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1955年1月5日，周恩来会见前来北京为美国间谍案斡旋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

　　题记：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审判两起美国间谍案，起诉包括11名美国人在内的22名罪犯。经审理，军事审判庭最后判处美国间谍阿诺德10年徒刑。其他罪犯也分别获得了不同的刑期。中国政府对这两起美国间谍案的公开审判通过广播传向世界，这个消息不仅震惊了美国朝野，而且也让联合国为之震动。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媒体相继报道了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早在18世纪末叶，日本就开始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

　　间谍，一个古老的行业。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探员说：“间谍的历史几乎就像卖淫行业一样久远，这就是为什么间谍被称为‘第二古老职业’的原因。”间谍也是一个国家保护其权力、抵御国内外现实的或想象的威胁和敌人的主要手段之一。正因为这样，战争时期往往成为各国间谍大显身手的时期。

　　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从18世纪就已开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情报刺探活动达到高潮。1886年春天，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入中国，将大量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纠集起来，组织了庞大的间谍网，开始以各种形式刺探中国的情报。后来，他根据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进入20世纪，日本对华情报战更加猖獗。特别是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向中国派出了难以计数的谍报人员。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1000多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方的军用地图还要精确，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而且，日本对间谍的培训工作不仅细致，而且长远。

　　1945年，潜伏在河北怀县的小林德被八路军俘获后，曾供认道：“我们很早就想打入你们内部，帝国情报机关曾派两名懂中文的大学生学习了两年马列主义，又学习种稻田，熟悉中国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然后又派遣到北京当掏粪工人，装作左倾，以便打入中国共产党。”

　　二战后，日本派间谍大规模潜入中国，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派出一批精通汉语的谍报专家，以使领馆为主要阵地，通过不断发展与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专家以及华侨的私人关系，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同时，他们向名目繁多的民间代表团、民间机构，安插大量的谍报人员，打着“交流、参观”的旗号，大肆窃取中国的经济、技术情报。

　　二、新中国第一间谍案：英国间谍借老鼠窃取原子弹机密

　　1967年初，广州白云山国际机场。一名持英国护照的外国人携带两只可疑老鼠，被中国海关检查人员发现，立即电传汇报到广州海关、外贸部外事局。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外贸系统敌特侦察的张文奇，受命过问此事。张文奇虽然只有30岁出头，但却是个老练的侦察能手。他立刻通知海关保卫部门，找两只相似的老鼠，悄悄将这两只老鼠替换下来，送广州市卫生检疫局检测。

　　经检测，送检的两只老鼠身上粘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化验鉴定后的放射性物质数据与中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相同。据侦查，携带老鼠的是在兰州某化工公司工作的英国籍专家，名叫乔治·瓦特。

　　接着，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保卫部门也反映：中国通过英国一家公司引进了一套价值两千万英镑的化工设备，安装在兰州某地。这套工程进展很慢，试车屡不成功。外贸部门感到可疑，一查，什么“先进设备”，全是老掉牙的东西。前来“帮助”安装的外国专家经常到兰州周围转悠。

　　有一个外国专家对中方尤其表现出十分“友好”的态度，这个人就是瓦特。当时，因为“文革”，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无人决断，张文奇只得越级去公安部，找熟悉的副部长杨奇清拿主意。听了汇报，杨奇清立即表态：“不能放走，但要婉转，不要打草惊蛇，要拖住他，给他开一条通道，让他把东西给他的夫人，我们在机场张网！”

　　1967年9月5日，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张文奇从即将乘飞机离开的瓦特夫人行李中，悄悄搜出了发报机和胶卷。经鉴定，胶卷拍的是我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这些底片经过特殊拼接，可以显示不仅有原子弹机密资料，还有7张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另3张是兰州军用机场地形图。可以判断，瓦特是个训练有素的特务。杨奇清听了汇报，立即抓起电话向周恩来汇报案情。周恩来指示：这个案件一定要搞到底，配合外交、外贸斗争。

　　三、周恩来处置美国间谍案的正义之举，一时震动了联合国

　　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审判两起美国间谍案，控诉包括11名美国人在内的22名罪犯。当天，首都各界的数百名群众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上旁听，罪犯的罪证陈列在一边，手枪、冲锋枪、卡宾枪、收发报机、空取器等赫然在目。

　　事件起因为1952年11月29日夜里，一架美国中央情报局C-47型间谍飞机由美国驻汉城的军事基地起飞，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小心地绕过地面高射炮防空火力网，趁着夜色越过鸭绿江，偷偷进入中国领空。为掩人耳目，飞机上没有任何标志，机内除两名飞行人员之外，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24岁的约翰·托马斯·唐奈和27岁的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他们此行的任务极为机密，就是要用空取器接回以前被他们空投到中国东北的间谍李军英，以便从李军英那里取得所搜集的情报，并听取他们在中国间谍活动的情况汇报，进而继续对中国空投更多的特务。

　　深夜，飞机飞抵预定地点吉林省安图县境内，并在上空盘旋，驾驶员在搜寻地上目标，唐奈和费克图则准备操作空取器。所谓空取器实际就是一个升降装置，在飞机不着陆的情况下，利用它可以把地面上的人或物资拉到飞机上。找到目标后，唐奈正准备放下空取器，忽然密集的炮火从地面发射过来，飞机来不及逃跑，已被炮火击中，晃晃悠悠地朝地面扎去。唐奈和费克图见情况不妙，紧急跳伞逃生。随着巨大的爆炸声，飞机落地，两名驾驶员同飞机一起葬身火海。唐奈和费克图捡了条性命，被中国公安部队活捉。在打扫战场时，解放军战士从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卡宾枪、冲锋枪、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等武器装备和间谍工具。

　　在审讯时，他们二人承认，此次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要从空中接走李军英，获取他在中国搜集的情报。审判长经综合审理，最后宣判：被告唐奈判处无期徒刑，被告费克图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中国政府对美国间谍案的公开审判通过广播传向世界，美国人得到消息后朝野上下十分震惊。

　　美国国务院立即指令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提出口头抗议。当时，美国政府一直坚持不跟中国直接接触，但为了被拘留的美国人，他们不得不破例约见中国领事人员。同时，美国人又请英国政府出面帮忙。11月27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将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转到我外交部，声称：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判处11名美国武装部队人员及陆军部雇佣的两名美国平民徒刑与道义不符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美国人知道，他们的所谓“抗议”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而且他们的威胁也绝吓不倒中国人。于是，变换手法，准备通过由美国操控的联合国，来对中国实施压力。针对美国在联合国的无理取闹，周恩来指示：我国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国内政，有我国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有什么关系？要按我国法律办，一定要判刑，对其中表现好的，可另行对待。

　　但美国并未就此罢休，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于是，哈马舍尔德连发三封电报给周恩来总理，表示了他急切想来中国跟周恩来总理会晤的愿望。当时，周恩来认为，哈马舍尔德要来中国是美国政府的主意，他来的目的自然是按照美国人的授意，替美国人说话。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联合国秘书长来中国，对中方也有有利的一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更直接地揭露美国的反华罪行，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可以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直接做工作。

　　四、中国出于缓和远东局势的考虑，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

　　1955年1月5日下午，哈马舍尔德一行抵达北京。当天下午4点半，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哈马舍尔德，章汉夫、乔冠华等外交部人员陪同会见。会谈中，哈马舍尔德很会说话，他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敬意，感谢对他的邀请和接待。接着说，由于中国在亚洲的重要性，他很久以来就想跟周恩来建立个人联系。虽然他这次来包含一些复杂的情况，但他深信会谈是会有成效的。周恩来对哈氏的来访表示欢迎，称他为中国人民的新朋友。哈氏听了非常高兴。

　　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双方在中南海西花厅进行正式会谈，双方一共举行了四次会谈。会谈当中，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在处理美国间谍案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所谓决议案中国是决不能接受的。

　　周恩来指出，双方应该把会谈的重点放在政治问题上，从政治上寻求缓和紧张局势的办法和措施。他同时谈了台湾问题，揭露了美国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图谋，指出联合国在朝鲜问题和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公正的。

　　哈马舍尔德一边为美国人辩解，一边打着联合国宪章的招牌，拐弯抹角地想把美国间谍案同联合国扯到一起。双方围绕各自的立场你来我往，意见分歧很大，以至于使周恩来在一次会谈时说：“我认为遗憾的是，我们共同的见解竟如此少，不同的意见却比较多。”

　　1月10日下午双方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同前面相比，这次会谈的气氛显得融洽一些。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可以允许美国犯罪分子的家属来中国探望，具体做法可以交给中美两国驻日内瓦的总领事去谈。当时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时也希望通过让这些罪犯家属亲眼看看我人民政府对美国罪犯的教育改造，揭穿美国政府所谓中国政府虐待美国囚犯的谎言，所以，同意家属来华探视。

　　哈马舍尔德返回美国后，斡旋活动仍没有停止。4月23日，周恩来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跟美国人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当时中美高度敌对的状态下，周恩来这个出人意料的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寻求和平的愿望和诚意，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随后也表示，中美坐下来谈判是有可能的。于是，中美双方同意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中美将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传出，世界各国媒体十分关注，各报记者纷纷向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和驻日内瓦总领事馆打探消息。

　　中央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很重视，决定由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担任中方谈判代表。而美国派出的谈判代表则是在日内瓦会议上跟王炳南谈判的那位美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外交部还成立了由章汉夫、乔冠华等参加的会谈指导小组，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制定了会谈方案和对策。当时我方是做好了大使级会谈的基础上，进而举行外长级会谈的准备。为了争取会谈的主动权，中央决定在会谈开始之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但不包括唐奈和费克图。

　　7月30日，外交部电告王炳南大使，中央决定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以服刑期间表现较好为理由，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指示王炳南在第一次跟美方会谈时抢先宣布这一决定。在此之前，监狱方面特意安排犯人们洗了澡，理了发，他们感到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谁也没想到是要提前释放他们。

　　当法官宣布释放决定时，这些人开始都不敢相信，过一会儿当他们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时，罪犯们顿时异常激动，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连连伸出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连声说：“中国伟大，中国伟大。”还有的赶紧拿出他们的打火机等，硬塞到看守人员的手里，表示感谢。随后，监狱方面逐一发还了他们的个人物品，接着安排他们聚餐，但是，这些人激动得什么也吃不下去。在办理释放手续时，他们的情绪还是非常激动的，包莫在释放证上签名时，手有些发抖。

　　当晚10点50分，在8名警员的押解下，他们登上汽车，前往前门火车站。一路经过德胜门、鼓楼、景山、天安门，犯人们兴奋地四处张望，不停地向翻译人员询问这是哪里。当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涌到车窗前睁大了眼睛凝望，神情异常兴奋。8月4日中午阿诺德等人抵达深圳，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将他们带到罗湖桥头，转交给等候在那里的美国空军中校联络官。

　　中国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举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其中曾参与斡旋的印度、缅甸等国政府，都对中国政府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五、新时期反间谍形势严峻，针对中国侦查的弧线正在形成

　　随着我国经济以及国防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各国在中国的间谍活动也是更趋频繁。从2000年到现在，保守估计被控制住的间谍行为超过200起。另有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被列为可疑恐怖分子的全球人数高达110万，这也正好为美国监听全球找到了很好的注脚。其实，美国在全球情报搜集活动中并不孤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其重要帮手。这4个国家与美国共同组成秘密的“五眼”情报联盟。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曾披露，新加坡和韩国也在去年底成为五眼情报联盟在亚洲的伙伴国，随后新加坡情报机构将与情报联盟展开合作，共同窃听一条特定电缆，该电缆始于日本，经新加坡、吉布提、埃及、直布罗陀海峡，通往德国北部，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国际电信通道，由新加坡国有运营商新加坡电信协同铺设。另外澳门也透露，澳大利亚和韩国的情报合作也已持续超过30年。随着新加坡和韩国加入了五眼情报联盟，一条针对中国侦查的弧线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