在日本人的授意下，管理两个租界的伪警察分局，都不得不加设一名由日本人出任的副局长，全权负责区内各项事宜。这样一来，租界的管理权还是在日本人手里。伪政权发表命令，宣布上海公共租界改称第一区，法租界改称第八区，任命陈公博为第一、第八区公署署长，兼第一、第三警察局局长。此时，陈公博除担任汪伪立法院院长等职位之外，还是伪上海特别市的市长，由此可见汪伪政权所设立的官阶格局的畸形和官员的人浮于事

　　十几天前，中美中英分别签约，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在华特权，这意味着治外法权在中国的结束。但英国拒绝了中国政府归还九龙、新界租借地的要求。

　　在延安，春节期间，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人山人海，各界军民两万多人聚会，庆祝中美、中英订立新约，废除近代以来对华不平等条约。鲁艺教师王大化、一年级学生李波演出的秧歌《兄妹开荒》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也在黄土飞扬的大风中坐在长板凳上观看，李波回忆说：“毛主席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但他并不在意，也不避一下风，这时毛主席身边的一个人往他嘴上捂了个大白口罩，毛主席马上用手扒拉开，只是兴奋地张着嘴哈哈大笑。

　　这一年，画家王式廓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边区的劳动英雄，此时，他开始酝酿创作木刻《改造二流子》。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不务正业，不事生产的各种人的统称。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生产动员会上，朱德提出，在生产中，不允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

　　在延安， 有110人被划定为二流子，门上和身上被佩带上徽章标志，只有在真正参加生产之后才允许摘取。对女二流子，规定她们受家人束缚，如有不改，则丈夫打骂，政府不管，也不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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