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三成 王雁翔

　　寻访长征路，拜谒烈士墓，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背影，似乎并没有走远。70年前，他们倒下的地方，如今已变成沃野良田，但那一座座掩映在绿荫丛中的红军烈士陵园，却仿佛还飘散着挥之不去的硝烟。岁月消蚀了他们的尸骨，时间模糊了他们的姓名，而历史，却清晰地记载着这个伟大群体的英名——红军。

　　红军烈士多无名

　　“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行走在长征路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歌》，不时在我们心中回响。

　　漫漫长征路，既是一条扭转乾坤的胜利之路，也是一条慷慨悲歌的牺牲之路。有人把长征比喻为“地球上的红飘带”，殊不知，在这条“红飘带”飘过的地方，最震撼人心的，就是那一座座红军烈士陵园。陵园内的布局大致相同：一座主碑，几堆坟茔；碑文寥寥数语，记载着悲壮的战斗；苍松翠柏环抱，营造出肃穆的氛围。然而，主碑上没有人名，陵园里也没有烈士名录，管理人员往往只能告诉你这里安葬着几十或几百名红军烈士，却没人能说出他们的姓名。

　　在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甘肃省会宁县，我们瞻仰了两座红军烈士陵园。1936年10月22日，担任红四方面军后卫任务的红5军，为掩护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在会宁以南30公里的大墩梁地区与尾随北犯的敌37军展开激战，副军长罗南辉身负重伤，坐着担架仍指挥战斗。第二天，敌人见步兵正面进攻难以奏效，便调来7架飞机轮番轰炸，罗南辉及800多名红军将士壮烈牺牲。

　　几天后，即1936年10月28日，红31军91师、93师等部，为掩护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在会宁以北50公里的慢牛坡阻击敌25师时，又有包括红93师师长柴洪宇等200多名红军将士英勇献身。

　　据史料记载，会宁会师期间，红军总共打了6仗，牺牲1800余人。而在大墩梁和慢牛坡两座红军烈士陵园里，我们只看到了罗南辉和柴洪宇两位烈士的墓碑。在直罗镇和山城堡的烈士陵园里，我们只了解到红四团代理政委黄苏的事迹。同样，西路军在祁连山下的倪家营、梨园口与敌激战47天，歼敌万余，红军牺牲3000多人，大多没有留下姓名。就连飞夺泸定桥那种拯救红军的关键之战，22名勇士也只有5人留有姓名。

　　难道真是“英魂聚汇地，不留个人名”？其实，谁也不愿意淡忘烈士的英名。然而，那个时候条件太艰苦，战斗太频繁，牺牲太经常；资料一批批失散，战友一个个离去，往事一件件尘封……最终，无情的岁月湮灭了无数生动的细节，只给世人留下一个大致的轮廓。

　　今天，我们圣地寻旅，面对一座座无名烈士墓碑，常常思绪万千，血涌心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的历史是无名烈士创造的，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共和国的今天。尽管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但是他们的业绩流芳百世。

　　会宁会师纪念馆的马进林馆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20年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时，会宁人民曾托人请邓小平同志题写纪念塔塔名，邓小平欣然命笔，写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18个大字。当工作人员提醒他署名落款时，邓小平说，红军长征途中牺牲了那么多同志，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我为什么一定要署名呢？

　　时至今日，镌刻在“会师纪念塔”上的邓小平题写的塔名，仍然没有署邓小平的赫赫大名。

　　无名烈士传英名

　　作为个体，红军烈士大多没有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传世的墓碑上，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群体，他们却把红军的英名深深地刻进人民群众的心中。

　　流传在会宁县的一个无名小红军的故事，拨动了我们的心弦。

　　1936年10月初，会师红军进入会宁县城，其中一支部队有个15岁的小红军，他随部队首长住进一个名叫魏鸿儒的秀才家里。几天下来，群众对红军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从害怕到信任的过程，房东家4岁的儿子魏煜也成了小红军的“小尾巴”。

　　10月5日那天，小红军和几位战友到街上张贴标语，魏煜也跟着去了。突然，几架敌机低空偷袭，爆炸声顿时响成一片。正当魏煜吓得不知所措、摔倒在地时，小红军奋不顾身地扑到他身上。一枚炸弹在他们的身边爆炸了，魏煜只被炸伤了左腿和两根手指头，而护在他身上的小红军却被炸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孩子的父亲魏鸿儒闻讯赶到后，看到儿子还被小红军压在身下，只受了轻伤，激动地从血泊中抱起小红军，连声呼唤……为了表达对红军救子的感激之情，他将小红军的遗体安葬在自家的祖坟里，并一再表示希望能为红军做点什么。在红军卫生员的精心治疗下，小魏煜的伤势渐渐好转，红军离开会宁时，一位首长特意叮嘱魏鸿儒：将来这孩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希望他们支持红军，继续长征。

　　岁月如梭。魏煜长大结婚后，先后于1960年、1962年和1971年生了3个儿子。按照父亲的嘱托，他给儿子分别起名魏继征、魏续征、魏长征，合起来正是“继续长征”。

　　如今，魏煜老人已经过世。10月8日，我们在会宁县城的一家裁缝铺里，采访了他的三儿子魏长征。魏长征告诉我们，每年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他和哥哥们都要去祖坟祭祖，同时祭奠那个不知名的小红军。红军救他父亲的故事，连他侄子的同学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和红军在会宁的其他许多故事一样，正一代一代传诵下去。

　　红军爱人民，人民爱红军。在会宁县的河畔镇，我们还看到一座像风景名胜一样漂亮的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红园”。园内，不仅有“将帅碑林”，而且矗立着一座高大挺拔的“群英塔”。清风徐过，悬挂在纪念塔上的几十个风铃，不时发出轻柔悦耳的“叮咚”声，似乎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红军流血牺牲的地方，咱们子子孙孙谁也不要忘记红军的英名和业绩。

　　更让人感动的是，“红园”是河畔镇群众自发捐资修建的。尽管当地干旱少雨，群众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还是集资26万元，加上当地一位民营企业家拿出的116万元，在村头最显眼的地方，建起了这座比祖祖辈辈供奉的庙宇还要漂亮的“红园”。

　　无需赘言，红军的精神，长征的精神，已经成为改造这片贫瘠土地的宝贵财富，成为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英名长驻在民心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年古训，也是万世真理。

　　从去年开始，长征路便热闹起来。一批批新闻记者，一个个文艺团体，一拨拨各路游客，纷纷踏上红军走过的万水千山。尽管长征路早已今非昔比，尽管现代人有了代步工具，然而不管是谁，一趟走下来，都会把万千感慨浓缩成一句感叹：红军真不容易！于是，人们把赞颂人类精神的最美好的词汇，毫不吝惜地献给了红军：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可贵的团结，勇猛的作风，严明的纪律，等等，等等。而支撑这一切的源动力，其实只有两个字：为民。

　　采访中，我们听到许多类似的故事，是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开始老百姓如何害怕，如何躲藏，后来又如何回来，如何支持红军。而原因无一例外：因为他们发现红军和其他任何军队都不一样。红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让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过好日子。这一宗旨从红军诞生之日起确立，并贯穿于长征全过程，成为长征的胜利之源。

　　以下几件小事，无疑印证了这个道理。

　　1935年10月8日，中央红军路经宁夏固原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时，由于缺水无法做饭，警卫员只好烤了一些带泥的土豆，很内疚地让毛主席吃。毛主席毫不在意，还宽慰大家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吃带泥的土豆，就是为了明天让老百姓不吃带泥的土豆。”

　　毛主席率领红军翻越六盘山前，曾在兴隆镇单家集问当地回族群众：“生活苦不苦？”群众回答：“苦。”毛主席说：“将来红军一定会打回来，解放群众，让你们不再吃苦。”为了红军的承诺，宁夏军区给水团于上世纪90年代对贫困山区群众实施了“百井扶贫工程”，其中有一眼深水井就打在当年毛主席住过的单家集。

　　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粉碎

　　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对待人民问题上泾渭分明的宗旨，注定双方的较量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真正的悬念——尽管这是一场典型的非对称战争，尽管红军几度被逼入绝境，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弱小的红军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红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是因为红军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为人民打天下，自然会赢得人民的拥戴和支持；而国民党军队欺压百姓，为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服务，老百姓人见人怕，最后的失败是必然结果。

　　从南方苏区到黄土高原，长征在把红军打造成一支胜利之师、文明之师的同时，也给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留下了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即：为人民，永远是我们的立军之本；靠人民，永远是我们的胜利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