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山人

　　60多年过去了，但在松山，关于那场战役的记忆似乎从未走远。

　　战后被炮火炸得只剩两棵松树的大山，如今已经是满山遍野的松树林，昔日的壕沟和弹坑也爬满灌木和荒草，偶尔还长出几株稀疏的桃花。农人和水牛代替士兵与火炮，在山路上慢悠悠地行走。但这里的人们，却依旧生活在随处可见的与战争有关的细节里。

　　被日军烧毁的房屋的残垣断壁，至今仍然耸立着；日军用来修筑堡垒的铁皮，被老百姓当成瓦片，盖在屋顶上；在许多老房子的立柱、窗棂和门板上，还可以看到枪眼和弹痕；没有爆炸的大口径炮弹，可以用来做捣碎谷物的臼；高射机枪的弹壳可以做成随身携带的烟锅；甚至坦克履带，也可以用来搭建炉灶。

　　对战争，松山人的情绪十分复杂。战争一度破坏了他们的家园和赖以谋生的稻田，但另一方面，战争留下的这些“遗产”，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出路。

　　松山太穷了。战争之后，滇缅公路被逐渐弃用，这个两国军队付出近万人生命反复争夺的要地，就这样成为弃儿。这里的农民除了种植粮食和烟草，很难找到别的谋生方式。而开始收购废铜烂铁的供销社，成了他们几乎唯一的生财之道。

　　曾有一个男孩带戈叔亚去看过自己的收藏品。在这个男孩家的菜园里，戈叔亚惊讶地看到，沿着篱笆墙，放置着几十件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子弹、炮弹、手榴弹、爆破筒、掷弹筒和地雷，完全可以开一个小型的弹药博物馆。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男孩十分准确地向他介绍，这些弹药是哪个国家制造的，用什么武器发射，威力有多大，俨然是一个军事专家。

　　不止是这个男孩，几乎每一个松山的居民，都有在山上挖掘战争遗留物品的记忆，走访这些“挖山人”，也是普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曾经有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一个军在一次战役中所消耗的弹药数量，参加松山战役的第八军排在第一位。而究竟消耗了多少弹药，这些“挖山人”有着最为直观的判断。

　　50岁的护林员杨金满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天都背着背篓带他上山，用一尺来长的小锄头在山地里四处挖掘弹片。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捡到三四斤废铜和六七斤的废铁。他甚至还听说，有一个外地人牵了3头毛驴，在松山上挖了一个月，挖出的弹片，整整堆满了租来的一间房子。

　　“他发大了！”杨金满颇为羡慕地说。

　　松山人对于死人骨头没什么畏惧心理。通常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弹壳是最多的，死人骨头也最多。杨金满小时候和小伙伴常玩儿的游戏之一，就是拿着死人头骨往山坡下滚，看谁滚得远。如果这天挖山的收成不好，他们也会拿死人头骨出气，拿着锄头用力砸下去，“啪”地一声碎成几块。有时候，能在一些头骨里发现金牙，把它撬下来，便是一份“不得了”的收获。

　　杨金满小时候，一斤大米的价格是1角3分5厘，而供销社收购的价格，铜是1元5角钱一斤，铁是3分钱一斤。供销社不收购尚未爆炸的子弹和炮弹，一些“脑袋灵光”的松山人，开始学着拆卸尚未爆炸的炮弹。

　　这显然是一份危险的工作。在人们的记忆中，几十年来，在拆卸炮弹时被炸死的人有10多个，被炸伤的人不计其数，有一家的父子两代人先后因此丧生。

　　被炸死的那个父亲，是松山远近闻名的“拆弹专家”。人们都说，他手上拆过的炮弹，先后有数万枚。上世纪60年代，出事那个晚上，老人在堂屋里拆卸一枚中国远征军使用的20毫米战防枪弹。这是一种小型炮弹，老人或许是不太在意，拿着劈柴的砍刀就直接下手了。

　　杨金满是这次事故的目击者之一。他的家离这个老人家不太远，在隐约听到传来的巨响声后，当时只有10多岁的杨金满跑到老人家，看见老人躺在一片血泊之中，头部被炮弹炸出了一个大口子。

　　时隔40多年后，2006年春节，在同一个地点，悲剧再次发生。有邻居送来一枚没有爆炸的日军75毫米山炮弹，希望老人的儿子帮忙拆卸，当地人经常把这种炮弹的弹壳，作为捣碎谷物的臼。

　　那天傍晚，杨金满刚护林回来，准备吃晚饭，突然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连忙冲出门去。他看见，这户人家的房子已经浓烟滚滚，房顶被炸飞了，老人的儿子被炮弹炸成了两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60多年后，这个老人的儿子，或许是这场战争最后一个牺牲者。

　　这些年来，随着松山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儿已经不再允许私人性质的“挖山”活动。但让人们感到兴奋的是，多年来早已熟视无睹的昔日战场，一夜之间成了城里人趋之若鹜的旅游景点。

　　如今，在松山，有商业头脑的人们已经开起了各种小型超市，这里除了买卖各种食品饮料，还开始代售起与松山战役有关的书籍和地图。一家名叫“松山随宜餐馆”的小饭店，也挂出了“松山羊肉汤”的招牌，售价着实不菲，一份70元。

　　杨金满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个护林员总是穿一件带橘红色荧光条的制服马甲，每天蹲守在山下的停车场，看到有游客前来，就兴奋地迎上前去招呼，他已经成了这个尚未完全开发的旅游景点里最早的导游员。

　　在邻居眼里，杨金满并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因为生活懒散，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没有盖新房的。但他家保留下来的这座破旧不堪的老院子，将来却有可能成为松山人气最旺的景点之一。

　　普查队的工作人员通过老照片的比较发现，杨家的老屋，正是当年日军野战医院的所在地，这是60多年后唯一保存下来的日军营舍遗址。从老屋墙璧和窗棂上的累累弹痕，人们可以推测出当年在这儿发生的激烈战斗。门框上的一节已经发黑的旧电线，也是当时日军使用的“原装货”。

　　护林员的工作，使杨金满对松山比其他人更为熟悉。他的收费也很便宜，游客们可以按照他服务的质量任意给钱。从春节至今，他已经有了2000多元的收入，这抵得上他原本大半年的收入了。

　　因为长期在松山“蹲点”，戈叔亚和杨金满的关系很好。看着这个老朋友现今的生活，戈叔亚说他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

　　这仿佛是时光对战争的一种嘲弄。在这座大山里，日本军队曾经耀武扬威地据守过，中国军队也曾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但最后，活下来的士兵成了匆匆的过客，死去的士兵，白骨被弃诸荒野，无人收殓，只有这些最不起眼的农民，才是这座大山真正的主人。

　　纪念

　　3个月来，普查队的工作人员搜集到无数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对于这场战役的复原，就在这一个个细节的浮现中，开始逐渐完整起来。

　　但在余戈看来，这是一份迟到了60多年的努力。一些细节被重新找到，但更多的细节，却遗失在人们有意无意的疏忽里，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得干干净净。

　　最让余戈耿耿于怀的，是缺乏7000多名牺牲的普通中国士兵的确切信息：“你见过中国军队的阵亡名单吗？只到军官一级，至于士兵，只是数字而已。”

　　他常和人提到这样一个例子。1944年5月11日，中国军队强渡怒江进攻松山，来自美国、日本、中国的史料中，都记载了这天渡江顺利，只有一名士兵落水牺牲的情况。但这个士兵叫什么名字，为何落水，却只字未提。

　　幸运的是，在随后对史料的阅读中，余戈发现了一份对当时负责渡江的198师工兵连连长董嗣勋的口述访谈。这个90岁的老连长说，落水牺牲的这个士兵名叫邓超，来自湖南。当天，远征军在强渡怒江时，登陆艇上的邓超担心横在江上的钢索刮倒同伴，好心前去推扶，不料水流湍急，不慎失足落水。

　　“我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写到阵亡者时用‘一名士兵’带过，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名字应该和那些军官一样留存史册。”余戈说。

　　有时，甚至连数字的准确性都成问题。余戈曾对《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所附参战人员和伤亡统计表进行逐一核算，他发现，这份最权威的官方文件里的伤亡人员，竟然整整漏算了1000人。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中国官方对于这场战役的记录。那不过是一两本作战部队编写的叙事简略的油印本小册子。尽管有那么多战争亲历者，但留下资料的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具有战地真实经历的老兵口述史料，实在是太少了。

　　其实，在松山战役之后，中国军队曾为自己的阵亡将士修建过公墓。在老人回忆里，当年，松山山道两边整齐排列着装满泥土的汽油桶，每个油桶上放着一盆鲜花，鲜花边上，插着写有阵亡者姓名的小木片。在松山主峰下，还有一块国军103师留下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所有阵亡者的姓名。

　　上世纪60年代，这个阵亡将士公墓被彻底摧毁。刻有烈士姓名的石碑，先是被人砸成两截，然后被抬到小学里做石阶，顽童们的小脚无数次地在石碑上踩来踩去，上面的名字日渐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

　　日本人也在用各种方式纪念着自己的阵亡者。

　　松山战役幸存下来的10余名日本老兵，回国后都发表了回忆录，战记和日记。关于松山战役的书籍，起码有十几种。

　　1974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这些日本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灵。

　　这个不合时宜的要求被拒绝了。据目击者回忆，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

　　1979年，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一些日本人拿到了一些松山的泥土。回国之后，在日军113联队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被分给了阵亡者的家属。

　　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终于来到松山。他们通常不跟松山人说话，表情肃穆。上山之后，许多人就地跪下祷告，甚至嚎啕大哭。来得最多的一个老兵，已经到过松山20多趟。

　　到今天，在松山还是偶尔可以发现这种祭奠的痕迹。几周前，有游客发现，在一处战壕的隐蔽角落里，放置着一些包装袋上印刷着日文的食品，在战壕边上的树枝上，还有人细心地扎上了一朵小白花。

　　普查队也曾和日本来的旅游团迎面撞上过。3月初的一个早晨，正要上山勘测的余戈一行人，在停车场遇见了一群日本老人。虽然他们否认了自己老兵的身份。但带队的中国导游说，这些日本人来自福冈，这正是113联队的兵源地。一个眼尖的工作人员还发现，人群中一个看起来稍微年轻一点的老妇，正望着松山抹眼泪。

　　看着这些络绎不绝的日本老人来祭奠亡灵，戈叔亚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复杂的感觉：“到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还记得那些抱着成仁之念冲在自己兄弟最前面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心存对死亡的恐惧、但仍然拼死前行的战士；战士死光后持枪奋然而上的马夫、卫生兵、勤务兵；还有吹响招魂号角的号手？”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余戈很是感慨：“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王’与‘寇’的定性，一转眼就将刚刚流淌的鲜血和付出的无数生命擦得干干净净。”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戈叔亚又独自一人爬上松山。在半山坡一块平地上，有几个背着背篓的小姑娘，正在一处地堡的遗址里玩耍。曾经喷射出致命枪火的堡垒，如今已经是一个长满野草的大坑，边缘还开着几朵不知名的紫色野花。一个小姑娘摘下一朵，拿在手上，还让戈叔亚给她拍照留念。

　　往前走没多远，戈叔亚又碰上一个70多岁的山民。在攀谈中，戈叔亚问道：“老乡，你知道这座山上哪儿战死的人最多吗？”

　　“就是她们玩儿的那个地方。”老人指指那些小姑娘，“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一堆死人头骨，有100多个呢。”

　　本版摄影：孔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