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峰　朱继红

　　细节是事件的颗粒、过程的链条

　　细节串连并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长征细节诉说党和军队“童年”的故事

　　“童年”的艰难与牺牲必将影响“一生”

　　长征细节交响着历史的足音和未来的脚步声

　　多少人倒下至今无法说清

　　多少人牺牲至今碑上无名

　　在那隆起无数颅形坟墓的土地上

　　栖息着塑造过这个时代的英雄

　　他们临别的眼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行

　　1　部队踏着月光，带着血迹，匆匆北上。一路激战不断，有时一个连打得只剩下几个人

　　胡奇才回忆：1935年12月，红4方面军与薛岳部对峙于四川天全、芦山地区。某日，薛岳部突破红军28团防线，直扑红4军指挥部。情况万分危急。红4军军长许世友命令到军部开会的我说：“敌人想冲过铁索桥来冲军部。你立即收容人员守住这座桥，掩护我们军部撤退。”我二话没说，赶忙跑到桥边，收容了35团退下来的几十名干部战士和各部退下来的人员，百儿八十人，立即与攻上来的薛岳部展开了夺桥战斗。战斗异常惨烈。敌人一刻不停地冲击。我们坚持到下午四五点钟，大部分同志牺牲，剩下的几个同志也已十分劳累。我看军部已安全转移，掩护任务已经完成，便带着几个活着的同志朝东边山上边打边退。

　　廖汉生回忆说，1936年4月9日凌晨，我后卫红2军团6师经夜行军后到达甸尾、可朗一带宿营。没有睡多大一会儿，总指挥部来人传达贺龙总指挥的命令：要6师即刻原路返回，赶到六甲，阻止敌人的追击，掩护整个部队行动。一定要狠狠地打！我们决定全师后卫变前卫，马上出发，以强行军向六甲开进，并边走边下达具体部署，边进行战斗动员：“同志们，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军安危的战斗，我们要不怕疲劳，不惜牺牲，坚决阻住敌人！”

　　上午9点多钟，前卫18团果然在六甲与敌龚顺壁旅先头遭遇。18团在成本兴团长、杨秀山政委指挥下，立即按预先部署，争取先敌之利，先展开先开火，消灭了敌人先头部队，并抢占了右侧的小山岭。这一仗打了一整天，打得相当残酷。全师伤亡220余人。18团政委杨秀山、参谋长陈刚负了伤，3个营长伤亡2个，9个连长伤亡8个。16团参谋长牺牲，2个营长牺牲，6个连长负伤。师长郭鹏也在指挥17团掩护部队撤出时负了伤。

　　廖汉生回忆：1936年9月我率领18团赶赴成县增援4师、32军阻敌之战。当时我除了协同成团长指挥18团，还亲自带领该团3营的一个连守一座山头。我们的人越打越少，子弹也几乎打光了，连长牺牲了，一连人只剩下几个人。我从师部带出来的特务班，班长牺牲了，我的3个警卫员也牺牲了1个，负伤2个。敌人从我们在山坎上挖开的一道口子摸上来，突破了阵地。我们余下的同志不得不带着伤员仓促撤下来，收拢后向成县城撤去。这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月挂中天，银辉洒地。部队踏着月光，带着血迹，匆匆北上。我儿时背熟的一首边塞古诗不觉脱口而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

　　夺取泸定桥的突击队的22名战士过桥后，冲进城堡里，与敌人作殊死搏斗。他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手榴弹也快要打光了。敌人开始向他们反扑。在刚刚降临的夜色中。他们抡起大刀片，见人就砍，眼前一个黑影一个黑影地倒下去，路两侧的不少树木也都被拦腰斩断了。

　　飞夺泸定桥后，红军总部表彰了24名夺取泸定桥的勇士，除了22名突击队员外还有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半个世纪过去，大渡河畔矗立起一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碑落成的那一天，杨成武来了。他以70岁高龄，再一次走上泸定桥。只是，别的夺桥勇士都没有能够第二次走过这座桥。24人中有3人当场阵亡了，其他20位全都牺牲在创建共和国的漫漫征程中。

　　2　湘江之战“血流成河”。红6师18团与敌两个师又一个团浴血奋战几昼夜，完成掩护任务后全团大部壮烈牺牲

　　在长征中任红1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的苏静忆及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以“血流成河”4字言之，重复数次，语极悲恸。

　　刘伯承回忆湘江之战时说：“虽然(红军)最终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湘江之战打了一个星期。根据多数人的记述，这是一场灾难。在长征的头10个星期中，如果说红军损失了四五万人(这是种种估计数字的平均值)，那么战斗伤亡至少有1.5万人，其中大多数人是在湘江伤亡的。

　　在长征中任红3军团第5师15团政委的罗元发说：红军长征过湘江打得最为惨烈。当时师长李天佑命令14团和我15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的任务。这时传来了军团首长的电报：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4天。第一天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多次进攻，阵前留下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130余人。部队坚持到晚上，边吃饭边加强工事，准备第二天的战斗。次日，部队伤亡越来越大。李天佑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坚守阵地，才能完成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安全渡江。”这时候，3个营长已有2个牺牲，全团伤亡200余人。不久，我和团长都负了伤。战斗进行到第3天，部队伤亡更大了。就在这一天战斗中，师参谋长胡震也光荣牺牲，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有700余人。但战士们仍坚守着阵地。营长负伤连长代理，连长伤亡排长代理，阵地却一直坚如磐石，矗立在敌人面前。罗元发言此叹道：“那一仗打得苦啊！”

　　强渡湘江后，张宗逊率红4师两个团继续西进，红10团在湘江以西掩护军委纵队和红9军团、红5军团过江。红10团艰苦战斗了两天两夜，打退了敌人10多次冲锋。红10团团长沈述清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红4师参谋长杜宗美接任团长指挥战斗，不久也壮烈牺牲。红10团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付出了伤亡400多人的代价。以后，掩护后续部队的任务交由红5师接替。

　　王平回忆：红5师在新圩以两个团阻击敌人3个师，坚决执行中革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4夜”的命令，与敌人拼搏，与阵地共存亡。红5师伤亡2000多人，师参谋长胡震牺牲。红14团除政委谢振华外，其余团的干部都英勇牺牲。中央纵队和主力过湘江后，红5师才撤出战斗，向西转移。阻击任务交给红6师。红6师18团担任掩护红8军团渡江的任务。红6师与敌两个师又一个团浴血奋战几昼夜，完成任务后全团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

　　经过湘江之战，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肖锋在日记中提到湘江一战1师3团损失过半时说：“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有人吃，边走边哭。”

　　3　爬雪山过草地时，那些炊事员不顾轻装的命令，坚持负重27~36公斤。当他们把热汤送给别人时自己却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毛泽东曾告诉美国记者斯诺：“在这夹金山，一军团中损失了2/3的运输牲口。好几百人倒下来，便永远不再爬起来了。”

　　据在长征中任红3军团卫生部部长的姬鹏飞回忆，爬雪山时几乎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可是谁也没有力气这样做。往往还没有送到低处，他们就牺牲了。他们常常死在卫生员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姬鹏飞说：“牺牲的人很多，天气太冷，有些人是冻死的，有些人根本喘不上气来。”他派了一些人沿途收容掉队的人。这些“掉队的人”往往是掩埋在雪下的尸体。由于海拔太高，水已无法烧开，火柴也很难划着。部队找不到柴火，看不见村庄，看不见人烟，翻山用了一整天，到了山的那一边后，海拔仍然很高。

　　红军过雪山时，伤亡的不少是后勤人员，如担架员(当时还有抬担架的)和炊事员。炊事员们不顾轻装的命令，坚持负重27~36公斤，锅里还装着米和其他食品。3军团的炊事员们在山顶停下来，为抢救病人做鲜姜辣椒汤(毛曾告诉警卫员，爬山前要吃些生姜和辣椒)。炊事员们坚持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死在雪山上。”当他们把热汤送给别人时自己却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过草地时，时任中央纵队第3梯队司令员兼政委的李维汉此时在中央纵队后面担任后卫任务。他说行军路上战士牺牲很多，牺牲了就扒些泥盖起来，做个坟堆以资纪念。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样一个场景：“我看到一条毯子盖着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紧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一起走，仔细一看，4名战士已停止了呼吸。”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937年在延安见过一本老红军莫许的日记。在日记中，莫许讲述了一个在泥潭中挣扎的红军战士的情况。莫许扶着那个战士站起身来，但那人又跌倒在黑水里，紧紧地攥着步枪。莫许试图去拉那个人起来，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那个战士就要断气了。莫许想给他一些炒青稞吃，但他已不能嚼了。莫许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自己的干粮袋里。那位战士咽了气。莫许继续行军。那位战士的遗体蜷缩在沼泽地里。当莫许在路上休息取出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放在手里时，那位垂死战士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无法咽下那些炒青稞。

　　在长征中任红6军团51团总支书记的朱家胜后来对女儿说，长征中过草地，战士们因高原反应严重，疲惫至极。朱家胜在途中见一士兵盖被单躺着，又见其旁竖一木牌，上书“不准坐下”4字。朱家胜心想，他能睡觉，我也坐下歇歇。朱家胜便靠近坐下，见该士兵无声息，伸手掀被单，竟是一死尸也。朱家胜这才醒悟，该士兵是因坐下而亡，遂起，疾走。

　　红军长征过草地，途经班佑河。过河后彭德怀命王平回返，收容掉队的红军战士。王平领兵一营，急行军35公里，始至河畔，举目远眺，果然人影憧憧；近视之，或坐，或躺，或卧，或跪，或搂，或抱，或背靠背，或肩挨肩，皆呼之不应，摇之不动，细检之，有数百人，唯一的一名小红军尚有气息。王平命抱小红军回。中途小红军断气。王平后来言此情景，老泪纵横，哽咽不已。

　　4　他们在一场场险恶的战斗中慷慨赴死。师长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9岁，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时只有27岁

　　被堵截在湘江东岸的红5军团34师师长陈树湘决定突围，成功后到湖南打游击，不成功战死沙场。当天晚上，34师分两路突围。团长韩伟率100团掩护陈树湘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师部及101、102团500多人向东突围。100团走到猫儿园附近，又与追兵遭遇，全团投入所有兵力与敌人拼死抵抗。而由陈树湘率领的师部和另两个团余部后来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陈树湘身负重伤在道县被俘。

　　韩伟回忆说：“敌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狂，命令属下抬着陈树湘去向主子邀功领赏。而重伤的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的头，送回他的原籍悬挂在城墙上。王光道等其余指战员也终因在敌人重围下，弹尽粮绝，大部分光荣献身。”

　　亲自指挥攻打遵义的3军团参谋长邓萍是在1935年2月27日的作战中牺牲的。

　　据在长征中任红3军团11团政委的王平回忆：当天下午攻城前我们“去观察地形，趴在一个小土墩旁用望远镜观察”。我说：“我们迎着太阳。敌人在城墙上看(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在城垛里用‘九响连珠炮’乱打。这种枪要是被打中，死不了也得残废。”邓萍蹲在我和张爱萍的侧后。邓突然抬了一下头，即被打中头部，一声没吭就倒下了。张爱萍对于这一幕也是终身难忘。他说：“突然，他的头栽到我的右臂上。我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他的血已染满了我的衣襟。”邓萍牺牲时只有27岁。他是军团长彭德怀的得力助手。

　　在长征中任红25军225团政委的刘震在回忆录中写道：独树镇之战是红25军长征途中最为险恶的一战，是红25军生死存亡之战。在最危急时刻，红25军政委吴焕先赶到阵前，指挥224团、225团就地进行抵抗。他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随即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与敌展开白刃搏斗，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

　　然而这样一位好政委却于1935年8月21日不幸牺牲。那天，红25军由泾川县城以西翻越王母宫塬，徒步涉河。部队刚过一半，山洪暴发，河水陡涨。军直属队和在塬上担任后卫的部队被阻于汭河北岸。此时，敌35师千余人从塬上突然来袭。红25军后卫在塬上四坡村与敌展开激战。因先头渡河部队难以回援，后卫部队处于背水作战，形势极为不利。正准备过河的吴焕先见此情景，立即带百余人冲上塬头，直插敌人腰部。他向部队高呼：“压住敌人就胜利，绝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红军战士不顾泥泞路滑，从侧后向敌人发起冲击。与此同时，塬上部队也实行反击。在我军夹击之下，敌人纷纷溃散。战斗中，吴焕先壮烈牺牲。

　　贺庆积回忆说，1936年2月初，红2、6军团在黔西北的鸭池河渡过了乌江天险，攻占了黔西、大定、毕节。在打鼓新场战斗中，红6军团17师师长吴正卿不幸牺牲。前任师长苏杰已在招头寨战斗中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前后几个月的时间，我师即失去了两位可敬的师长。

　　5　中央红军长征前约8.8万人，到达陕北后已牺牲了约8万人，但亲历者说其实不止这个数

　　安登榜是红军中唯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挥员。他的职务是红军羌族大队长。他佩带着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把老式的战刀。尹全学是跟随他的200名羌族勇士中的一位，也是参加红军的人中的唯一一位健在者。解放后，尹全学回到故乡带回了安登榜已经阵亡的消息。他回忆道：“我们跟着大队长沿着这条河赶上红军的队伍，朝草地进发。到了毛尔盖，有一天晚上，他带着10多名红军去找粮食，一夜没有回营。天亮以后，我们骑马去找，走了20多公里地，终于找到了大队长和十几个红军战士的遗体。他们浑身是刀枪留下的伤痕，周围的青草黄花都被血粘在了一起。”

　　红军在草地行军时，因为饥寒交迫，不少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同队的人看见了，虽然非常悲痛，但并不表示悲观失望，反异口同声地说：“同志，你已经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尽了最后

　　一口气。”旁边的人插上一句：“不要紧，你的任务我们来完成。”“我们为中国的独立、解放流最后一滴血。”

　　那些叫不出姓名的红军官兵虽战死沙场，坟头却永远朝向红军北上的方向。

　　史载，中央红军长征前约8.8万人，长征到达陕北只有7000人左右，损失约8万人。邓逸凡(长征中在红1军团2师担任要职)1996年4月20日在广州对笔者吴东峰说：其实不止这个数。以2师为例，出发时有7000人，途中合并其他部队的，俘虏的，招兵的，补充3万多人。那时途中招兵，一招就几千人。2师总数应是3.7万余人，到了陕北只剩700多人，损失了3.6万多人。其他红军部队亦然。

　　研究长征史专家胡华教授估计开始长征的部队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因为第5次反“围剿”战斗中营以下的指战员伤亡惨重。而长征中，红军的新兵部队损失最为严重。

　　1933年在长冈乡407名青年中有320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里至1934年10月，有近5万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至1934年的一年里，有2万多人参军，仅1934年5月一个月就有2000人参军。1933~1934年间参军的人中，大多数人参加了长征。

　　据在长征中任红3军团副参谋长的伍修权估计，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几个月中，新征了5万兵员。李德估计，红军过贵州省边界时，已损失了一半新兵和75%的“后备兵”。所谓“后备兵”，即为挑夫。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情况的报告》中说，红军长征前为“保障红军主力此后西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为红军主力部队补充了青年战士。我们吸收了3万名志愿者参加。”陈云又说：“在湘南，敌军对红军两面夹攻，切断了红军第34师与大部队的联系。该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官兵在突围中大部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