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越战中国美军士兵搀扶受伤战友

　　据美国安全情报智库“战略预测”(stratfor)3月1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上周在西点军校讲到：“任何一位未来的美国国防部长在建议总统再次向亚洲、中东或非洲派遣大量地面部队前都应三思而后行”。盖茨是在重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争后所说的名言，而这句格言正是劝说美国避免在亚洲打地面战。

　　二战之后，美国在亚洲进行的四场主要的地面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未能取得理想的战果。提出如下三个问题是非常有用的：第一，为什么在亚洲打地面战是个糟糕的主意？第二，为什么美国被迫打这些战争？第三，美国如何在不进行大规模地面战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在亚洲的利益？

　　海外战争的障碍

　　开始讨论第一个问题，其答案在于人口和空间。目前，伊拉克约有3200万人，阿富汗人口略少于3000万。而已知的美国军队现役人员约有150万(加上98万预备役部队)；陆军有55万人，其中2万属于海军陆战队。考虑到这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能派遣至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部队人数仅有20万。而这些人中的很多又是扮演支持角色，而并非战斗角色。越南战争中也存在这种情况，美国需投入极限的55万人(越南比伊拉克或阿富汗拥有更多的人口)，这是一个挑战，尽管有征兵制和更大规模的常备军。

　　美军在二战时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美国在东半球打仗，离本土很远，距离越远，后勤成本越大。例如，投送足够数量的物资需要更多的船只。远距离战争后勤成本转移了了大量的部队(或需要大量的文职人员)，使之与作战部队的规模比例失调。

　　不管美国派遣了多少部队，美国派遣部队所到国家的人口总是远远超过其军队人数。如果其人口的一部分作为游击武装或运用恐怖分子的战术进行抵抗，敌人会迅速膨胀到超过美国军队的规模，就像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那样。同时，敌人采取战略利用美国的核心弱点——战术情报。他们是在本土抵抗，熟悉当地地形和文化；而美国是在陌生的环境作战，经常处于情报劣势。那也就意味着本土武装的效率因为出色的情报成倍增加，美军效率却因为缺乏情报下降。

　　美国在技术上得到了弥补。从空中侦察，空中力量到反炮兵系统和先进通讯技术。这能弥补美军的不足，但只是通过分散地面作战人员。维护一架直升机需要几十名地勤人员。运用落后技术的敌人因情报而使作战效率加强；美国运用大量技术弥补情报缺乏，这进一步减少了作战人员。随着后勤和技术力量的增加，美国作战精锐减少。如果将训练、救助、休息和恢复的地面作战部队加进来，能用于作战的比例就很小了。

　　问题的矛盾在于美军将赢得战斗，但仍然会输掉战争。识别出敌人之后，美国能用火力消灭他们。然而，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发现敌人并从大量人口中找出他们。因此，当任务是打败正规军时，美国能很好适应战争的初始阶段；但正规军被打败之后，对抗转成了美国情报难以应对的方式。那时，敌人就通过在不利时减少战斗和在选择的时候发起战斗来控制作战节奏。

　　二战中使德国和日本投降的例子常被视作美军打败和平息敌对国家的典型范例。但是，德国不是主要由美军地面部队打败的。德国国防军背面被前苏联在其本土攻破，因为拥有短后勤给养线的优势。当然，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也参与了战斗。德国是否会单单向美军投降这是个疑问，美国派遣的部队也不足以打败德国。德国不愿继续抵抗前苏联，转而向英美投降寻求庇护，他们不会抵抗英美。至于日本，终结他们不是用地面部队而是用空军、潜艇和原子弹，以及天皇愿意下令投降。不是使用地面力量，而是空军和海军加上麦克阿瑟的保留和利用天皇的政治妥协来组织对抗。如果，日本天皇被废除，我怀疑占领日本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日德均不是美国陆军迫使投降或镇压抵抗的例子。

　　美国的全球利益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美国具有全球利益。尽管冷战时期，前苏联是美国注意的重点。而现在，没有任何大国能够统治亚欧大陆。因此，没有谁能威胁到美国的单极世界体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仍然为其他潜在事件保持战略储备，这进一步减少了可用于作战的战斗部队。

　　一些人认为，美国在作战时不够狠毒。似乎如果没有国内的政治约束，战争将会更成功。前苏联和纳粹虽然都不温和，但却未能摧毁德国的政党和南斯拉夫的抵抗。游击战有残忍补偿不了的内在的作战优势。

　　考虑到这些，问题在于美国为何会在二战后四次被卷入亚欧大陆的战争。很明显，每一次都是因为政治。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是为了向怀疑的盟友证明它愿意对抗前苏联。阿富汗战争是为了根除塔利班势力。而伊拉克战争的原因更不明朗、更复杂、更难以令人信服，但美国最终发动了战争。在作者看来，这是为了向伊斯兰世界展现美国意志。

　　美国一直试图直接用地面力量塑造东半球的事件。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试着证明能解决前苏联和中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试图调整穆斯林世界的政治格局。目标可以理解，但可用于作战地面部队的数量却难以理解。朝鲜战争的结果是僵局；越南战争被打败。我们正在等待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结果。但是考虑到盖茨的声明，美国的形势希望不大。

　　在每一个例子里，军队没有接到明确的任务。因为明确的目标——打败敌人是实现不了的。同时，每个例子又包含了政治利益。开始作战后，撤离似乎不是一种选择。因此，朝鲜战争变成了持久的近似于打仗的情况；越南战争以美国的失败告终；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目前变成了不确定的战争泥淖。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结果是宣布过的“解放和民主化两国”的目标。

　　战略问题

　　美国战略存在两大问题。第一，用恰当的军事力量为服务政治任务，这对军事力量和任务来说都不是问题。运用军事力量需要明确的目的；否则，得不出相一致的战略。另外，这需要进攻性的任务或防御性的任务(越战和朝鲜战争)没有终点或任何胜利的标准。考虑到地面战斗部队有限的可能性，防御性任务使得敌人的努力水平决定要投入的地面力量。

　　如果力量不足以完成任务，结果是不确定的派遣稀缺的军事力量。也存在刚开始有明确目标，但对如何应对第二阶段缺乏理解的任务。伊拉克战争坏在不合敌人回应的进攻性意图。摧毁了伊拉克的正规部队之后，美国未能就伊拉克的反应做好准备，也就是大规模的游击战对抗；阿富汗也是这样。平息叛乱是占领战争，这需要使与民众而非部队表示不愿意或不能对抗。这需要超过利益的大量资源和大量军队，人员缺乏的低代价平叛总是要失败的。由于美国不得不运用有限的力量，对它来说平叛是最危险的战争。一个流行的观念是，人们喜欢美军的占领胜过他们同胞带来的威胁；美国能保护他们使他们更喜欢前者。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永远不会有足够可用的美国军队。

　　另一个应对调整政治现实的问题可以在两伊战争中体现。美国使双方相互不信任，消除了两国对美国的威胁。当伊拉克以入侵科威特回应的时候，美国报以有限的大规模反击——占领科威特和撤军。这是在亚洲进行的旨在打败已知敌人及有限敌军力量，但并不试图占领的陆地战争。

　　这四场战争的问题在于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不是将军事力量用作人们认为的军事力量。军事的目的在于打败敌人的常规力量，作为与该国国民敌对的占领军相对较弱。美国的问题在于：军队必须长期占领一个国家，而美军仅仅缺乏占领国家需要的，仍可用于应对其他威胁的地面力量。

　　对于不明确的任务，可能得到不确定的终点。何时结束？可能引起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参战之后，你有在该国国内外和你并肩作战、一同冒险的盟友。撤军暴露了他们，潜在的盟友可能对参加其他战争变得谨慎；政治代价上升和撤出的决定推迟。美国使整个世界变得糟糕，它不仅终结了自己，而且当立场变得站不住脚时，政治金字塔代价急剧上升。

　　战争需要为由可用军事力量实现的结局而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说：“你用你掌握的军队打仗，他们可能不是你想要或期望稍后拥有的部队。”文章作者认为，这是对战争的根本误解。如果拥有的军队不足，就不要参战。当你理解美国军事力量的根本和它在亚欧的局限性，盖茨对于东半球战争的观点理解远远比拉姆斯菲尔德深很多。

　　外交选择

　　另一个选择就是外交。不是战争的替代选择，而和战争一样是一种治国工具。民主可使国家间发现共同的地方，它也可以用来识别敌对国家和通过转移挑战美国的国家的注意力，用这种敌对来隔绝美国；这就是在两伊战争期间发生的事。这并不漂亮，但没有其他选择。

　　外交对美国来说是维持大国间平衡和运用转移冲突来管理国际体系。武力是最后的诉求，一旦运用，它将是毁灭性的。距离是美国不能靠地面力量摧毁的，这是美国国际势力最弱的方面，也是二战后美国诉诸过多的，结果令人难以接受。将美国地面力量作为联合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在打败正规军方面常常是有效的，但对于占领作战来说是不够的。

　　这不是任何美国总统的政策失败。小布什和奥巴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存在于亚欧大陆的军事力量。从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到阿富汗战争的塔利班武装；他们或者数量众多，或者机警，或者两者兼具使得美国地面力量难以应付。在任何战争中，首要的目标是不被打败。应避免任意一个胜利尺度不明确，或地面部队数量不足的战争；这是盖茨想要传递的信息，也是麦克阿瑟将军想要传递的；也同时是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拒绝代表法国干涉越南时所履践的。正如门罗主义那样，这应该上升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不仅仅因为它是个道德原则，还因为它是个非常实用的原则。(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