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吉原恒淑接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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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原恒淑，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政策研究系日裔教授，同时供职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上研究中心。吉原恒淑与同事詹姆斯·霍姆斯合著的《红星照耀太平洋》，被《大西洋月刊》选为2010年度国际关系类最佳图书。作为美国研究中国海权问题的扛鼎之作，该书中文版今年6月面世。吉原近日在北京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主张美国清醒认识中国海权崛起的他，谈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动作，也有几分犹疑。吉原表示：“对美国人而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有必要在东亚当领导者？这是个大问题。”

　　“美中军方的关系可以升温”

　　环球时报：您怎么评估眼下的中国军力？

　　吉原：如果跟20年前中国海军自身的实力相比，眼下中国所部署的海军军力无疑有了大幅提升。就亚太地区的实力均衡趋势而言，中国显然会占上风。中国已开始批量生产强大的军用平台，下一个十年结束之际，日本一些军舰就会相形见绌。

　　当然，假如跟美国比，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种差距不仅在技术上，也许更在于海军的软实力，包括官兵素质，海上经验，军事演习与培训等。不过中国正在迎头赶上。过去几十年里，尤其是近些年来，西方人一次又一次低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我希望分析人士能开放心态，不要高估中国，但也不要低估中国在重要领域缩小差距的能力。在亚太地区，美中之间还存在一种根本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是有利于中国的。美国是个全球性大国，它的军力必须分散在全球各地。

　　环球时报：您是说，美国海军在亚太的军力投放是有限的？

　　吉原：没错。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美国只有一部分海军可供在亚太部署。中国则是在自家后院保卫自己的利益。中国可以把自己的海军军力集中在这里。即使它在技术上处于下风，在特定情况下，它仍然可以在数量上集中起来对付美国。总而言之，中国军力究竟如何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环球时报：美国会如何应对中国军力的变化？

　　吉原：我觉得这正是美国面临的挑战。2011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正是对中国军力增长的回应，但美国其实在“重返”政策的落实上深受煎熬。的确，美国军力滞留在中东。但就海军实力而言，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面临财政预算紧缩问题。此外还有结构性问题，如美国造船业衰落，造船成本上升。这些都意味着美国舰队在规模上面临缩水压力。一些预测显示，如果自动减赤机制持续，美国舰队规模会缩水到这样一种程度——当“重返亚太”战略实施完毕时，美国部署在亚太的舰队的实际规模，和2011年宣布“重返”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环球时报：总体而言，您认为，美国最终能接受在亚太地区跟中国共享领导权吗？还是美国只能接受自己的霸权？

　　吉原：这是凌驾于所有问题之上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会扩大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并且很多利益是随着中国崛起自然产生的。我并不否认中国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合法性。但问题是，美国能不能容得下这些利益。有一些问题美国是可协商的，但有一些不可协商。有一些东西被美国人视作原则问题，几乎不可撼动，不可妥协，而美国恰恰需要借助这些领域来保障现有的区域和全球秩序。比如专属经济区。中国认为有一些活动不应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一些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的科研活动，在中国看来，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挑战。这些活动被视为不尊重中国安全利益的行为。中国还反对美国在其海岸线附近进行抵近侦察。在美国人看来，这些侦察行动对于美国在亚太加强部署、维持自身军事存在至关重要，这些行动帮助美国维护现有的区域秩序，而这种秩序本身保障了亚太的繁荣、富有和稳定，并且中国人也从中大受裨益。

　　我认为，美中军方之间的关系可以升温。但如果这些根本性分歧不解决，困境就无法打破。美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都是这一更深层次战略分歧的征兆而已。这背后牵涉的利益是巨大的，它关乎现有秩序。中国希望修订和改变一些规则。其中有一些也许是可接受的，但也有一些会碰触美国的底线。对美国人而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有必要在东亚当领导者？这是个大问题。

　　环球时报：在华盛顿，是否有围绕美国有没有必要在东亚当领导者的辩论？

　　吉原：没有。奥巴马入主白宫时，人们期待他会给外交政策带来改变，但他已经清晰地重述了自罗斯福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共识，就是美国必须保持世界领袖的位置，保障现有的全球秩序。

　　就外界因素而言，中国崛起可能导致一次全球实力均衡的大洗牌。就美国国内而言，国内政治可能会让美国最高战略目标发生改变。以前没有人相信美国可能实施自动减赤计划，但现如今两党人士共同决定削减国防开支，让国防领域来承受这个代价。老实说，这真是非比寻常。

　　“美中海军二元论：近海激烈竞争，远海举杯祝酒”

　　环球时报：8月中旬美方对华抵近侦察，让很多人想起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中美双方在如何建立机制规避类似冲突问题上似乎进展不大，为什么？

　　吉原：美中也许会想出相互接触的规则，降低在海上和空中策略性相遇并造成事故和误判的可能性。但这些规则解决不了双方的原则性分歧。我的理解是，在中国看来，停止抵近侦察是美中之间建立更正常关系的前提。美国的看法恰恰相反：抵近侦察可以帮助美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能力和意图，而这种更深入的了解才是美中之间正常大国关系的基础。我觉得在这一问题上，双方的分歧近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其实这是个老问题。至少是从2001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以来，中国一直在强调自己反对抵近侦察行为的立场。北京认为，这些活动已成为不尊重中国安全利益的恶意行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持续，双方在原则性问题上的摩擦会变得更频繁。

　　环球时报：针对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港口合作项目以及其他区域的行动，您认为美国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吉原：我觉得中国出于战略利益，尤其是维护海上贸易而在印度洋上伸展触角是符合逻辑的。如果你依赖海上贸易，并且其他大国对你进入海域发号施令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就会想发展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保护海上航线。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正当的安全利益。中国会继续寻求更多的海上接入点，从而让自己的军舰可以泊入去加油、补给、重新武装等等。

　　在印度洋上，美国应继续跟中国在打击海盗、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领域加强合作。如果中国的远海目标是维持良好的海上秩序，两军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将大有可为。美中海军有很有意思的二元关系。双方在近海激烈竞争，几近对抗，远海似乎更多是双方利益的交汇点。这种复杂的二元关系有个非常形象的标志：2009年，近海发生“无瑕”号事件之际(美国“无瑕”号未经允许在距离中国海南岛120公里处的南海进行非法海洋测量活动，遭到中国执法船的警告——编者注)，美中双方的海军军官正在远海打击海盗的巡逻途中彼此举杯祝酒。

　　那么远海合作是否可以压倒近海的分歧？我的看法是，近海对于中国太过重要，而且近海的争议涉及一些原则问题，它们会凌架于双方在印度洋的合作态势之上。从原则上讲，美国不应反对中国在印度洋沿岸地区寻找海上接入点。我们应理解，这本质上是一支发展中的海军自然会做的事情。

　　从战略层面说，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存在也可能让它变得易受攻击，因为需要中国海军去保护遥远的接入点。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澳大利亚会允许美国海军进入其西部的珀斯。美军可以由此一跃进入印度洋。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布局正在进行。

　　“十年后，中国特定等级军舰规模超日本”

　　环球时报：今年是甲午海战120周年，有人认为中日海军实力对比已今非昔比。您怎么看？

　　吉原：当年的甲午海战，从纯粹技术性的角度看，中国海军实力其实在日本之上。中国号称自己的舰船更大，更好，火力也更强。但日本海军的软实力更强，比如船员素质、教育、策略、日常演习和培训，这些都是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的优势。整体海上实力正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迅速发展。在下一个十年结束之际，中国海军在特定等级军舰的规模上，将会领先日本。届时问题就会变成中国有没有相应“软件”去跟这些硬实力配套，让日本在竞争中难以出头。

　　环球时报：这是否会促使日本更加倒向美国？

　　吉原：日本的确会更加倒向美国，它没有多少选择。日本国防支出只占GDP的1%，日本不大可能有提高这一比例的政治意愿，国防竞争不过像社会福利那样的优先领域。同时，日本仍需要美国在战略方面的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