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一场战争的两种纪念

　　本报记者 林天宏

　　在沉寂了60多年后，仿佛在一夜间，松山被越来越多的人记起。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前后，每天都有数千名旅游者来到这座位于滇西边境、原本默默无闻的大山。狭窄的山道时常被数百辆汽车堵得水泄不通，当地政府不得不派出几十个交通协管人员来维持秩序。

　　这股突如其来的旅游热潮，是因为一部名为《滇西1944》的电视剧的热播。电视剧的原型，便是1944年发生在这里的松山战役。

　　当年5月，为了打通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中日两国军队在这座面积18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厮杀了近百天。中国远征军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全歼据守的1300名日军。这次胜利还有另一个非比寻常的意义，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

　　电视剧唤醒了人们对这块旧日战场的记忆。旅游者们戴着旅行社统一定制的太阳帽，撑着遮阳伞，跟在手持小旗的导游身后，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弹坑和掩体中穿行，并不时停下来拍照留念。

　　当然，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松山不仅是一处景点。

　　2009年年底，松山所在的龙陵县政府，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工作队，开始对松山战役的战场遗迹进行大规模普查。他们通过勘测战场、走访见证人、寻找史料、征集文物等方式，试图从各个角度来拼接和还原这场惨烈的战役。

　　如今，随着普查工作的展开与深入，人们讶异地发现，松山就像是一座还未找到现实出口的战争迷宫，隐藏着太多的故事与细节，太多的悲哀与感慨，太多的疑问与谜题。

　　阵地

　　来松山的许多游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名叫《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书，它被称为“松山旅游最好的导游手册”。提起这件事，书的作者，同时也是这次普查工作的总顾问余戈“颇有成就感”。

　　余戈的生活原本与松山没什么关系。他是北京某部队杂志社的编辑，平日里就是一个军史爱好者。在一次阅读史料的过程中，他开始对松山产生好奇，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比较，这都是一场实力相差极其悬殊，结果却出人意料的较量。

　　参加战役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只是一个少佐(注：相当于少校)，而中方阵营中，仅将军就有数十名，校官更是不计其数。

　　守卫松山的日军大约1300人，其中有300多名伤员，没有空军，火炮很少；而中方参与战斗的部队先后达到了5万余人，多半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士气高涨，还有着绝对优势的制空权与火炮。

　　日军将松山称为“中国大陆上最为遥远的阵地”，他们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孤军作战；而中方动员了数千名当地民工，还有数百辆美式卡车通宵达旦、源源不断地送来后勤补给。

　　可是，有着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军队，却在松山上苦战了近百天，中日双方的伤亡比率高达6∶1，从军事学的角度来说，可谓“惨胜”。

　　“总结历史，不能总找些对你有利的东西，那叫哄自己开心”，余戈说，“我想知道松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2004年9月，余戈第一次来到松山。当那些保存十分完好的阵地遗址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个现役军人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从那时起，他先后4次造访松山，将松山战役近百日的战况，一天天梳理出来，最终完成了这部包括880条注释、34幅图表、参考文献达115部的45万字作品。

　　今天，如果你也是第一次来松山，完全可以体会余戈当年的那种心情。

　　从Google提供的卫星地图中寻找，由北向南流下的怒江可以作为参照物。当你找到横跨怒江的惠通桥，在其北侧紧傍的一座大山即为松山，这是当年滇缅公路上的咽喉要道，西方记者将其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如今，在这座最高海拔2200米的山峰上，各种战壕、掩体、明暗火力点和地堡残迹，隐藏在漫山遍野的松林中，被肆意生长的蒿草掩盖，蜿蜒曲折，密如蛛网。许多阵地遗址棱角分明，就像是昨天才刚刚挖掘好。时间久了，你甚至会产生眩晕的幻觉，仿佛能够嗅到某种硝烟、泥土与腐肉的混合气味。

　　可以说，松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在这儿，战争的历史与现实重合得如此完好，以至于只要拿着当年中日两军的攻防地图，就可以找到大多数地方。

　　根据史料记载，到1944年5月，日军在松山的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等战略要地，修筑了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

　　堡垒由3层结构组成，第一层是圆木，中间是30毫米的钢板，最外层是盛满泥石的汽油桶，桶外再覆盖上厚厚的沙土。日军曾经做过试验，用500磅的重型炸弹轰击这些坚固的工事，内部人员只能感觉到轻微的震荡。

　　守卫松山的日军，是第56师团下属的113联队。这些来自九州福冈的士兵许多出身矿工，他们用两年时间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如同大型蚁巢。其庞大复杂的程度使日本人也承认：“就连我们自己人，能走遍所有松山阵地的人也寥寥无几。”

　　不仅如此，这支部队还是日军中的模范，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大比武中，它一直保持着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3项第一的成绩。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自己的民族感情。”余戈承认道，“但作为一个军人，我不得不尊敬这样的对手。”

　　这样的判断，也得到了另外两名中国军人的认同。

　　2010年3月9日，为了辨清这些阵地遗址的具体形态与功能，余戈特意请来了两名军事专家——昆明陆军学院原副院长肖智林，国防大学工程兵学院野战筑城教研室主任施卫国。

　　这两个人都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的南疆作战，对于阵地研究又是老本行，但眼前这片遗址，还是令他们时不时地发出惊叹声。他们把这片阵地称为“军事建筑学上的杰作”，肖智林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即便是今天的解放军，也未必能构筑出如此标准的犹如教科书一般的阵地来。”

　　这天傍晚，普查队一行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往山下走，眼前的一轮落日，正缓缓从地平线上消失。这不禁让余戈想起，在许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录里，都提到松山战场上的“残阳如血”。

　　“这些真实的阵地与场景，本身就有‘戏剧性’，是任何影视剧编不出来的细节。”余戈感叹道，“当你把研究的视角缩小，总会发现历史与现实间存在的种种巧合，这些相互交织的细节，特别打动人。”

　　死者

　　很多年以后，戈叔亚依旧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松山战场的阵地遗址时受到的惊吓。

　　那是20多年前，出于对这段隐秘历史的兴趣，还在昆明一家公司上班的戈叔亚独自来到了松山。当他精疲力尽地爬到山顶，猛然展现在眼前的场景，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在那个有着温暖阳光的午后，在那片寂静无人的松树林里，当年的战壕和弹坑清晰可见，上面长满了茂密的野草。偶尔有微风吹过，野草微微晃动，戈叔亚仿佛看到，一个个正做着战术动作的日本兵正向他扑来。

　　他一刻也不敢再待下去。在慌慌张张下山的路上，他甚至还产生了某种幻觉，脚下那些密如蛛网的战壕里，仿佛有着一具具戴着有飘带的日本军战斗小帽的骷髅，正伸出一只只没有皮肉的手，来抓他的脚。

　　戈叔亚的第一次松山之行，就这样演变成一场彻底的逃窜。

　　至今，这个现年56岁的云南民间学者，已经先后来过松山30多次，他和余戈一起，担任这次松山战场普查的顾问。在这座被炮火耕犁过无数次，浸透了近万人鲜血的大山里，他有着自己的感触。

　　“因为我那样丢人地逃跑过，所以我更可以想象，当年我们的父辈，迎着日军坚固的阵地和密集的火力网，仰着头冲上山时的心情。”他说。

　　的确，无论是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还是见证过那场战役的乡民，当他们向普查队的工作人员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役时，死亡都是永远的主题。

　　在那个年代，中国士兵的单兵作战装备十分落后，他们穿着粗布制成的灰色军服，穿着自扎的草鞋，没有钢盔，虽然刚刚配发了新式的美式武器，但大多数士兵在开战前还不懂得该怎样使用。

　　不仅如此，对于山地进攻作战，中国军队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此时正值滇西的雨季，阻扰中国军队向日军阵地冲击的，除了密集的火力、连绵不绝的铁丝网和地雷阵，还有滂沱大雨和泥泞的山路。

　　住在松山青木寨的杨德方，松山战役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和许多当地农民一样，为中国军队运送弹药、食物，抢救伤员和埋葬死者。在老人的记忆中，中国士兵在进攻时，似乎不懂得隐蔽自己，“洋号一吹，他们一窝蜂地叫喊着往上冲，日本人机枪一扫，他们像柴垛一样一片一片倒下……”

　　不过，正如美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是第一流的，只要有良好的装备和训练，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媲美”。在松山，中国军队显露出了令人赞叹的顽强与勇敢。

　　崔继圣，是当年主攻松山的中国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三团的代理副团长。老人向戈叔亚回忆，松山的许多阵地，都反复经过多次争夺，中国军队前仆后继，付出极大代价。他的步兵团担任主攻松山主峰任务，战前有1600多人，完成任务后，仅存200多人。

　　崔继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团部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每人发法币5000元，如果拿下阵地，再发5000元。在当时的昆明，一碗米线的价格是20元法币。

　　钱用蓝色的布包包好，敢死队队员们把钱背在背上，流着眼泪向日军阵地出发了。过了一阵，消息传来，敢死队占领了阵地。随着后续部队上去的崔继圣，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钞票和包钱的小蓝布包撒满了整个阵地，双方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许多扭在一起厮打的士兵还在呻吟和蠕动。活下来的士兵，在不断地踢打日本人的尸体，甚至用枪托砸，用刺刀扎，一个士兵扎着扎着，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因为他的全家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在清理战场时，士兵们还发现了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躺在一个炸开的地堡里，一脸络腮胡子，双手绑着绷带，右脚的大脚指头，还紧紧地扣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人们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注视着这个可怕的对手。

　　在昆明一家公司当看门人的洪绍坤，当时是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松山战役结束后，司令部派他和几个参谋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并及时上报。

　　老人向戈叔亚回忆，车子还没有到山脚，一股浓烈的尸臭味就扑鼻而来。一个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他们，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山，几个大兵走一路哭一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

　　沿途，到处都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姿态的尸体，以及被炸飞的残骸。活着的士兵，胡子和头发都长得吓人，有些人在尸堆中走来走去，收集枪支，寻找失踪者或活着的战友，更多的人麻木地坐着，在一面破烂不堪的青天白日旗下抽烟和发呆。

　　洪绍坤在松山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听到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那是工兵部队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大坑里，不辨认遗体，不清点人数，也根本不登记死亡名单。有时候，尸堆里还会发出呻吟和蠕动，司机就停下来，拉出还活着的人，然后再继续干活儿。

　　战后，在松山，流传着各种版本的闹鬼故事。一个当时在滇缅公路开车的司机向戈叔亚回忆道，当时所有的车队，都不敢在夜里过松山。因为据说每逢夜里，山上总会传来阵阵叫声、哭声和歌声。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的，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松山，中国人是胜利了，可胜得这样凄楚；相反，日本人是失败了，却又是败得那样悲壮。我该如何赞美这个在人力物力上占几十倍优势，却付出了难于启齿的代价才取得的惨胜呢？”在一篇文章中，戈叔亚这样感叹道，“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纪念碑，它记载了中国军队的荣誉与耻辱，喜悦与悲伤，丑陋与美丽，胜利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