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共梅园新村纪念馆里周恩来工作时情形。中国军网记者 宣琦翻拍

梅园新村，周恩来与董必武曾经工作的地方。中国军网记者 宣琦翻拍

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资料图片

　　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对敌交战，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孙子兵法》曾阐述了战争的基本准则──“知彼知已，百战不殆”。隐蔽战线的斗争因具备吸引人的神秘性，长期成为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近年来屏幕上还出现了一股“谍战片热”。但一些影片靠“奢华+手枪+美女”吸引眼球，对观众造成不少误导。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中国军网红色足迹万里行记者专访了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他根据多年的研究成果，用史实还原我党当年隐蔽战线斗争的真相。

　　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务不是搞情报，是争取群众

　　近些年来影视作品谈及过去国共隐蔽战线较量时，经常用“谍战”一词，徐焰说认为这不合乎中国共产党当年隐蔽工作用语，共产党人一般只把对手派来刺探情报的人称为间谍。当年苏联把派出的情报人员称为“苏联侦察员”或“红军侦察员”，中国共产党人对从事隐蔽斗争的人一般称为“地下工作者”，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也称为秘密战或秘密工作。

　　徐焰介绍说，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和隐蔽的地下斗争。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而不是搜集情报。徐焰举例说，在解放战争中，中共隐蔽战线的最大成就，是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对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表现，像《风暴》、《青春之歌》中的地下工作者发动群众的形象曾感动了亿万观众。影视作品进入市场商业化阶段后，一些影片出现了“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的创作误区。许多观众谈到革命战争的地下工作，认为“就是搞情报”，这完全是错误的。

　　徐焰说，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从1905年成立起，在未执政前也主要从事地下活动，主要以暗杀、联络会党等方式反抗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搞情报同样不是主要任务。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1927年在南京再建并获得全国主导地位后，国民党的秘密工作转为以特务工作为主。蒋介石为了维持独裁统治，首先以黄埔系军队作为支柱，其次网罗了一批党棍，再则利用特务监视和铲除异已。国民党政权因不得人心和缺乏群众基础，其特务工作注重于监视和打探情报，不过又进行策反、拉拢和思想渗透等特殊任务，也不能简单以“谍战”来概括。

　　周恩来创建党的情侦机构，亲自规定“三大任务一不许”

　　1928年，蒋介石建立自己的情报和特务机构，中统、军统的规模在抗战末期发展到顶峰，在编内勤(即专职特务)达几十万，成为人民痛恨的类似明代“东厂”、“西厂”或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建立情侦机构呢？

　　徐焰回顾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条件，长期在地下状态活动，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组织还不健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报告，却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紧急应变决心，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转移而遭捕杀。

　　“四一二”事变1个月后，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他吸取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专职情报机构建立倒要早于国民党。

　　中共专职情报机构建立对党保存力量的起到了重要作用。徐焰介绍说，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昌召开同共产党分裂的会议，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动向，在汉口安排了十几处秘密隐蔽地点。会后国民党派人搜捕时，陈独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员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汉口秘密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国民党的警探也一无所知，随后特科又秘密租船将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工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

　　周恩来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为领袖个人的监视工具，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原因。后来毛泽东又一再强调党内不许搞侦察，这对防止重蹈苏共悲剧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从建立特务机构起，就用于侦察党内异已，如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便说自己任副总统时的身边卫士都蒋介石的侦探。只对蒋介石个人负责的军统、中统捕人、杀人，又越过警察、法庭这种司法机构，连各级军政官员都不能过问，甚至这种官员本身还要受其监视。这种特务政治的泛滥，也是造成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并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

　　中共地下工作的原则：不允许采取收买、色诱和暗杀

　　在近些年一些影视剧中，编导者凭想像编造情节，经常出现中共地下党组织暗杀敌方要人，以及用恋爱等手段发展关系等场景。早在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表现在敌营中潜伏的电视剧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洐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徐焰研究史实表明，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恐怖袭击。因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暗杀敌方头目不仅不能达到斗争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并影响斗争方向。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

　　徐焰回顾说，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迅速被国民党杀害。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合，组织发给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无法满足其奢华需求。他们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已秘密自首充当内奸。根据周恩来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此后，周恩来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许多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滥”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俊男靓女+豪奢”镜头：歪曲我党地下工作历史

　　中共的特科建立之初，周恩来等领导人便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其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徐焰介绍说，1931年以前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的堕落过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教训。

　　顾顺章此人很早参加工人运动，勇于冲锋并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长，不过却染有流氓习气。他担任特科负责人后，借口工作特殊，经常拿走中央半数以上活动经费且开销不受监督，还嫖娼且吸毒。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同党的原则和要求格格不入，顾顺章便心怀不满便筹划投敌，于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并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潜入敌特机关内的钱壮飞译出了武汉方面的来电，由李克农提前在上海报警，才使中共中央几十个机关、几百人连夜转移，避免了覆没性灾难。

　　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作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设计的地下工作镜头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徐焰说：我父亲在抗战后期曾由八路军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参加过地下斗争培训，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过隐蔽战线的部门负责人。他生前看到电视上出现这类镜头曾叹息说，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

　　徐焰说，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周恩来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当年的地下工作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愿意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之一，又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和关注。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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