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占平

　　本文提要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建设发展，我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条件也有能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加速发展战略投送能力的历史性机遇已然出现。如果说，既往的战略投送能力建设滞后属于历史的无奈；那么，今天抓不住发展机遇则将成为历史的遗憾。可以预见，随着战略投送能力的不断提高，我军将如虎添翼，面对多样化军事任务，行动更加迅捷，应对更加自如，切实做到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战略投送是为争取战略战役主动或形成有利态势，综合运用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运输方式，对兵力兵器和装备物资实施远程、立体、快速移动的行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军事行动的进程和结局。随着作战节奏加快和行动空间拓展，战略投送越来越成为投棋布子、快速机动、克敌制胜、实现战略意图的关键环节。提高我军核心军事能力，在加强信息感知和精确打击能力建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战略投送能力建设。

　　战略投送能力作为军队行动的重要基础，是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的重要构成，是平时建设、战时用兵必不可少的力量支撑，必须摆在突出位置，加快建设步伐

　　夺取和保持军队行动自由权是历代兵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首要环节。《孙子兵法》提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强调，“整个战争艺术的秘密，就是使你成为交通线的主人”。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可以说，战争指导艺术的运用之妙，就在于把握好力量与速度的精确平衡。而有效运用投送手段，快速机动兵力，对于形成有利的战略战役态势，赢得主动，夺取胜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战争形态从冷兵器、火器向机械化演变，军队利用现代交通工具遂行任务的能力大幅提高，战略投送在夺取和保持军队行动自由权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苏军为扭转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在10天内通过铁路向前线紧急投送5000个军列的兵员，为迟滞德军进攻、转入战略相持、赢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信息化时代，战争的目的和作战目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无论是集中兵力还是集中火力，无论是兵力机动还是火力机动，都更加依赖快速高效的战略投送。美军军事打击阿富汗，20天内海空并举，将18万部队投送、部署于阿富汗周边，构成了长达900公里的半月形包围圈，确保了作战行动的顺利进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先后动员军民用运输机1100多架，大型船舶70多艘，向战区投送兵力约28万人，装备物资约300万吨，直升机700架，坦克1500辆，形成了压倒性的战场优势，为其实施快速决定性作战创造了条件。这些战例无不证明，拥有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才能掌握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才能在战争中有效开局、控局和收局。

　　战略投送能力是我军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必不可少的力量支撑。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我军的根本职能。我军要有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必须具备在国家陆地、海疆、空域范围内多方向快速机动的能力。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军承担的国际维和、联合反恐、人道救援以及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越来越多，战略投送空间范围不断拓展、组织运用的频率明显增加。汶川大地震救灾行动中，军队统筹安排军地交通运输力量，采取多种方式实施立体投送，把10多万救灾大军和急需装备物资快速运达灾区，保证了救援行动的迅速展开。从“和平使命-2007”联合军演到今年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以及近年来的多次国际维和、紧急援外救灾等军事任务，我军对战略投送的需求已从战争领域延伸到非战争领域，呈现出经常性、常态化趋势。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加快战略投送能力建设进程，切实满足部队“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同时，国家利益发展延伸使军事行动的战略空间进一步扩大，急切呼唤我军不仅要有能力“走出去”，而且要有能力“走得远”，以有效维护国际战略通道和海外经济利益安全。可以说，战略投送能够“运多远”，决定着后勤与装备能够“保多远”，更决定着我军能够在多大的战略空间遂行军事任务。

　　加强战略投送能力建设是适应世界军事变革、推进军队建设转型的有效举措。随着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和世界新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军事因素在巩固大国地位中的作用明显上升，核能力、远程投送能力、军费开支水平和军队建设质量，成为当今世界衡量军事大国的基本指标。美军在《联合构想2020》中提出，要具备4天将1个旅、5天将1个师、30天将5个师部署到世界任何地方的能力，并把这种战略投送能力作为21世纪领先全球军力的最基本前提之一。一些军事强国依靠战略投送遂行作战任务的快速反应部队，已占其总兵力的1/5(法军为21%，俄军为20%，德军为19%，英军为18%)。日军已将海外投送和反导系统并列为军费投入的两大重点，意欲通过发展战略投送能力提升其大国地位。印度军队也提出要致力于发展能够将其兵力兵器投送到世界任何地点的能力。我军要维护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也必须把战略投送能力搞上去，这是巩固大国地位、发挥大国作用的客观要求。从我军转型建设的需要看，加强战略投送能力建设也是实现精兵强军的有效途径。据外军测算，投送能力提高1倍，战斗力就约增长2至3倍。美军之所以将员额从217万精简到139万，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有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作支撑。我国幅员辽阔、疆界漫长，周边安全环境复杂，战略方向多、区域大，兵少不足以布防，兵多又难胜其养。而且，随着陆军由区域防卫向全域机动转型、海军由近岸防御向远洋防卫转型、空军由国土防空向攻防兼备转型，我军的作战视野和作战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只有大力提高战略投送能力，实现由“屯兵驻防”型向“兵力投送”型转变，才能作到平时少养兵、养精兵，才能进一步优化军队力量结构、建设精锐之师。

　　战略投送能力构成要素多元，运载工具是核心，交通网络是依托，指挥体系是关键，必须认清特点，把握规律，增强筹划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战略投送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交通过程。从系统的观点看，是多点到多点的物质流过程。战略投送能力就是控制这个物质流过程的能力。这个能力的强弱取决于运载工具的数质量水平、交通网络的通达程度和组织指挥体系的运行效率。战略投送能力植根于综合国力之中，军民融合程度高，其运用贯穿平时和战时，其建设发展涉及军队和地方，具有自身的特点规律。

　　国家交通运输力量资源是构成战略投送能力的主体。大型运载工具建造和交通网络建设投资巨大，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无力独自承担。在美军运输司令部掌管和控制的运力中，本土陆上运输的88%、跨国空运的50%、海运的64%，都是依靠民用运力完成的。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动用民用航空运力运送27%的物资和64%的人员；租用大量商船运送了34%的物资。伊拉克战争则进一步提高了这一比例。雄厚的国家交通运输实力是美军战略投送的潜力之源，快速高效的转化机制则是这一能力生成的关键环节。早在1956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从军事要求出发，签署《联邦资助公路法》，推动“国家州际和国防公路系统”的建成。美国《商船法》规定，新造和购买的船舶必须满足战时和全国紧急状态下适用于国防或军事用途的要求。英国规定，所有大中型吨位的船只在设计时都必须经过军方有关部门审批，达到认可的改装标准后才能建造。不难看出，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都十分重视在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载工具设计建造中贯彻国防要求。依托国家交通运输实力发展战略投送能力，已成为一条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