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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当时的苏军已全部实现装甲机械化，拥有T-62坦克等性能先进的战车数万辆。面对北邻的强大军事实力和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的咄咄逼人之势，我军在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以“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方向为战略防御重点，形成以边境地区坚固阵地为主体的大纵深防御体系，以阻止敌坦克集群长驱直入；在东南沿海方向，则形成以“两个半岛”(山东、辽宁)为屏障、长江及珠江下游地区为支撑的抗登陆作战布局，以阻止敌可能对我实施的大规模登陆。然而，大敌当前，我军装甲兵部队刚刚装备不久的59式中型坦克、62式轻型坦克和63式水陆坦克等，都存在“矛不利”、“盾不坚”的问题，难以在反侵略战争中克敌制胜。

　　为与敌坦克集群相抗衡，我国先后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开始研制69式中型坦克、WZlll重型坦克(本刊下期将予以介绍)、超轻型伞兵战车等性能先进的坦克装甲车辆，并针对东南沿海抗登陆作战的迫切需求，决定研制新一代轻型坦克(研制代号为WZl32)，以改变南方“铁骑”部队火力偏弱的被动局面。该型坦克的研制持续近10年时间，整个研制过程共分为四个阶段：1967～1969年为第一阶段，主要进行战车的作战需求研究和初始设计；1970年为第二阶段，受“极左”思想在南方水网稻田进行试验的WZl 32轻型坦克的影响，战车研制出现“过热”问题，研制工作走了弯路；1971～1972年为第三阶段，战车恢复正常研制；1973～1975年为第四阶段，由于技术不稳定、不成熟等一系列问题，研制工作逐渐终止。

　　轻车“扛”大炮，成为设计伊始的主格调

　　1967年3月28日至4月3日的北京，正是乍暖还寒之时，刚刚开始的“文革”，更是给春寒料峭的北京增添了几分压抑，但这一切似乎都被装甲兵新装备研讨会那种专注、激情以及国家安全的责任感所驱散。根据军委装甲兵的安排，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了新一代轻型坦克发展论证会，正式启动了新一代轻型坦克的研制会战工程。会议全面研究了已装备部队的62式轻型坦克存在的主要不足，重点研究了该型坦克火力系统和动力系统的改进问题，同时，与会专家还就新型坦克拟采用的火控装置、新材料等问题分别进行了酝酿和讨论。会议结束后，立即成立了“132坦克三结合论证组”。论证组随后到总部机关、部队以及相关科研院所，就新一代轻型坦克的作战需求和主要战术技术指标等问题进行广泛的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一代轻型坦克总体布置和主要部件的初步方案。论证组的初步设想是，新坦克火力系统拟采用改进型的85毫米坦克炮，并加装激光测距装置；动力系统拟采用8V135型发动机，行走系统和光学、电气设备等也准备在62轻型坦克的基础上进行较大改进，使二代轻型坦克的综合战技指标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方案上报后，很快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从1970年2月起，工厂按上级下达的战技指标开始进行新坦克的总体设计。

　　在方案设计过程中，1969年在中苏边境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面对强敌横冲直撞的坦克，军内外要求新研的轻型坦克必须能击毁敌中型坦克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承担研制任务的工厂从1969年初开始考虑轻车“扛”大炮的可能性，并开始进行轻型坦克上大口径火炮的摸底试验工作。研究工作进展十分顺利，1970年春，科技人员在1辆62式轻型坦克上成功地安装了1门59坦克用的100毫米坦克炮。实弹射击试验表明，62轻装大口径火炮基本可行。为慎重起见，科技人员又对装大口径火炮的轻型坦克进行更加系统和全面的稳定性摸底试验。功夫不负有心人，试验车打出111发炮弹后，轻型坦克经受住了强大后坐力冲击的考验，底盘和其他系统基本完好，轻车“扛”大炮基本可行。这一试验结果给广大科技人员以极大的鼓舞。

　　“放卫星”放出不切实际际的高指标

　　正当科技人员对新坦克进行科学的设计和严格有序的试验时，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有关部门突然对新坦克的战技指标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求(称为“二四批示”)，并成立了“二四”会战办公室，专门领导新坦克的研制工作，同时要求承担研制任务的有关单位组织进行“三结合”会战，以“放卫星”的精神，研制出高性能的新一代轻型坦克。为此，有关部门立即组织成立了由工厂、研究所、大学和部队等十几个单位组成的“三结合”会战小组。

　　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新坦克的战技指标一路飙升，有些指标现在看都不落后。档案是这样记载的：新坦克战斗全重控制在18～20吨左右；装1门100毫米滑膛加农炮(其身管长为4.7米，短于59式中型坦克)，弹药在原车弹药的基础上，增加超速穿甲弹和破甲弹两个弹种；装4枚反坦克导弹；采用双向稳定器，昼间可见光瞄准、夜间微光夜瞄(或热像仪)和激光测距三合一式瞄准镜；车长昼夜合一式微光指挥仪；装弹道计算机；装430～450马力多种燃料发动机；坦克的最大速度65千米／小时，越野平均机动速度42～47千米／小时；安装可调式液气悬挂装置；动力系统以空气起动为主，液压助力操纵；具有两栖能力，可进行浮渡；装发动机排气装置消音器；具有集体“三防”能力；通信系统装最先进的cwT一176型单边带或更先进的宽带坦克电台(目前也不多见)；采用无镍铬薄装甲钢板，低合金高强度铸造履带板，铸造铝合金挂胶负重轮，塑料滚珠的炮塔座圈和指挥塔座圈(笔者在部队时，曾目睹59坦克掉沟后炮塔被掀起，乒乓球大小的炮塔钢滚珠散落一地的情景。因此，笔者联想，在当时的材料技术条件下，不知塑料滚珠能否支撑近10吨重的炮塔)等。据史料记载，新坦克共涉及28项高指标，而这些技术在当时基本没有技术储备。然而，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这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却要求以“放卫星”的精神在新坦克的研制过程中予以落实。

　　在“放卫星”的思想指导下，工厂全面展开新坦克的高指标会战。1970年3月下旬开始，会战单位开始进行新坦克总体布置方案设计，至6月完成了技术设计，9月试制出第一辆样车。样车安装了8V150型纵置发动机，操纵装置液压助力系统，可实现坦克前后俯仰、战车整体上升下降和整车左右倾斜的可调式液气悬挂装置，100毫米短管滑膛炮等。样车试制出来后不久，便参加了同年9月21日在北京的射击表演。表演中，除样车实弹射击表现不凡，五发五中，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该车其他系统问题成堆，而且28项配套技术大部分没有研制出来，“放卫星”实际上是徒有虚名。为此，有关部门及时否定了新坦克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求该坦克的总体设计推倒重来。

　　从“天上”到“人间”几多辛酸几多忧

　　为纠正第二阶段新坦克研制过程中出现的“过热”问题，1970年10月5日，“二四”会战办公室召开了“105”会议，认真总结前一阶段坦克研制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根据在“放卫星”中准备上车的“三液”系统(即液力传动、液压操纵、液气悬挂系统)等部件尚不成熟或达不到预定指标的情况，会战办开始酝酿对该车高战技指标进行调整。10月24日，“二四”会战办公室再次召开研制工作会议。会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新坦克的战技指标进行了重大调整，将“三液”改为“三机”(即采用机械传动、机械操纵、扭杆弹簧悬挂)，同时提出新坦克的研制指导思想要体现“两个突出”，即突出火力和火力控制；战技指标要贯彻“四条要求”，即坚固耐用、使用方便、一学就会、一用就灵，要求克服第一辆样车仪表多、管子多、电线多、按钮多的情况，要简洁实用。

　　随着指导思想的变化，新坦克的总体设计方案也随之进行了重大调整——发动机由8V150型多燃料、增压型柴油机改为12150L一7型横置55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采用带同步器的机械变速箱，仍采用液压助力操纵，改铝制负重轮为钢制，液气悬挂系统继续在首辆样车上进行试验，但其他样车暂时不上该系统；降低炮塔高度，暂不上双向稳定器，仍保留4枚导弹；为强化坦克对空防卫和对地面目标的打击能力，准备以20毫米航炮代替高射机枪；火炮准备采用自动装弹机。同时，有关部门还明确，该车如不能实现浮渡，则采用潜渡方案，并要求该车作为“献礼”工程，于1971年3月前将重新设计的新坦克总装出来，在3个月内完成10000千米的试车任务，力争在1971年7月1日定型。调整后的研制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案，得到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批准。

　　10月会议后，根据有关部门提出的“抢冬季”的研制总要求，承研单位用2个多月的时间，再次完成了新坦克总体方案的设计工作，并于1971年1月底和3月底，完成了第二、第三辆样车的试制任务。2辆样车试制出来以后，科研人员立即着手按领导机关下达的《132轻型坦克设计定型试验大纲(草案)》进行各种试验，2辆样车试验里程均达9 000千米以上，试验项目达75项之多。6月11日，2辆样车接受火力系统大型摸底试验，共发射炮弹234发，取得了较好的试验效果。

　　随后，2辆样车首先在东北地区进行了冬季试车，后又分别在广东省博罗县罗浮山地区和黑龙江省大庆地区进行了夏季试车。同时，原第一辆样车经过改装后，其可调式液气悬挂装置也同时在罗浮山地区进行了300千米的行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几辆样车的底盘部分性能稳定，主要问题是发动机上的发电机液力耦合器断轴，液压助力操纵装置在试验后期出现油缸磨损操纵不灵的现象，以及存在空气起动不可靠，空气压缩机寿命短等问题。根据2辆样车试验情况，工厂立即组织科技人员解决试验中存在的问题，并于1971年底至1972年初将试验情况、指标完成程度、存在的问题和工厂今后的工作安排等向“二四”会战办公室作了汇报，同时申请新坦克设计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