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缓慢盘旋,下降到海平面2000英尺(600米)时,雷吉娜会用她的精准导航设备提供降落方向给我。我说:“雷吉娜,给我方向好吗?”她谨慎地说:“你该看到一座城市。然后是一条河流。机场就在左方。”
在完成360度回转后,我前倾看到了西面两座青色山岭,城的东西有处弯曲海滩。这幅景色很像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上的卡尼欧黑海湾。褐色的水泥跑道在第一座山岭后方浮现。
我喊道:“陵水。我看到机场了。”在我们以1000英尺(300米)高度飞越海滩的白色半月湾时,我扳动升降舵,但它却动也不动。我一阵惊恐:机尾部分已受损,不能用力猛扳。
手册无用仅凭经验
以此之前,军士长麦洛斯一直注意看我及帕特驾驶,并监视每个仪器,以确保还完好的引擎仍在顺利运转。驾驶舱内,我们3人都全神贯注在降落动作上。
在我们接近海南时,军士长一直忙着翻阅紧急手册,为我们面临的降落难题寻找解决办法。不过很显然,我们所面临的航速显示器丧失功能、撞掉的机首及不能转动的襟翼这些难题,无法在手册上找到答案。
我们以1000英尺高度飞越地面上的棕榈林及一片片只褐色的干稻田时,仪表上显示地面速度为220节(407公里/小时)。我们只能将这个数目拿来参与。军士长喊说:“143节(265公里/小时)是我们不用襟翼的降落速度。”不过,既然我无从判断我们的正确航速,我们只能在进场最后阶段加快速度。我说:“照这个速度加30节。”
我将动力杆向前推了1英寸加快速度。闪闪发亮的跑道就摊开在前面,与我们的航向成垂直角度。我准备以这个角度飞越机场。在800英尺(240米)高度,我可以检视机场。不过,在飞越机场后我必须左倾30度以免撞上山坡。在正常情况下我想都不必想即可完成这个动作。今天以这根操纵杆要拉到适当角度却又不能超过,让我倍感吃力。
我们以大约700英尺(210米)高度飞越机场。跑道上没有飞机或车辆。我看见右方一排露天式机窝,每个机窝内都停有一架歼八战机。不过,现在可不是观光的时候。
我屏住呼吸,将飞机左倾以免撞上山坡。我告知帕特:“起落架放下。查验降落步骤。”帕特的双手在座椅两旁摸索。他着急地问道:“查验单呢?”结果,查验单已经跟机密资料一起丢了。我说:“帕特,起落架放下。”帕特伸手抓住轮胎形的起落架把手,并往下扳。
我们3个人屏住呼吸看着仪表板右方的起落架位置显示器从“上”转变成“下”。由于机首破损,起落架放下的声音比平常要大。看来,起落架并未受损。
从撞机那刻开始,一直存在我心中的那股恐惧感终于解脱了。我了解到,我们可以存活了。我喊道:“现在,我们有3个起落架放下并锁定。”“没错,”他说,即使在一片气流嘈杂声中,他的声音也明显含有一股解脱感觉。
我在约500英尺(150米)高度转弯,并朝北准备再转弯飞回降落。因为无法与塔台通话,我无从得知风速。跑道两旁也没有指示牌显示跑道长度。不过,既然是歼八基地,应该长得够我们下降。反正,不够长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得降落了。
我向帕特说:“报告地面速度,一直到我们降落为止。”由于飞机受损,我不能照正常的机首朝上方式降落,即后起落架先着地,前起落架后着地的方式。今天,我准备以类似雄猫式战机降落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方式降落。至少,我不必像雄猫飞行员一样试图去钩缆线。
另外,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如果着地不顺,我没有拉起再降落一次的机会。机身的受损状况,再加上机身重量,不允许我们有另一次机会。我必须在第一次降落时就让飞机安全着地。
宽广的混凝土跑道就在我们下方,我把操纵杆慢慢往后拉,速度降低。这架大飞机轻轻地落地,我们几乎感觉不到起落架碰触到地面。
EP-3滑过跑道,发出尖锐的声音,我只有15秒钟可以停下飞机,但是3台发动机正以130节(240公里/小时)的速度拉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跑。在这样高的速度下,发动机很难反转,我也无法正确判断转速,只能等候仪表板上的信号指示。
绿灯一亮,我立刻拉住3台发动机的动力杆,让螺旋桨开始反转,同时控制方向舵,尽量让飞机维持直线行进。这时飞机不停抖动,但是速度立刻慢了下来。我对自己说:“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突然间,我听到后方组员发出尖叫声与欢呼声,我深深呼了一口气,转庆看着帕特里克和麦洛斯,一切尽在不言中:真不恨相信我们还活着。但是另一个念头却让我悚然一惊:我们虽然还活着,但如今人在中国。
我轻踩制动器,放缓飞机速度。跑道很颠簸,方形水泥块的隙缝中冒出小草,左前方,两辆满戴士兵的绿色军用卡车,驶过塔台。
我跟帕特里克与麦洛斯说:“看来他们已在等我们。”帕特里克说:“他们大概侦测到我们飞机的信号。”
显然对方知道我们要来。杰弗里曾看见没有失事的另外那架歼八跟我们平行飞了几分钟,后来便向海南岛飞去。
我们快到跑道尽头时,一名穿短袖的地勤人员,走过来挥手示意要我们滑行。他挥动右臂,要我们向左滑行到停机坪,卡车这时已开到前方,士兵纷纷跳下来。大约三分之一携带AK47冲锋枪。我听从了命令。
虽然引擎仍从损毁的压力舱传出转动声,现在已没有高速气流扑面而来,对讲的通讯清楚多了。我问约翰:“舱内一切没问题了吗?”
他立即回答:“还没有;给我一分钟,好不好?”
在执行紧急摧毁计划时,无线电联系必须在“零”状态,后舱的人需要几分钟启动这个设备。我完成转向动作。中国军官举手示意,要我们停在卡车旁边。我不断点头表示我懂并愿意合作,并启动制动装置停机。军官要我们关掉引擎,军队也包围了飞机。从停机坪望过去,有几栋橘色屋顶的水泥建筑,有几株棕榈在风中摇弋,我也看到稻田和远处的茅屋,我们已身在中国的军用机场,是错不了的。除了武装军人和我们之外,没有其他的人。
约翰知道此刻时间分秒必争,而我却需要尽量在不惹怒对方的情况下拖延时间。我使用遇除频率对着无线电话筒说:“陵水,陵水,这是KR-919。我们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让引擎冷却。”
那当然只是拖延时间的借口,我希望他们会相信。我的确需要时间来处理紧急事项。
尽量拖,我跟自己说。我们必须向太平洋美军司令部报告我们的遭遇,让指挥部得到第一手信息。
此时,中国军官变得异常坚持,他指着引擎,手划过脖子。我已不能拿手下机组人员的生命跟我这些拿AK47的人开玩笑。
麦洛斯把引擎动力杆拉下,关掉油门。四号螺旋桨停止转动后,中国军官似乎松了一口气。他们大概不敢在二、三号引擎还在转动的情形下,贸然把梯子架上机翼,太危险了。
“麦洛斯,情报送好了没有?”
“好了。”口气有些无可奈何,“可是指挥部他们要我们再拖个几分钟。”
“麦洛斯,关掉三号跟二号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开着。”
我可以想像指挥部那边的情形,我们的报告肯定已经引起一片紧张气氛,无线电通讯的操作员一定接到尽可能保持通讯管道畅通的命令。然而我们的无线电需要电力,而电力要靠引擎或驾驶舱下方的辅助动力装置来供应。
关掉最后两个引擎,可能拖了两分钟,但我不能再冒险拖下去。约翰一定已把简要的事情经过传回美国军方:一架中国歼八军机与我机在南海上空擦撞,我机严重损坏,机员平安。紧急破坏计划执行完毕,我们迫降在最近的陵水机场。
一架机身漆成蓝灰保护色的双螺旋桨中国军用运输机滑到跑道尽头,跑道上的热气上腾,引擎加速,朝我们进场的方向迅速起飞,向东南方飞去。我说:他们是搜寻失踪的歼八飞行员去了。我希望他们找得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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