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不愿现在就对伊朗动武，最主要原因是出于政治考虑。图为3月4日，奥巴马现身美国亲以游说集团AIPAC的年度政策会议。路透社

　　能力强大的犹太人社团

　　如果说美国犹太人手中的选票是他们影响白宫和国会山的工具，那么活动能力强大的社团和组织则是他们捍卫犹太人和以色列利益的实体。自20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已经涌现了350多个代表不同地域和派别的犹太人社团和组织。比较重要的组织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大会、世界犹太人大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等。其中，以AIPAC为主导的以色列院外集团被公认为组织最为严密、活动效率最高且对美国对外政策影响最大院外集团。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疏通国会立法机构，向国会游说以色列利益，该委员会对国会以色列政策的制定有着直接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创建以来，该委员会在美国知名高校中不断发展积极分子和志愿者，到目前已拥有约10万名成员，其功能已经从“犹太人的传声筒”发展为以色列设在“联邦政府中心的第二个大使馆”，其影响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智库一直延伸至白宫和国会山，将“影响有影响的人”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来实现。近年来，AIPAC每年都要同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进行2000多次会谈，导致国会每年都会通过100多项有利于以色列的立法动议。现阶段，AIPAC游说工作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其他任务还包括：向巴勒斯坦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其彻底打击恐怖主义；在美国青年人中发现并培养新一代的亲以政治家；向国会议员灌输美以关系的重要性等。显然，AIPAC的宗旨就是要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全面向以色列倾斜。

　　支持以色列还有“非犹太力量”

　　除了选票与社团组织，美国犹太人在报刊、广播、出版、电视、电影等传媒舆论领域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也是美国决策者在制定或调整对以色列政策时不得不顾及的因素。此外，令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感到欣慰的是，今天的美国，还有势力强大的非犹太力量——基督教徒——在积极支持以色列。目前，在美国已经逐渐形成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联合的宗教主流。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美国控制世界，犹太人控制美国。暂不细究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准确反映现实，至少有一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即犹太人在美国当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确发挥着与其人口规模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而对以色列的向心力则激励他们通过自身能量，去影响有影响的人或集团以确保犹太国的生存与发展。

　　感受美国亲以集团“润物无声”

　　“AIPAC(在美国)之所以成功，因为它会奖励支持其议程的国会议员或候选人，并惩罚那些反对的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孙浩发自华盛顿 美国东部时间3月4日临近午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年度政策会议现场，身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行政总裁”的巴拉克·奥巴马一如其前任们多年惯例“挺以而出”。

　　“过去三年中，我信守了对以色列的承诺……”华盛顿会议中心会场内，奥巴马一言未毕，全场起立鼓掌。

　　一场演讲下来，说者言辞多情，听者反响热络，起立鼓掌的场面发生7次之多。乍看之下，不熟悉的人或许还以为这场会议举办地是耶路撒冷而非华盛顿，举办方是以色列官方而非美国某院外集团。

　　这就是美国政坛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个亲他国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却不容国内任何一派政客忽视，在总统选举政治周期内尤为凸显。

　　高官政要云集“挺以”

　　感受AIPAC的影响力，从大会的排场便可一见端倪。3月4日至6日，这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亲以游说团体举行了历来最大规模的年度会议，自称参与者逾1.3万人。演讲嘉宾包括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年近九旬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也亲自出山。座上宾中，美国参众两院更几乎全阵容出席。临近尾声仍有大戏：数千名与会者6日分别前往国会山，与参众两院议员在约500场次游说活动中“沟通”观点。

　　6日闭幕当天，适逢美国2012年“超级星期二”——这是共和党在多个州“扎堆”举行总统预选的大日子，对激战正酣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而言颇为重要。尽管如此，竞选者们却不敢忽视AIPAC最后一日的活动。预选“领头羊”米特·罗姆尼和共和党大老纽特·金里奇分别利用视频连线发声，而另一竞选人里克·桑托勒姆更专程赶往现场。

　　“奥巴马说他会力挺以色列，但我看他的一举一动根本没有挺身而出。”桑托勒姆的发言或许还算客气。罗姆尼“危言”更甚，称奥巴马连任成功日恐怕已是伊朗造出核弹之时。

　　就在奥巴马莅临AIPAC大会发表演讲前，美国前副总统切尼之女、在政坛上日渐活跃的伊丽莎白·切尼在同一舞台上直言：“奥巴马是有史以来将以色列安全利益放至最低的总统，让我们明年此时欢庆一位新总统吧！”

　　共和党阵营之所以抓住时机猛攻谋求连任的奥巴马，也是因为自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分别上任以来，美以这对“最牢不可破的”盟友似乎不乏不同声音，台面上最大分歧在于对伊朗核问题诉诸武力解决时机的判断，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龃龉也曾为媒体聚焦甚至放大。

　　游说工作从学生抓起

　　“美国政客们如此恭顺的真正原因，在于以色列游说团体的政治权势。这一游说集团是集一众个人和组织于一体的松散组织，积极地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亲以色列方向倾斜。”

　　这段描述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由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合著。这本书从一篇惨遭“枪毙”的学术约稿，到最终出炉成册，整个过程本身就显示出美国对政坛这个“公开的秘密”的讳莫如深。

　　“AIPAC之所以成功，因为它会奖励支持其议程的国会议员或候选人，并惩罚那些反对的人……它会确保自己的朋友从难以计数的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中得到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反之，对以色列有敌意的竞选人则可以确信，AIPAC一定会捐款给他的政治对手。”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这样写道。

　　对此，“中国通”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民)或许有亲身体验。据美媒报道，2009年2月时弗里曼曾被爆料为奥巴马行政分支内要职——国家情报委员会“掌门人”的大热人选，但经过亲以阵营长达数周“唱衰”，弗里曼干脆放弃候选之席，慨叹自己是牺牲品。

　　显然，AIPAC面向的不只是在位者，“润物无声”的功夫在年轻一代中就已做足。据其公布的数据，刚落幕的年度政策会议上就有1600名学生积极参与，来自美国50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共500所学校，包括217名学生领袖，“当属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亲以色列的学生聚会”。

　　“我真诚地感谢AIPAC，感谢它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我坚信以色列的议题不只是以色列的议题，更是我们的议题。”3月4日上午，马里兰州一名女“学生领袖”在台上热情讲述，不吝辞藻。记者席上，一名年轻美国记者忍不住对身旁同仁偷笑。

　　风雨64载：从正常关系到特殊关系

　　美以开始长期相互接近的时间点定格在上世纪60年代，如今特殊关系总体稳定，但谍报人员相互渗透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蒋国鹏发自北京 与风云变幻的中东乃至国际局势相比，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堪称非常稳定。有人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桥头堡”、“不沉的航空母舰”；还有人说，美国是以色列唯一能够依赖的监护者……

　　回顾美以近64年的交往史，不难发现，作为两个主权国家，美国和以色列由正常关系走向特殊关系，根本上正是两国基于地缘战略利益的必然选择。国家利益至上，这条原则对于美以关系同样适用。

　　“战略平衡手”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处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冲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通过其对以政策集中体现，尽管美国对以政策在不同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反映不同的战略利益因素考虑，但是总体而言，政策的基点是确保犹太国的生存安全。

　　美国是最早承认以色列的国家。然而，不能因此证明当时美以关系的密切。事实上，在1948年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圣城问题上，耶路撒冷和华盛顿曾长期意见分歧。总体上看，杜鲁门政府和随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以关系并不密切。尤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以关系相当冷淡，常伴有摩擦发生。这样的局面直到肯尼迪政府时期才得到改观。

　　1962年12月，肯尼迪总统明确美国和以色列具有特殊关系——美国对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负有责任。这种责任成为美国对以政策的核心与基点。此后近50年来，美以关系得以持续和深化，并结成特殊关系，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各领域。

　　美以开始长期相互接近的时间点定格在上世纪60年代，这是由于，在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战略利益是遏制苏联的扩张，需要以色列扮演一个“战略平衡手”的角色，而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所显示出的军事能力受到美国关注。对美国来说，朋友已经变成了需要维护的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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