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演说时，透露东京都有意购买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的计划。

　　7月7日，野田首相宣布中央政府“购岛”(即“国有化”)的决定。

　　9月11日，野田政府和“私人岛主”签署购岛合约。

　　“4·17”是1996年4月17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的日子，也是美日安保条约变质，从两国的双边协定扩大为共同关注与防卫“周边事务”，将两国的假想敌从苏联转为中国的重要里程碑。

　　“7·7”是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不祥纪念日。

　　至于“9·11”，则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受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造成严重伤亡的日子。以“9·11”反恐为名，日本国会通过诸多为自卫队松绑的法令。“9·11”无疑是战后日本军队借船出海、走出国门大显身手的重要日子。

　　一心一意图谋修改宪法、热心行使“集团自卫权”的东京都知事石原，与日相野田一唱一和，在串演这幕“购岛双簧剧”时，选择上述三个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时间节点宣布其“购岛”进程，是否有其特殊用义，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述“购岛”紧凑日程看来，人们不能不为两者合作无间演出的精彩和当局决策之神速“叹为观止”。

　　舆论诱导与外宣活动

　　日本当局之所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便对“购岛”重大动作拍板，既可以解读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杰作(而非心血来潮的“闹剧”)，也与几个月来东京的舆论诱导奏效，及其对北京底线的试探与估计不无关系。

　　所谓舆论诱导，既有面向日本国内的舆论导向，也有对外展开的宣传活动。

　　仔细观察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对“购岛”的反应，便不难发现，从石原公布“购岛”构想的第一天开始，其实就是朝着(或者说迎合着)官方既定的“国有化”方针大步迈进。

　　其间，虽有一些日本媒体对石原“唐突”宣布的计划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斥之为“跳梁小丑”的闹剧(如《朝日新闻》中文版)，但如果因此就轻易得出“日本舆论界反对购岛计划”，或者“日本传媒视购岛计划为闹剧”的结论，无疑就上了日本传媒的当。说得轻一些，则是一厢情愿地解读日本传媒的真意。

　　因为翻开底牌，一部分日本主流媒体之所以对石原构想发出“哗然”之声，并不是他们对“购岛”本身持有任何异议，而是他们认为：一、由东京都出面购岛名不正、言不顺，身为地方长官的石原不该越俎代庖；二、东京都市民缴纳的税金，应该用在市民的社会福利工作上，而不应用来购买与市民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岛屿上(《东京新闻》便是坚持这个观点)。

　　那么，购岛工作应该由谁出面才合适呢？倒是力斥石原“偏激言论”之不当，貌似公允、以“自由派”为标榜的《朝日新闻》，率先对“国有化”政策喝彩叫好。在野田首相还未正式宣布“国有化”决定之前，该报就表示：如果是国家“购岛”，还说得过去。在野田内阁决定“购岛”计划之后，该报发表社论“劝诱”中国：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其简单的道理是，与其让右翼政客石原借题闹事，不如由日本国中央政府管理来得更为和平和稳定。

　　有趣的是，如此这般旨在促销“国有化”计划的舆论诱导，很快在海外找到了市场和分销商。

　　有曰：“这是一小撮右翼冀图绑架中央政府的举动，纯为闹剧，不必重视。”弦外之音是，多谈了反而是中了爱闹事的石原之计，变相壮大了其声势。

　　有曰：钓鱼岛原本就控制在日本手里，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将之转为国有化，只是产权的转移，与“主权”丝毫不相关，不必有过度的反应。

　　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结论是：“处之泰然，可也。”

　　有曰：地方右翼政府首脑石原与中央政府首相野田并非铁板一块，前者猛“攻”，后者位处守势，双方各有自己的立场和打算。两害相权取其轻，“国有化”不失为阻止右翼政客夺岛制造争端、从而缓和中日摩擦的一个选项。

　　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开明”如《朝日新闻》等媒体的主张，也不无道理。

　　“把握时机，一次到位”

　　正是在上述“纯为闹剧、不足为惧”，“野田首相左右为难”，“国有化也有其正面作用”等舆论诱导的攻势声中，不少日本鹰派战略家纷纷出谋献策，主张当局把握时机，得寸进尺。其理论根据是，“百病丛生、难题堆积如山”的北京，此刻不可能采取强硬的政策，更遑论允许民众上街示威抗议。道理很简单，对于当局来说，特别是在十八大召开前夕，没有什么比维稳更重要。

　　针对这些谋士的冒进主张，日本国内也有一些同样出自日本“国家利益”立场，不反对行使“集团自卫权”，但却担心过于偏激的做法将使日本在外交上从主导地位转为被动的官僚和学者。持此类观点者包括前外务省条约局长东乡和彦等。他们认为，当局一口否定中日两国之间存有领土纷争的说法，未免过于勉强，在国际社会欠缺说服力，也与日本要求韩国对竹岛(韩国称独岛，并否定日韩之间有领土纷争)问题进行谈判的立场自相矛盾。

　　但这些相对“稳重”、“洞察国际形势”的“国际派”(实际上也是“国益派”)保守人士的看法，并未受到重视。因为在野田政府及其智囊们看来，正如一名已故日本“中国通”数年前鼓动小泉首相大胆参拜靖国神社时所持的立场与献策一般：只要事前进行周密的安排，并做好心理准备，日本忍受得起与邻国在一定时间内的关系恶化，问题不会坏到哪里去。

　　“大局为重”与“斗而不破”

　　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和结论，自认为摸清中国底细的“中国通”深信，中国对日问题的思考，归根结底，离不开“大局为重”与“斗而不破”的套路。所谓“大局为重”，在东京看来，其实就是能忍则忍，即“小不忍则乱大谋”；至于“斗而不破”，则被他们解读为隔靴搔痒、“坏不到哪里去”的理论依据。

　　为此，这些谋士建议在领土问题(或者历史问题)向前迈进一步的同时，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并加强外交与文化交流(渗透？)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只要这经济、外交与文化“三管齐下”，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石原、野田双簧剧之所以越演越逼真，“中国通”的上述调查与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不过，在日本9月11日“购岛”之后，北京当局及中国各地民众的强烈反应，不能不说远远超乎了野田政府及其智囊的意料。原本试图游说北京相信“国有化”对中国也有好处的《朝日新闻》，不得不惊呼“日中面临最大的危机”，呼吁日本政治家在采取“毅然”态度的同时，倾其全力搞好外交工作。

　　与此同时，不少日本主流媒体在刻意突出“反日”群众“暴徒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愤怒的中国这回“真的很生气”。中国海洋局派出海监船巡航是一个例子，当局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理性爱国”的群众游行示威以表达其不满情绪，是另一个例子。至于商务部官员表示“中国消费者有以理性方式表达其看法的权利”，更被敏感的日本评论家解读为迄今为止让日本占尽便宜的“政经分离”美好时光可能将一去不复返。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强调经济制裁是“双刃剑”，认为中国不致于动用这一武器，但却掩盖不住他们对战前“抵制日货”时代的恐惧感。毕竟，已经“丧失了20年”的日本经济，经不起新一轮的经济战。

　　抨击中国爱国教育和民族主义

　　为此，就像以往中国发生“反日”示威时一样，原本深信北京会以“大局为重”、采取克制态度的日本大众传媒，齐声声讨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读卖新闻》的社论在把中国反日示威归咎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不禁向北京发出如下“警告”：“不买特定国家的产品，既违背自由贸易的原则，也对中国没有好处。”《东京新闻》也发表了类似论调：“利用爱国意识煽动反日是十分危险的，从大局着眼，也不符合中国领导层的利益。”

　　《东京新闻》的一篇专栏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无法将反日情绪镇静化，(中国)自己也会被自己培育出来的怪物从内部腐蚀与破坏。中国领导层对这种恐怖后果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说白了，期待北京“克制”的日本媒体，此刻真正要说的话是：“怕乱”的北京，这回怎么忘记了“怕乱”的重要性及其道理呢？

　　这真令人百思莫解！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原标题：野田是怎样作出“购岛误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