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26日报道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在研究甲午战争和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时，要有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即不仅要考察1894年-1895年甲午战争那两年，还要追溯它之前一百年甚至一千年中日关系变化的历史，同时还要看到它对之后近百年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本文试图以这种大历史的视野，从一千多年中日关系演变的曲折历史和社会心理的角度，着重剖析日本统治集团的对华观与对华心态，以便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甲午战争的原因、影响及当代日本右翼思想的源流。

　　古代：“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

　　日本地处亚洲东隅海岛，又处于东亚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因此古代日本人怀有“岛国心态”和“神国心态”，兼有自卑与自大交错的双重心理。日本统治者一方面仰慕、仿效中华文化，一方面又不甘心处于边缘地位，企图与中国平起平坐乃至分庭抗礼。例如7世纪初日本推古女皇时代掌权的摄政圣德太子，他一方面努力吸收中华文化、仿行中华制度，在日本推行改革。同时又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上做小动作，书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正体现出这种心态。

　　公元663年发生了中日之间第一场战争——白江口之战。日本入侵朝鲜半岛，企图联合百济对抗和挑战中国，结果被唐朝与新罗的联军打败。这使日本统治者认识到自己羽毛未丰，尚不足以抗衡中国。故而继续派遣唐使加紧吸收中国先进制度文化，而且几百年间未敢再出兵朝鲜。

　　13世纪，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派大军渡海征日，由于战略战术失误，加上两次遭到狂风暴雨吹翻船只，损失惨重，只好撤退。日本人则把元军失败原因归结于“神风”保佑，更相信日本是一个“神国”，增强了狂妄自大心理。到元朝后期，日本武士、浪人开始骚扰中国沿海，到明朝更成为中国严重的“倭寇之患”，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危害和破坏。

　　16世纪末，丰臣秀吉用武力扫平战国群雄并统一日本。他野心勃勃，1592年发动了侵朝战争，企图占领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狂妄地计划亲自渡海，坐镇宁波指挥战争，而由养子丰臣秀次率兵攻占中国，并将日本国都迁至北京，以北京周围十县之地进贡天皇“御用”。他甚至还梦想远征印度，“统一天下”。结果日军在明朝与朝鲜联军的沉重打击下惨败，狂人丰臣秀吉也于1598年一命呜呼。

　　17世纪，日本进入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日本与清朝虽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通过长崎贸易开展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本朝野崇尚朱子学，喜读中国书，爱买中国货，如丝绸、茶叶、书画、药材等。然而有一批国学家开始制造疑华、贬华的舆论。他们一方面宣扬日本是“神造之国”、“皇道之国”，一方面鼓吹清朝已是“华夷变态”，儒教不过“无稽之谈”。如本居宣长宣称，“世界万国中唯有天皇所统治的日本国才是最优秀的，才是万国之主宰，而中国却是累世紊乱”。这种“神国心态”成为日本人种优越论和轻视中国的心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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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朝鲜画家所制《釜山镇殉节图》，描绘了1592年丰臣秀吉派兵进攻朝鲜半岛期间釜山之战的场景。(资料图片)

　　19世纪：从“海外雄飞论”到“脱亚入欧论”

　　19世纪初，日本受到西方列强冲击，一些思想家既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又鼓吹对外扩张。如佐藤信渊在1823年写成《宇内混同秘策》，宣称：“皇国为天地间最初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全世界悉应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他傲慢地断言日本“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幕末著名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在提倡尊王攘夷、倒幕维新的同时，也鼓吹对外扩张的“海外雄飞论”。他提出失之英俄者，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妄想实现丰臣秀吉未竟之业。这种“海外雄飞论”成为近代日本侵华政策的思想源流。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明治政府的许多领导人物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都是他的学生，并继承发展了他的海外扩张思想。明治维新后不久，他们就鼓吹“征韩论”、“征台论”和“大陆经略论”。不仅宣扬通过对外侵略成就日本“维新大业”，还希望通过对外扩张转移国内的不满和矛盾。

　　日本侵华政策另一理论基础是明治时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1万日元纸币上的头像就是其人。他在大力提倡向西方学习、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的同时，又鼓吹“脱亚入欧”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1885年，他在《脱亚论》一文中写道：中国和朝鲜不出几年就会亡国，其国土将被列强瓜分，我们不必可怜这些“恶邻”，不如“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即与欧美列强联手去宰割中国和朝鲜等亚洲邻国，使日本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这种主张与日本传统武士道服从强者、蔑视弱者、崇拜强权、弱肉强食的心理一拍即合。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在影响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政策导向和造成日本人崇拜欧美、轻视与歧视中国之心态等方面，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甲午战争前后，福泽渝吉写了40多篇文章，宣扬发动侵华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甚至鼓吹“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

　　实际上，明治初年日本对中国尚有畏惧之心，但经过1874年侵台事件、1879年吞并琉球等试探，已摸到清政府妥协软弱之底细，滋长了轻华、侵华之野心。虽然中国北洋舰队访日时，“定远”、“镇远”等铁甲舰曾让日本一时畏惧。但受此刺激，日本朝野勒紧裤带发展海军，以致几年后海军实力就赶上中国。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已经暗地里制订了《清国征讨策案》，制订侵华战争的具体进军路线和目标。参谋本部海军部樱井等军官，还分别拟订了海军作战的6个具体作战方案。1894年，日本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日本对华观转变的一个拐点，从此中日完全处于不平等地位。日本以战胜者、征服者自居，蔑视、鄙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明治政府、军国主义团体、新闻报刊等大肆煽动狂热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和反华仇华心理，污蔑中国落后、野蛮，美化日军侵略、掠夺、屠杀是“传播文明”和“圣战”。

　　1911年中国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日本统治集团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侵略掠夺对象通过革命成为独立富强之国，也害怕中国的共和革命危及日本的天皇制和殖民统治。前首相山县有朋一语道破他们此时的心态：“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因此日本政府一开始就对中国辛亥革命抱有仇视和敌对的态度。可见日本当权者的对华心态与其对华政策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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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户孝允（1833-1877），日本明治维新元勋，被称为“维新三杰”之一。他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都是吉田松阴的学生。这批明治初期的日本领导人将吉田松阴的海外扩张思想迅速落实为行动。（资料图片）

　　20世纪：从“征服中国论”到“中国威胁论”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军部揽权，法西斯横行。军国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使日本人心理更加扭曲。岛国心理的狭隘民族主义、神国心理的日本种族优越感、武士道精神的尚武好战、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疯狂等心态都交织混合在一起，而且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暴露无遗。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歧视与侵华、亡华之心变本加厉，大肆鼓吹“征服中国论”，侮辱中国留日学生为“豚尾奴”，称东北和各沦陷区中国老百姓为“支那亡国奴”。在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施加各种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三光政策”、大屠杀、大惨案、细菌战、毒气战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中国、亚洲及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日、意法西斯的彻底失败告终，军国主义几乎招致日本民族的毁灭。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对日政策由压制打击转为扶植支持。在得到美国庇护又没有对天皇和军国主义战争责任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尽管有一批正义人士和战俘、老兵怀有负罪感和赎罪心理，但是相当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形成了对战争罪责不认账、不谢罪、不反省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用所谓“一亿人总忏悔”来掩盖天皇和政府的战争责任，另一方面大肆宣传原子弹对日本的破坏，强化日本人战争受害者心理，淡化甚至抹杀日本人战争加害者心理。同时，右翼势力和一些政客、学者、媒体还在制造各种理论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甚至为侵略罪行评功摆好。如散布大东亚战争是“从白种人手中解放亚洲”，日本侵略战争是“自卫自存的战争”，东京审判“不公正”，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等等。这些谬论和谎言成了这种不认罪心态的所谓理论支撑。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重新崛起，特别是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电器、汽车充斥世界市场，日本资本大量输出，甚至买下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有些日本人开始得意忘形，自高自大心理膨胀。石原慎太郎就与人合作抛出三部《日本可以说不》的系列著作，不仅否认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而且鄙视和攻击中国和其他国家。

　　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出现十多年经济停滞、低迷和不景气，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国民心态普遍感到失望、迷茫和焦躁不安。特别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和平崛起，在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长期以来日本称霸亚洲，经济独占鳌头、唯我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这种反差使不少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心理不平衡。右翼势力和某些政客、媒体乘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危机论”等，竭力鼓吹依靠美国，抑制中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如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早在2002年就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2012年他又跳出来导演“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闹剧，激化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争端的矛盾冲突，毒化中日邦交40周年的气氛，并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此后野田佳彦内阁和安倍晋三内阁又挑起和激化钓鱼岛争端，并以中国威胁和做“正常国家”等为借口，鼓吹扩军、修宪，以便一步步走向复活军国主义。

　　通过以上回顾，今天日本对中国的一些破坏中日关系的言行及其心态，正可以从历史这面镜子中照到其源头和影子。我们要认真总结和吸取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居安思危，加强国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

　　【延伸阅读】

　　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甲午战争与中日关系

　　2014-06-25 16: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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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进攻旅顺时，随军摄影者在旅顺以北郊外拍摄的中国难民。（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6月25日报道 今年是甲午马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打下的烙印，难以磨灭。不幸的是，当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时候，中日关系正经历着建交40年后的一次令人痛苦的倒退。个中因缘，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深总结。痛定思痛，应对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历史作出检讨，算作历史与未来的对话。

　　战争胜败实属必然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20年来各方面人士有不同的解读。这里依据历史事实，做出一些分析。

　　第一，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是评估战争胜败的基础性因素。中国原是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但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只可与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而改革效果尚不及幕府末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力开展“殖产兴业”，不仅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而且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迅速发展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国内经济政治实力不同。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形成全国统一市场，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机构，政府大臣大多曾留学欧洲或赴欧美各国考察。日本还建立了新式陆海军，新式陆军加上预备役部队拥有近30万人。双方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实力相差甚大，军备实力中国不如日本，这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第三，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同。日本要发动这场侵朝、侵华战争，经过了几代人的准备，设计了多种实施方案。单是对敌情的调查，就极其细致，周到详实。情报人员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福州、厦门、湖南、陕西、四川以及东北各地。一些后来在日本政坛担任要职的人都曾赴华调查，如桂太郎、川上操六、桦山资纪等。反之，清政府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缺乏了解，对日本“征韩”、“征清”的图谋未曾研究。

　　第四，日本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包括军事、政治、后勤、外交都分别有周到安排。清政府在战争初起时则惊慌失措，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处在应战的指导地位，但在应对方略和调兵遣将等问题上均需奏请，常遇掣肘，难以迅速形成决策。有人说，李鸿章以一人敌日本一国，虽然语带夸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实情。

　　第五，两国战争指导原则不同。在战争指导原则上，日本实行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李鸿章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争指导方针，“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应对战争的不二法门。在战争的每一阶段，李鸿章都将前景寄望于列强调停。而日本在外交上应付调停，在军事上一步也不放松，处处掌握主动。

　　第六，国际环境不同。国际环境总体对清政府不利。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后，已困于西方列强的条约体系之中，旧有的宗藩体系正在全面崩溃。日本虽在幕府末期也被迫与列强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但此后就开始改革，至明治维新时期，更是大刀阔斧地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国力大增，正在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甲午获胜后，日本与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即陆续废除。

　　总之，当时中国正值封建社会末期，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完全处在下风。在国际事务上，朝野上下颟顸无能，内政一塌糊涂，经济成长乏力，贪污腐败成风，武备不兴，民气不扬。这种状况对付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战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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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占领后的威海卫附近杨峰岭副炮台（资料图片）

　　影响中日百年国运

　　甲午战争的结局，是清政府事前没有料到的；日本在战争中完胜，也是欧美各国没有料到的。

　　第一，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予中国的打击是世纪性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处处可见甲午失败的影响。中国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被迫付出2亿3150万两白银赔款，三年还清。清政府从俄法银行团、英德银行团三次借出本金3亿两白银，才还清这笔战争赔款。加上几年后《辛丑条约》本息差不多10亿两白银赔款，中国被牢牢捆绑在欧美和日本债务单上，极大地加剧了国家的贫穷落后。

　　第二，甲午战争的胜利给日本的侵略野心带来巨大的刺激。日本从一个东亚小国成为“亚洲巨人”，变成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军事工业基础以及教育基础，都是靠甲午战争中攫取的不义之财打下的。正是在此基础上，日本在1905年取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这个基础，也成为此后日本制定大陆政策、企图一举灭亡中国的奠基石。

　　第三，甲午战争出人意料的结局，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胃口。欧美列强看见东方刚刚崛起的小国日本打败了中国，便认为这个东方巨人已经躺在“死亡之榻”上，瓜分这个巨人“遗产”的时机已经到来，纷纷在中国占领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抢占路矿权利，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中国名义上保持着独立地位，实际沦为半瓜分的状态。

　　第四，甲午战争后，中国历史上与周边亚洲国家建立的宗藩关系体系彻底瓦解，殖民主义体系在亚洲取代了宗藩关系体系。远东及国际格局发生变化。远东地区（包括中国与朝鲜）从此成为欧美、日本等列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降到最低点。

　　第五，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予中国沉重一击，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猛烈地警醒！1894年11月，正是平壤战败和黄海海战失败后，孙中山等在夏威夷发起成立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朝的主张，第一次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也从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开始。严复在天津的报纸上第一次提出了“救亡”的口号，此后“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的中心口号。革命和维新两股力量成为甲午以后推动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

　　中华民族的觉醒还表现在开始有意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甲午以前，中国人对东邻日本是瞧不起的。但是，1896年，因为甲午战败的刺激，第一批13人的留学生去了日本。1905年日本战胜了俄国，大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意外，这一年涌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下子达到8000至1万人。这些年轻的留学生放下身段，要去看看日本是怎样自强的，日本是怎样学习西方的，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最初也是留日学生带回中国的。

　　第六，甲午战争的胜利刺激，使日本忘乎所以，最终走向彻底失败的结局。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青岛，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久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局部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叫嚷“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抗战，在苏联、美国、英国的支持下，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日必须以史为鉴

　　回顾120年前甲午战争的历史，客观地看待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训，我们心情并不轻松。从这些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第一，国贫民弱，经济落后，难免受外人欺凌。近代欺凌过中国的列强，都是正在上升中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都已完成或正在完成工业化。中国当时只经历了延迟的、远不完全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又停留在封建社会末期、运转失灵的大国，落后就要挨打，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国家要避免侵略，关键在于自身强大。通过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议政的民主制度，正在获得欧美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甚至认可。中国民气的昂扬向上，同仇敌忾，是与120年前决然两途的。

　　第三，外交交涉，国际上的折冲樽俎，一切都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好缺乏这样的基础，却要谋求以夷制夷，无异与虎谋皮，实际上被外国列强玩弄于股掌之中。

　　第四，中日复交的政治基础需要尊重。1972年7月中日两国复交以后，中日两国之间共签署了4个政治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正视过去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鉴于今天安倍政权的右倾化，使中日两国关系处在1972年建交以来最紧张的时刻；又鉴于16世纪末以来日本谋我中华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日本带给中华民族的极大伤害，为使中日关系正常化，更要正视历史和正确认识历史。只有确保这一点，中日关系才能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

　　第五，中国人和国际社会要记住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在旅顺进行大屠杀，两万居民死难；1937年12月，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屠杀。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定会永远记住这些历史。

　　第六，二战后国际安排应该落实。至今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的钓鱼岛问题与甲午战争有密切关系。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利确有把握的1895年1月，通过内阁决定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管辖，但却未对外正式公布。日本这种窃取行为掩盖于其甲午战胜之中。其实，说起冲绳县，本是琉球王国，是明清两代中国的藩属国。日本吞并琉球，曾引起清政府强烈不满，交涉经年，直至1888年日本为策划大举侵略中国才主动停止交涉。琉球问题最终也被甲午战争的结局掩盖了。今天所以要重议琉球，是因为琉球主权未定。琉球主权未定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因为中日之间就琉球地位的谈判被甲午战争打乱了；再是由《开罗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所形成的对日本领土的规定，这是二战后的国际安排，至今尚未落实。

　　第七，对中日关系抱有谨慎乐观态度。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问题引起的争端短期内不会解决，但是中日关系大局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从长远看，现在中日之间的困难局面，将只是1972年建交以后中日关系长期发展中的一个有点苦涩的插曲！

　　总结甲午战争以来120年的历史，我们应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加以反省和检讨，寻求中日正常关系的未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国交的历史，战争多于和平，紧张多于友好。要创造和平多于战争、友好多于紧张的局面，中日两国人民都要经常回顾历史教训，牢记历史教训。中日两国要牢记发展经济的大局，以造福于中日两国人民。中国要居安思危，常存战备之思，牢记甲午惨败教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延伸阅读】

　　甲午战争：日本国策第一仗

　　2014-06-24 17: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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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1894年10月，停泊于朝鲜大同江口的日本军舰。

　　参考消息网6月24日报道 甲午战争之前40年，以《日美和亲条约》为开端，日本德川幕府先后与英、俄、荷、法等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受到了严重损害。14年后，推翻幕府统治后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德川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就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起点，它充分展示出这个后发国家的鲜明特征。

　　如何尽快摆脱不平等条约，改变屈辱的国际地位，成为明治政权成立伊始就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日本究竟应该怎么办？确立什么样的国家目标？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的狂潮中，日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西方列强为样板、走强权之路、最终成为列强一员的发展目标。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表施政纲领，明确宣告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武力“开道”，打开“国运”

　　但是，这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像英国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殖民帝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以金钱开道，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势力。因此，在列强争夺世界的角逐中，赤手空拳的日本提出的口号和目标是“东洋霸主”，选择的方法和手段是“武力扩张”。

　　明治政权的核心人物山县有朋提出，要想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国家目标，日本唯一能够依靠的手段只有“兵力”。只有兵强了，国才会真正富起来。如果“富国”和“强兵”二者发生矛盾，要毫不犹豫地把强兵摆在首位。这种“要富国必先强兵”的观点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占了上风，“武力扩张”被看作是弥补日本经济发展上先天不足的最好手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明治政权把武力扩张确定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企图以武力开道，砸碎不平等条约，打出“国威”，打开“国运”，实现其东洋霸主的美梦。

　　为了确保这一国策的贯彻落实，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在宪法体制建设中，把军权置于特殊地位。明治宪法在设计上将“军权”与“君权”直接连结在一起，使军权在权力层次内上升为一种至高无上和绝对的权力，一种高于议会、内阁、司法机构，且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特殊权力。这就是所谓“统率权独立”的原则，与之配套的还有“帷幄上奏权”，规定凡属军机军令之事，不需要经过内阁和议会，可以由军部直接上奏天皇，做出决定。这等于把国家命运攸关的战争机器放在了一个仅凭军人意愿就可以轻易启动的危险位置。

　　与特权地位相呼应的是，在政策层面上，军事预算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始终占有极高的比率，军事工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领头羊，扩军备战成为政府各部门都不敢怠慢的大事。

　　精心策划，剑指中国

　　那么，武力扩张的主要目标是哪里呢？是中国。中国自古以来就处于东亚文明的中心地位，且资源丰富，地理位置相邻。因此，打败中国不仅是成为东洋霸主的政治前提，而且是获取资源和市场的最佳选择。日本在修改1871年制定的第一个《国防方针》时，将假想敌正式确定为中国。把准备对华战争提上了日程。在战争的层级上，对华战争被定位为与世界大国同一量级的、以国力相赌的第一场大仗。为打赢这一仗，日本统治集团可谓高度重视，精心策划，长期准备，并分步骤实施。

　　首先，日本选定朝鲜作为对华作战、称霸东亚的切入点。回顾历史，无论是7世纪日本与唐朝之间的白村江战役（也称白江口战役），还是16世纪丰臣秀吉与明朝之间的壬辰战争，凡日本统治者对中国大陆的觊觎，无不是先从朝鲜半岛下手。变朝鲜为殖民地不仅是日本梦寐以求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朝鲜历史上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宗属关系，日本清楚地知道，朝鲜一旦有事，中国不会坐视不管，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征服朝鲜入手，进而对华开战，成为日本环环相扣的一个整体战略构想。

　　1871年，日本先与清政府缔结了《日清修好条规》，取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地位，从而获得了对朝交涉的有利地位。1875年9月，日本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次年又仿效美国当年来日叩关的先例，派军舰强行敲开朝鲜大门，迫其订立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规》，取得了单方面领事驻在权和领事裁判权。以后又进一步在朝鲜釜山、元山、仁川等地设置“居留地”。1882年更借朝鲜国内兵变之机，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这是它首次取得在国外驻兵的权利，尽管这时连它自己还没有摆脱西方在其国内掠取的居留地权和驻兵权。

　　随着对朝殖民压榨的步步升级和清帝国忍耐度逐渐接近极限，日本的扩军备战也在加紧进行。1879年到1880年，日本军队不断派人深入中国各地，调查收集各类情报，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具体的对清作战计划。1880年12月，日本决定扩充陆海军，制定了8年扩军计划，包括建造5艘大舰、8艘中型舰、7艘小型舰和12艘水雷炮舰等。从造舰计划到军力配备、日常训练、能源储备等等，均以压倒清国北洋水师为标准。在主力舰吨位不及对手的情况下，为确保作战优势，日方还不惜在小舰上装载大炮，可谓费尽心机。为适应在中国东海和黄海作战，从1886年开始，日本在吴和佐世保两地修建军港。为方便在大陆作战，日军还进一步改革军制，将陆军的“镇台制”改为“师团制”，使陆军编制更适于进攻。在兵力配备上，除常备军外，还设立了同样数量的后备军，使可动员兵力成倍增长。

　　1887年，参谋本部调查人员完成了题为《清国征讨策案》的报告，报告不但对敌我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拟订了具体的作战路线图，甚至连战争打赢后如何与清国谈判勒索，如何分割中国都有完备计划。1888年1月，时任监军的山县有朋参考上述方案，向内阁正式提交了长篇报告《军事意见》，明确了对中国开战的决心，并进一步强调要加紧战备。1893年4月，参谋本部再次派出间谍进入中国。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也前往中国和朝鲜，进行作战前的实地调查。参谋和谍报人员绘制了详细的军用地图，地图对中朝两国地形地貌描绘之准确令人吃惊。经过多年的策划和实施，到1893年年底前，对华战争已准备就绪。

　　制造口实，悍然开战

　　关于开战时机，日本决策层认为，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不出数年就要完工，到那时，从俄国首都出发，火车仅需10天左右就可到达黑龙江，届时将对日本实施战略计划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必须抢在大铁路完工之前对华开战。日本的战备时间表也正是以此为参照拟定和执行的。现在既然已经完成战备，那么剩下的就是寻找一个开战的借口了。

　　关于开战借口，日本决策层认为，“朝鲜有事”就是最好的借口。既然只是一个借口，所以是否真有事并不重要。如果战备尚未完成，即使真有事也要压下去，作无事处理；如果战备已经完成，无事也要找事，否则时机不允许拖延。

　　1882年7月23日，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汉城爆发了大规模士兵反日运动，杀死了日本教官和警察，还袭击了日本公使馆。日本上层虽然也有人主张开战，但内阁会议反复研究，认为此时战备不足，不宜开战。所以这次尽管“有事”，也要做低调处理，签订一个条约了事，但逼迫朝鲜答应了日本有驻兵权。

　　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这一次事情闹得更大，日本伤亡几十人。清政府为尽快恢复朝鲜秩序，派兵入朝。这时日本国内响起一片对清开战声。这一次虽然真是“朝鲜有事”，但日本当权者权衡再三，认为战备尚未完成，贸然开战没有把握，因此还是像上次一样，决定低调处理，只与清政府签订一个条约了事。不过，这次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规定，将来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一国需要派兵时，必须先告知对方，事完之后要立即撤兵。

　　1894年，日本军事准备已经就绪。恰在这年春天，朝鲜出现东学党起义。日本统治集团决定利用这次“朝鲜有事”的机会，对清开战。岂料这次“有事”并没有闹大，动乱很快平息，清兵也未继续深入，而是敦促日方，既已无事，双方应尽快同时撤兵。但日本拒不撤兵。至此，日本的真实意图开始暴露。

　　6月27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传达训令“制造开战口实”，7月7日，时任枢密院议长的山县有朋写信给其部下第三师团长桂太郎说“现正在绞脑汁想办法……采取一切足以引起战端的手段”。日本最后想出的新借口是：要与清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预计清政府肯定不会答应，这样就能以此为由，对清开战。清政府果然拒绝。于是，7月23日，日本派出联合舰队，并下达开战密令。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突袭北洋舰队“济远”号、“广乙”号，并击沉运兵船“高升”号，不宣而战。

　　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说：“清国公然暗中干涉朝鲜内政……借口拯救属邦之难，出兵朝鲜……朕欲朝鲜避免祸乱，保持将来治安，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和平……清设置种种生乱之辞加以拒绝……事既至此，……不得不公然宣战。”明明是日本要寻衅出兵朝鲜，挑战中国，却反诬中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政，拒绝日本好意，而日本为东洋和平，不得不对清开战。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甲午一役，四大结果

　　作为贯彻国策的第一仗，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呢？至少带来了以下四个结果：

　　——转了身。这场战争使日本实现了历史性的角色转换。从背负不平等条约的被压迫被掠夺者，变成了压迫者和掠夺者；一边是终于完成了修改不平等条约，一边又把不平等条约强行转嫁给中国，取得了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一员的“身份证”。

　　——发了财。战后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后第一次跨越式发展。一扫1873年以来一直持续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了后期产业革命高潮。建立了金本位制，加入了国际货币金融体制，还获得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

　　——结了仇。沙俄牵头的“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不得不把已经到手的辽东半岛又退了回去，而沙俄却趁势强占中国东北，取日本而代之，对日本认定的“利益线”朝鲜也步步紧逼，势在必得。日俄关系终至形同水火，不可调和，两国都磨刀霍霍。十年后，日本挑起日俄战争。

　　——开了头。甲午战争之后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又趁火打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借机取代德国地位，扩大在华权益；七七事变后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妄图霸占中国；日本疯狂的武力扩张又激化了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矛盾，于是日本越打越大，越大越打，战争机器高速运转，直至挑起太平洋战争，陷入灭顶之灾。

　　【延伸阅读】

　　戴逸：甲午战争深刻影响世界历史

　　2014-06-23 20:43:00

　　两个甲子以前，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败于东邻小邦，从此国势阽危，山河更加破碎。创深痛巨之下，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神州巨变。其他日、俄、英、法、德、美、朝等国，与此战密切相关，受到不同影响。甲午战争既是决定中日两国命运的重要战争，也塑造了20世纪初的东亚格局，并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激发中国民族觉醒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许多次对外战争，在甲午战争前，已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中法战争，可说是烽火连天，硝烟弥漫。而中日甲午战争比以前的历次战争规模更大，损失更重，失败更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随之而来的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

　　甲午战争前，中国虽已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当时正在搞洋务运动，先进的有识之士早已看透了洋务运动的弱点，认识到它不能够挽救中国，但对一般人来说，洋务运动造成一种假象，开了工厂，造了铁路，设了轮船、电报，建了海军，办了学校，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挂起了求富求强的招牌，给人一种希望和幻觉，似乎中国也在前进、发展，似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也能救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切都破灭了。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经不起日本的一击，一点幻想和自我安慰的余地都没有了。

　　这真正是创深痛巨，刻骨铭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遭到这样严重的灾难，从来没有经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北洋舰队在威海卫的覆灭，不仅是中国海军的惨败，也宣告了早期富强努力的失败。当时，清朝的北洋舰队，在军事上、技术上是很先进的。在人们心目中，它的存在是中国进步的象征、强大的象征、希望的象征。甲午战争的失败，无情地证明了这种象征的虚假性。这对中国的打击实在太沉重了。特别是败在日本手里，日本是个小国，在历史上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号称同文同种，它的近代化也刚刚起步不久。败在日本手里，太不光彩、太不甘心了。而日本侵略中国更加凶狠，割地赔款，毫不留情，可说是心黑手辣，彻底戳穿了清朝这只纸老虎，同时，给中国人民在物质上、精神上的伤害极为严重，可说史无前例。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全民族造成重大的冲击，使得人们从封建主义的沉沉大梦中觉醒，重新观察周围的世界，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重新选择应该走的道路。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全国震动，一片沸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前所未有的议论、争执、探寻、追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中法战争以后从来没有过这种景象，民族危机带来了新的转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历史总是迂回曲折地前进的。一个有生命力的、伟大的民族，历史上既有挫折，也有胜利；既有苦难，也有欢乐，它不会永远胜利，笔直地上升、前进，也不会永远失败，直线下跌，一败涂地。历史总会给人们以机会，胜利和失败相间隔、相交叉。历史上的胜利往往随之而来会有失败和倒退，而历史上的挫折也会增长人们的智慧，锻炼人们的力量，而得到未来胜利的补偿。中日甲午战争的情形就是这样。

　　《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的悲愤和抗议。3年以后，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5年以后，发生了义和团运动；16年以后发生了辛亥革命。一个误国、辱国、卖国的清政府倒台了。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每个事件既是前事之果，又是后事之因，中日甲午战争是这一历史链条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不会激起中国这样迅速地奔跑。这证明了中华民族经得住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摔倒以后迅速爬起来，寻觅新的道路，作出新的努力。

　　甲午战争的意义非常重要。中国受到了重大挫折，但能吸取教训，发奋努力。这次战争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的意义就在于激发了全民族的觉醒，一种要求改革和进步的觉醒、富强意识的觉醒、爱国主义和自救的觉醒。

　　刺激日本扩张野心

　　甲午战争在日本史上同样影响深远，是日本向殖民强国过渡的转折点。

　　19世纪本来是欧洲人的时代，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加上美国，列强主宰世界，国际上战略局面比较简单，其他国家都是殖民地附属国，任人蹂躏，任人宰割。当时，最有希望赶上去的是东方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

　　中日近代化的步伐，除了欧美列强之外，算是比较早的。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以不同的方式开始起步，中日两国既是近邻，又是竞争对手。此前日本也闭关锁国，也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威胁，但与中国不同，并未因此发生大规模的战争。1853年，美、俄舰队先后到日本，次年日美签订《神奈川条约》，虽然美国施以军事威胁，但却并未真正动武。1864年9月，英、美、荷、法四国舰队炮击日本下关，但联军登陆后，当地长州藩迅即求和，战争规模很小。

　　当时列强之间存在矛盾冲突，英美两国都感到扶植日本来牵制沙俄是合算的。历史的机遇向日本露出了微笑，日本也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通过开展“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强之路。

　　甲午战争是中日这两个东亚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结果，中国失败了。当然，中国的失败有其自身复杂而深刻的原因，但由于中国的失败，日本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东亚一霸。

　　甲午获胜，日本掠夺的利益之大，连它自己也始料未及，全国都沉浸在胜利的狂热之中。日本经甲午一战，实力大大增强，这进一步刺激起它向外掠夺的野心。不过，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事件，逼使它冷静下来，清醒地估算出前途的障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终于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由此赶上了欧美列强，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对外军事扩张的不归路。

　　导致列强分化组合

　　甲午战前，在东亚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国家主要有四：中、日、俄、英。此外，法、德、美、朝等国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甲午战争造成东亚力量此消彼长，导致列强分化组合，直接影响着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

　　最关心甲午战争进程的，除了中日双方之外，要数力图向远东扩张势力的沙皇俄国。1895年2月和4月，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沙皇政府召开了两次大臣特别会议，准备和日本公开对抗，其方针是不能让日本赢得太多。但当时沙俄在远东没有强大的海军，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铁路也尚未竣工，真打起来没有把握，于是联合了法德两国进行干涉。甲午战后，沙俄加紧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另一方面也为了对付英日同盟，俄国于1902年与法国结盟，以保护“两国在远东的特殊利益”。

　　英国当时在中国获得的侵略权益最多，势力范围最大，它千方百计要维护既得利益，保持优势地位，于是主张“维持现状”。当时英、俄矛盾是全球性的矛盾，两国在争夺伊朗、土耳其和朝鲜等战略要地的斗争中互不相让，剑拔弩张。于是，扶植日本抵制俄国扩张，就成为英国的重要政策。

　　英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支持日本，同时也不希望清政府受到过分削弱而垮台。甲午战前，英国把中国当成它与沙俄之间的缓冲来对待，一度还考虑过缔结“英中同盟”。但清政府暴露出的腐朽无能和不堪一击使得英国舆论和政府政策发生了转向。因此，当战争后期清政府主动提出缔结中英同盟时，英国政府未加理睬。在选择东亚的同盟者时，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新兴的日本。英日同盟终于在几年后变成现实。

　　甲午战争前后，法、德、美等国也力图在东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法战争中法国“不胜而胜”，1885年以后清廷被迫签订《中法新约》、《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承认法国对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长驱直入滇桂。甲午战争后，德法两国通过参与“干涉还辽”，分别“租借”了胶州湾和广州湾；法国还在滇越边境勘界中捞到了好处。美国则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借助《马关条约》的规定，从1894年到1900年几乎将其对华出口贸易额增加了5倍。1898年12月，美国总统麦金莱宣布：“正在中国发生着重大事件，美国并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我们的目的，是要用一切适当的、合于美国政府传统的手段，来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巨大利益。”次年，美国独立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列强的血盆大口把中国撕裂得一干二净。

　　朝鲜是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矛盾冲突的焦点所在。日本在朝鲜疯狂地推行“大陆政策”，视之为入侵中国东北的桥梁，急迫地要在这个进出日本海的锁钥上建成入侵亚洲大陆的桥头堡。此时沙俄也把扩张重点放在了东北亚地区，19世纪80年代中期，沙皇曾力图把朝鲜变成保护国。英国则从维护优势地位出发，希望朝鲜成为缓冲地区，终于在1885年借口俄国军舰在海参崴集结，强占了朝鲜的巨文岛。甲午战后，朝鲜一步步沦为日本殖民地，李氏王朝转而向沙俄寻求庇护。1904年，日俄为争夺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发生战争，次年日本战胜，独霸朝鲜，朝鲜人民则开展了蓬勃的反日斗争。

　　改写东亚历史进程

　　中日甲午战争对20世纪世界历史最深刻的影响是：日本脱颖而出，进而打败俄国，从而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继续一步步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中俄两国先后失败，国内又都推翻了专制的王朝体制，经历了不同的曲折发展道路，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甲午战争中，日本虽然是战胜国，但战争并没有给日本人民带来幸福和欢乐。日本统治者对外选择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对内必然加紧剥削和压迫人民。甲午战争取得胜利，统治者大发战争财，野心无限膨胀，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1904年，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大打出手，日本战胜，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此后，占领东北，以至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也把日本整个国家拖向毁灭的边缘，日本人民深受侵略战争的毒害。

　　而中国与俄国在失败以后，经历了不同的曲折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如果不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或者中国的失败不那样惨重，日本也就难以崛起，俄国也就不至于失败，那么，20世纪初的历史将会大不一样。我们主张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是就宏观历史而言，资本主义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必然规律。但我们并不是宿命论者，在总的必然性范围之内，历史发展会有多种可能和多样选择，客观历史的形成并不是一个既定的、绝对的、唯一的过程，其中存在许多偶然性，历史的具体进程和各种情节不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而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自由创造的。历史给人们提供种种机会，允许人们选择，要求人们创造，等待人们开辟。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不是命中注定的，中日双方的主观努力是决定胜负的重大因素。

　　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了，失去了赶上历史潮流的机会；日本则崭露头角，崛起于东方，大大影响了20世纪初世界力量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塑造了20世纪国际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