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1946年2月18日，南京，蒋介石率领国军全体高级将领赴中山陵谒陵。随即到灵谷寺，蒋介石（中）与参谋总长何应钦（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右）席地而坐，共进野餐。

　　作者：王晶晶

　　抗战时期的1944年3月13日，广西桂林城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热闹景象——白崇禧府邸大门外“车如流水马如龙”，访客络绎不绝；府里场面更震撼：蒋介石特使何应钦、桂系将领李宗仁、各路将领代表以及美国将军史迪威等“大人物”冠盖云集，将星熠熠。据说，桂林那一天有5万军民齐聚，都是为了祝贺国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母亲90大寿。当时，白崇禧的五子白先勇才5岁，不太明白那么多人在干什么，他更不会知道，中国的抗日即将延续为内战，这个家族此时所拥有的一切风光，都将伴着历史消散在战争的硝烟中。

　　2012年4月和5月，白先勇在北京两次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他身材高大，无论是坐是站，都腰杆笔直，全然不像已经73岁的老人。近年来，白先勇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写父亲的传记上。白崇禧1949年去台湾，用其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向历史交代”；如今的白先勇，则是为了还原出一段历史。

　　与蒋介石分分合合40年

　　白先勇说：“父亲的一生，就是民国的一个片段。”生在那个忧患重重的年代，白崇禧为时事所造，从贫家少年一步步成长为指挥百万雄师的一级上将。

　　白崇禧是广西桂林县南乡人。父亲经商，但是早逝，账房趁火打劫，卷走了所有资产，家道中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8岁的白崇禧报名参加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南北议和成功后，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他，24岁回到桂林，在旧军阀陆荣廷的部队见习，25岁当上广西模范营副连长，一年后升任连长。当时军阀混战，白崇禧审时度势，率模范营起义，与老同学李宗仁、黄邵竑(同“宏”)合作，短短6年，统一了广西全境。接下来，他北伐打败孙传芳、唐生智，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与阎锡山联袂入北京，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带兵进北京的广西人。那一年，白崇禧仅35岁。

　　“那段时间，可能是我父亲军事才能发挥最好的时候，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高峰。”可惜好景不长，北伐刚结束，蒋桂之间就打了起来。白崇禧与李宗仁一起联络阎锡山、冯玉祥等共同反蒋，在各方的逼迫下，蒋介石分别于1928年8月和1931年12月两次宣布下野。虽然后来蒋介石重回政坛，但双方的较量一直没有停止，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合作抗日。

　　白先勇说：“后来，父亲与蒋介石分分合合，起起落落，在抗日、内战中心情矛盾，夹在盟友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百般纠葛，这些事3天3夜也讲不完。”1949年白崇禧赴台湾，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无法摆脱蒋介石、李宗仁之间的争斗。

　　李宗仁是桂林西乡人，与白崇禧既是同学，又是同乡，两人惺惺相惜，亲密无间。李宗仁有勇，白崇禧有谋，在两人的主持下，桂系一派崛起，颇为蒋介石所忌。据李、白二人的老部下程思远讲述，曾有人对他说过这样一个灯谜：“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又是一人。”谜底便是“李白”(指李宗仁、白崇禧)。

　　抗日战争中，李、白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合作指挥的台儿庄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可刚一胜利，担心桂系过于强大的蒋介石就想着如何整军、裁兵。再加上受美国调停的影响，直到1947年11月，蒋介石才让白崇禧在九江设立指挥所，动员中原五省兵力，那是国共内战后，第一次赋予他指挥权。

　　1948年3月，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意愿，与蒋已经指定好的孙科竞争副总统并得选。“文武百官要照相，大家问蒋介石，是统一穿军装还是中式礼服。蒋说穿军装，李宗仁当天就穿着军装来了。等看到蒋介石，傻眼了，蒋穿的是中式礼服。穿着军装的副总统李宗仁站在他旁边，倒像是蒋的一个副官了。”白崇禧指着当时的照片说。

　　这件事使得蒋、李之间的误会增大。当时流传着美国人打算“以李代蒋”的说法，蒋介石对李宗仁愈发忌惮。白崇禧也因此受到牵连——李宗仁一当上副总统，白崇禧便被蒋介石打发到地方，变成了“华中剿总司令”。

　　1948年12月，国民党军队在徐蚌会战中一败涂地，精锐尽失。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宣布隐退，由李宗仁当代总统。白先勇说：“李宗仁上来后，发现黄金都被蒋介石运走了，蒋介石手底下的一班天子门生也不听他的，自己完全做不了事。美国当时通过了一笔援助，让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将军同父亲联系，结果也被蒋介石破坏掉了。”11月初，白崇禧劝李宗仁与蒋介石妥协。李愿意蒋复职，但以放自己出国治病为条件，蒋不答应，调解失败。

　　其后的结果便是，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自行飞美。到台湾后的白崇禧仍欲调停蒋、李关系，但两边积怨已深，李宗仁不管不顾地在美国发表“蒋介石复职违宪”言论，深深刺激了蒋介石。他连前往台湾会晤白崇禧的李宗仁机要秘书黄雪邨(同“村”)都扣下，再也不放其出台。白崇禧更是直至离世，也未能离开台湾。

　　晚年蒙受责难

　　到台湾后，白崇禧并未担任要职，过着十分平淡的日子。表面上，他是陆军一级上将，享有尊贵无比的待遇，暗地里却遭到台湾情治人员监控跟踪。“那时我家大门对面的杂货店2楼就住着3个情治人员。我父亲一出门，无论去哪儿，他们都会跟着，跟了10多年。”

　　白崇禧爱好打猎，经常去台北郑州街的一家渔猎用具商店购买猎枪子弹，因此结交了店主赖阿通，两人成为猎友，经常一起狩猎。1958年，赖阿通突然被“警备总部”逮捕入狱。据一位情治人员多年后透露，赖阿通被捕的原因正是因为与白崇禧来往密切。“我父亲去世后好几年，他才被放出来，在里面吃了很多年苦。”

　　白先勇说父亲一向厌恶特务政治，“他觉得明朝败亡的原因就是特务横行，宦官专权。当年他治理广西，坚决不让国民党特务在省内活动。”因此，晚年被特务长期监视，让白崇禧极为愤慨，他曾给蒋介石写密函，并将副本递给“副总统”陈诚，诘问自己被监视的原由。蒋介石命陈诚出面解答，给出的理由是：“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白崇禧回答：“你现在是‘副总统’，当然有此需要，我并无此必要。”但跟踪还是如影随形。

　　不仅如此，当时台湾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对白崇禧也有责难。1954年3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台北召开，“湖北代表”提案弹劾白崇禧，除了指控他吞没军费等，还称就是他拥兵自重让国民党精锐尽丧，导致大陆易手。“其实，我父亲刚被任命为‘华中剿总司令’，就向蒋介石献策，提出‘守江必须守淮’。可这一战略并未被采用，蒋介石将华中战区的指挥权一分为二，后来华中方面共军压境，父亲派出最精锐的黄维兵团等十几万部队，但中途遭截。黄维被俘后写回忆录，还对父亲颇多怨恨。”白先勇为父亲鸣不平。

　　不过，白崇禧最在意的不是这场与他名誉纠葛颇深的战役，而是内战初期的四平之战。1946年，他去东北督战，眼看着杜聿明打败了林彪，却没有乘胜追击。“父亲后来讲：关外有5个美械军，如果我们一直打，打到哈尔滨、满洲里、佳木斯，把他们打完了，再把东北民众组织起来，把一等的军队调回关内打……将是完全不同的结果。他自称是‘戴罪之身’，在台湾17年，他觉得心中很沉痛。我想，这可能是父亲晚年最耿耿于怀的事。”

　　背后站着一位女人

　　虽然有着许多不如意，但逆境中，白崇禧亦能淡泊自处，进退有据。“当时国民党开小组会议，本来是一种例行的形式，父亲却从不缺席，每次都认真严苛，一丝不苟。”公务之余，白崇禧下棋、打猎，和夫人马佩璋养花、游玩，含饴弄孙，这是他一生中最闲暇的时光。

　　“我母亲是个千金大小姐，但一点也不娇弱。小时候，家里要给她缠足，她脚痛便去踢祖母的门，闹到家里人都放弃为止。她进过新式学堂桂林女子师范，还去参加过学生游行，未出嫁时，襟上便挂着一串钥匙，开始管家了。她从小就不甘受拘束，有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气势，后来，她更是成了白、马两家的支柱。”白先勇回忆。

　　马佩璋的父亲会相术，看中了白崇禧日后有宰相命，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了这位年轻的军官。1925年2月14日，两人成婚，当时白崇禧32岁，马佩璋22岁。婚后两年，白崇禧指挥北伐龙潭战役，身在上海的马佩璋听到丈夫在南京阵亡的错误消息，与表哥开车赶往南京。路上遭遇乱兵围车，马佩璋直接让表哥“开枪！”两人爬战壕，冲封锁线，躲着满天的流弹到了南京，找到了白崇禧。多年后，马佩璋的表哥提起这段往事，还忍不住夸赞她：“女英雄！”

　　北伐刚结束，蒋介石和白崇禧所在的桂系军打起来。马佩璋跟着白崇禧一路流亡。直到蒋桂和好，共同抗日，马佩璋才在桂林过了一段舒心日子。

　　1944年11月，日军攻进桂林城，全城火海一片，白崇禧还在前线打仗，马佩璋带着自己90岁的婆婆、70岁的母亲以及白、马两家80余口人，坐上最后一班火车离开桂林。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家也没过几天太平日子，最后流落到台湾。上世纪50年代，白崇禧一家所住的台北市松江路，放眼望去，都是一排排的木屋，看起来像临时盖的宿舍。白家人多，将两栋房子打通。“有一年遇到台风过境，倾盆大雨，一早我去母亲房中探视，发现她端坐在床上，地上摆了面盆、铝桶，原来，我们那间木屋抵挡不住台风，已经开始漏水了。母亲房中叮叮咚咚，雨水从屋顶滴到盆中，母亲看我进来指了一下屋漏，放声哈哈大笑。”白先勇也跟着母亲笑了，“是她的笑声，把我们逆境中遭受的一些不愉快驱逐得一干二净。”

　　马佩璋为白崇禧生育了10个孩子，为两边家族操劳，又经过那么多颠沛流离，晚年身体并不健康。她生性淡泊，对丈夫的事业从不干涉，在大陆时不喜社交应酬，到了台湾，更加不耐烦那些政治场合的虚情假意，除了每年一次宋美龄的宴请外，其他活动概不参加。

　　“1955年是我父母结婚30周年纪念。那天，他俩打扮得很隆重，父亲衣襟上别着一朵大红花，母亲发上、胸前也都别着花。亲友、旧属里关系亲密的都到了，我母亲先致辞，她说了一段特别真情真性的话，说到‘我和白先生结婚30年，我们也算得上患难夫妻了’，不禁哽咽，落下泪来。我父亲伸过手去，搂住母亲的肩。”至今回忆起来，白先勇还是满心感动。

　　1962年，马佩璋病情加重，在医院里住了6个月后，终于亡故。“她走的那一天很冷，高血压控制不住，医生决定开刀。我们去医院前由父亲带着，跪在一起，祈求真主保佑。最终，手术台上的母亲没有醒过来。她的离开对父亲打击很大，人都显得茫然，后来医生给他量血压，一下子飙到200多。”后来几年，白崇禧的表情中便总有一种挥不去的愁容落寞。

　　“母亲走后第四十一天，我赴美留学。父亲去机场送我。我怕自己当众哭出来，特意戴了一副墨镜。父亲竟破例送我到飞机舷梯下，他大半生征战沙场，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那天却在寒风中老泪纵横。”

　　赴美后，白先勇用第一次打工赚到的钱为父亲买了一件打猎穿的黑色长款大衣，寄回家。“父亲说穿上很帅。”白崇禧年老后喜欢吃巧克力，白先勇就精心挑选了瑞士巧克力，送给父亲。谁料想，第二批寄出去的巧克力还没到，白崇禧就离世了。机场的那次送行，竟然成了白先勇和父亲的最后一次相聚。“1966年12月2日，父亲去世，当时我在美国加州，噩耗是三哥先诚从纽约打电话来通知的。我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厅中坐到了天明。”

　　白崇禧的葬礼按台湾最高标准的“国葬仪式”举行，公祭是在台北市立殡仪馆。早上7点50分，蒋介石就到了灵堂，第一个在灵前献花致祭。“他看起来神情悲肃，面带戚容。他与父亲40年分分合合，之前的恩怨曲折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当天所有前来公祭父亲的人里，恐怕没有人比他对父亲之死有更深刻、更复杂的感触了。”

　　管儿子比管军队难

　　所有的人都盼望能与家人长聚不散，对白家人来说，这却是个不可企及的梦。白崇禧和马佩璋养育了3女7男共10个孩子，唯一的一次全家齐聚并合影留念，是1946年。

　　到台湾后，白崇禧将注意力集中到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年纪大的几个孩子都毕业或出国留学，一向成绩优异的白先勇也在1956年考上大学，只剩下两个弟弟先刚、先敬分别在念中、小学。“我的两个弟弟最倒霉，父亲不管军队管儿子去了，后来他发现，管儿子比管军队难多了。先刚、先敬都很调皮。父亲带军调度有方，对付起两个叛逆又倔犟的幼子来却每每头疼无比，母亲在旁边幸灾乐祸：‘我带大8个，个个都好好的，你连两个都搞不定。’”

　　无论是学习好的，还是不好的，这10个孩子中，没有一个子承父业，甚至连持续从政、从军的都没有：长子先道本来在白崇禧的培养下，自幼被送到空军培训学校，当了一段时间飞行员，后因视力不合格，转到“经济部”；二子先德学土木工程，一生中最好的工程是他为母亲马佩璋修建的墓；三子先诚是位科学家，后来留美；四子先忠考入与西点军校齐名的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原本是最有希望继承父亲衣钵的人，但后来迫于父亲在台湾的政治处境，转行成了工程博士；五子白先勇是知名作家、昆曲传播者；六子先刚、七子先敬都从商；大女、二女都嫁给华侨，三女终身未嫁。“如今，我哥哥姐姐有4位已经过世，再也不能‘十全十美’了。”白先勇说。

　　身为将门之后，白先勇却是以文出名。“年轻时，我觉得我父亲跟我像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后来长大了，父亲身上的遗传基因才逐渐显现。我觉得从父亲身上学到最多的就是如何在逆境中自处。我们家人身上都有一种犟脾气，决不放弃，就是广西人的蛮劲(笑)。”

　　“老天还是比较眷顾，我想做的事情都成功了，虽然过程困难——想从事文学，当个好作家，如愿了；想来大陆做昆曲，排《牡丹亭》，坚持8年，一关一关过，演到200场；现在为父亲写传记，基本完成。父亲晚年过得很不平静，但没有因此怀忧丧志，或者一蹶不振。在逆境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份凛然的尊严。他没有给我们什么钱财或政治资本，这就是他留给我们最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