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之间隐蔽战线激烈较量

　　徐焰认为，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是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内战时期。这一阶段总的斗争形势便是共产党在地下秘密发展力量，国民党则动用政权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杀。从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白区的中共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提出的隐蔽发展力量的原则，党员曾发展到19万人，在秘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情报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惜随后指导方针发生了“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方面，结果暴露并损失了绝大多数组织，到1936年白区地下党员的数目降到3000人左右。

　　1928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就是这时提出的，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建立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领导，实际是周正、顾副。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特务头子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曾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破译，掌握围剿红军的计划等情报。不过在顾顺章叛变和周恩来赴苏区后，特科受沉重打击，中共中央在上海也不能生存，被迫转移到江西的农村根据地。

　　从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不断膨胀，由建立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发展到建立复兴社(后来成为军统的前身)，成为监视社会生活的庞大恐怖机构。蒋介石利用特务成功地拉拢、收买和瓦解了多数地方军阀，对中共的隐蔽斗争却一度居于下峰。自1931年春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特务改变了斗争策略，实行“自首自新条例”，大力利用叛徒，并加强搜捕力度。此时留下白区的地下党组织仍继续执行盲动路线，至1934年全面遭受破坏。刘少奇在1936年从陕北前往北方局恢复白区工作时，从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和合法的组织形式，才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得到部分恢复。

　　抗战时期中共形成成熟的地下工作原则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共产党)”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徐焰概括说，这个时期，国民党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徐焰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为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发挥作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康、云、贵、湘、鄂的党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成绩。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其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如今一些影视剧为了提高收视率，描写地下工作的镜头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这完全违反了隐蔽斗争的原则。当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应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4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斗争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推动息息相关。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期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最大成就，便是争取了社会各阶层同情共产党的事业，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徐焰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卓越成就，是隐蔽战线斗争发展的最高点。当时党在国统区的隐蔽工作，主要是努力形成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区的影响，并破坏了国民党当局的后方稳定，严重影响其战争计划。

　　1946年国共破裂后，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此时工作方针策略的核心，就是使党的非法的秘密活动和组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例如地下党以学生运动和知识界的公开、合法的抗议行动为导线，进一步发展市民和工人运动，再扩大到农村的抗征粮征兵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前方打内战时“后院起火”，陷入遭两面夹击的狼狈处境。毛泽东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情报工作，主要担负了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也担负了提供敌军防御情报和进行攻心策应的任务。如1949年解放军南下进军时，南方各地下党组织在几个月内大都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大发展。中共中央规定他们的任务不是进行武装起义，而是组织好护厂、护校反破坏，保证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受。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完整接管城市。

　　“谍战决定论”可以休矣

　　徐焰说，自古人称“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私下在日记中也承认此点，现已公开的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蒋介石日记》中便有清楚记载。如1949年2月3日蒋介石下野后在奉化老家反省，便“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困苦不堪的国度中，最高当政者20年间“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怎能不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呢？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后台老板美国也不讳言此点，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便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虽在私下和小范围内承认丢失大陆的真实原因在于人心，然而出于反攻和凝聚岛内人心的需要，在公开宣传中却不能说共产党的胜利是得人心所致。国民党在台湾解释失败的原因，只好归咎于所谓“共谍渗透”，这除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又为当年在岛内实行特务统治和白色恐怖找到了借口。近些年来，台湾的一些宣传品及其响应者又重提和炒作“共谍”决定胜败的老调，其目标同样是从历史根基上否定当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合理性。其实无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社会进程的基本规律看，此种论调是荒谬和可笑的。

　　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是实力最强的执政党，拥有最庞大的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宪兵以及警察机构。为什么国民党得不到多少共产党的内部核心情报，自己内部却到处被其所说的“共谍”渗透呢？甚至连及众多“党国要人”和将军们都秘密为共产党服务呢？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国民党的统治极其不得人心，以致于内部人员也纷纷转向共产党，其情治机构也极其腐朽无能。

　　可叹的是，近些年国内有些影视和文学作品迷恋于刺激眼球的“谍战”，突出所谓“情报决定论”。其实了解当年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土改改革后那些戴着大红花参军的数百万翻身农民，是上千万民工所推的独轮车和肩上的扁担……隐蔽战线获得的情报起到的只是加速剂作用，所谓“谍战决定论”可以休矣！

　　地下秘密较量是人心的较量，反腐斗争也体现在隐蔽战线中

　　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在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组织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当时苏联情报专家来华介绍经验时曾说，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此气愤地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党的地下工作胜利的源泉是什么？徐焰认为，近年一些以追求刺激的电视剧中的出现“地下工作者”，既不谈政治觉悟也没有组织领导监督，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式的人物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历史情况证明，离开党组织领导的地下情侦工作必然会走上歧途，顾顺章叛变的重要原因便是他从不参加政治学习而没有应有的觉悟，党组织又因他工作特殊而未很好监督。吸取这些教训后，党的地下工作尽管多是单线联系，组织上也要经常对下属党员在政治上和生活上进行检查，对有危险倾向者要及时教育或切断关系，反腐斗争也体现在当年的隐蔽斗争中。

　　当年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关系，都是以政治觉悟作为基础，而不能像某些影剧作品那样用哥们义气、爱情吸引等手段。当年残酷的斗争证明，如果脱离了政治理想信念的凝聚，个人关系和一时的感情狂热只要日久都会生变，对明知是敌对阵营的人产生爱情更属天方夜谭。在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在隐蔽战线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根本原因是靠正义的信仰争取和打动人心，靠组织力量凝聚广大群众作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能打入敌营，恰恰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和其他许多高官的子女纷纷秘密加入共产党，也是因他们看到身处的高层有太多的黑暗，认为延安才代表光明。当时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难打入共产党内，原因也在于革命队伍组织严密，艰苦奋斗环境也为特务分子无法忍受。智慧来自群众，力量来自信仰，是党的地下工作胜利的源泉。

　　徐焰说，回顾当年中共隐蔽斗争胜利和国民党在此领域的失败的历史经验，人们便可看出决定其胜负的关键在于用正义性争取人心。2500年前写成的《孙子兵法》对间谍使用便总结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共产党“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地下秘密较量同样是人心的较量，中国共产党当年在隐蔽战线上取得辉煌胜利，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全国绝大多数人心选择了共产党。(完)

上一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