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上的发现

　　可梅姆瑞少校究竟在哪里？

　　高黎贡山遍地都是榕树，面对摄制组的询问，这儿的人们对照着照片上的榕树，看看，想想，然后摇头。这里也有无数的大塘子，在当地，稍微大一点的水塘都叫这个名字。

　　在军队的战报里，大塘子是范围颇大的一片战区，阵地海拔在1400米至1600米之间，而江边海拔是800米。从5月14日渡江以后，在这几百米的距离内，远征军4个师数万人，血战了10余日。许多当地老百姓躲在山下，远远地看着战场，只知道每天都要抬下几百名伤员，阵亡者不计其数。

　　在这场战役里，阵亡者成千上万，要打听其中一个人死于何地，几乎是不可能的。数十天过去了，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梅姆瑞少校的线索。

　　他们决定放弃了，心里却满是遗憾。

　　临行前，章东磐去看望了离宿营地不远的一位老朋友。出于对历史的挚爱，这个叫吴朝明的农民，办了一个小型远征军博物馆，它全部的藏品——一个钢盔、一把战刀、几枚生锈的炮弹，只够填满一个草绿色的旧子弹箱。

　　除此之外，老人有一份手稿，写在学生用的算术本上，记载着他从长辈和流落当地的老兵那里听到的战事以及他的感想。由于大多数是道听途说，可信度不大，所以，每次来，章东磐都只会草草地翻阅一下。

　　但这次却不一样了。

　　在小院里暖暖的冬日下，章东磐慢慢地翻阅着这部他无数次看过的书稿，一行字突然映入眼帘，他“仿佛被火烧一样”跳了起来。在那张已经卷了边的纸上，老人用不太流畅的字体写着：“远征军攻打锅底塘，一个受伤的日军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3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他们埋在田头寨寺院门前。”

　　锅底塘，便是吴朝明所在村子的旧名。

　　60年后的军礼

　　几个小时后，村里一位亲历过葬礼的八旬老人，带着一行人踏上了信中所说的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

　　但眼前的一切令人失望，墓地附近没有榕树和庙宇，也没有坟茔的痕迹，只是一片光溜溜的耕作经年的山地。榕树和庙宇，都毁于战后的一次火灾，残存的树干和寺庙的梁柱，变成了村民家的柴火。

　　战争结束后，1946年，美国军方派出专门小组来寻找梅姆瑞的墓地。据当时在场的人说：当棺木从土中挖出来，打开，人们惊呆了，怒江峡谷多雨且炎热，可躺在棺材里的梅姆瑞少校相当完好，就像睡着了一样，连制服都整整齐齐。

　　美国人带回了梅姆瑞少校的一部分遗骨，在家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军人葬礼，而他遗体的另一部分，仍又装回了那口中国人赠送的棺材，重新埋进了他为之牺牲的土地，并且永远留在了这里。

　　摄制组一行人站在梅姆瑞少校的墓地前，大多数人鞠躬敬礼。退伍兵章东磐则扣好衣领，扶正军帽，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军礼。

　　在此后的一篇回忆文章里，他这样写道：“梅姆瑞少校在天堂看得见我们。60年之后，在他阵亡的地点，仍有中国人向他行军礼，他的灵魂会感到欣慰的。他一定也还了礼，不过，是美国式的。他还像离家时的照片上那样年轻，那样英俊。他永远都会年轻下去，因为他的生命为了中国，停止在了那么年轻的时候。”

　　在这块墓地旁，还有一大片无比茂盛的、长满鲜红叶子的灌木，章东磐特意摘下了3片树叶，夹在了一个笔记本里。

　　在接下来的数个月里，这3片红色树叶，跟随一行人走完了中国远征军反攻的全部路程，这也是梅姆瑞少校希望走完，却未能走完的路。

　　当人们再一次打开笔记本，红叶已经由初摘时的鲜红色变成了暗红，就像凝固的血液。后来，这3片红叶被镶进玻璃镜框，寄到美国，由江汶转交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女儿手中。

　　“会的，我会继续寻找”

　　2005年夏天，在邓康延和章东磐的资助下，江汶陪同梅姆瑞少校的两个女儿来到了云南。临行前，她们还约上了当年为父亲主持葬礼的斯多德上校的女儿珊。

　　斯多德上校已经去世数年了，珊愿意一同来中国，她要替已经去世的父亲再看中国一眼。

　　在梅姆瑞少校牺牲61年后，在这块美丽的山间台地上，斯多德上校的女儿珊，站在父亲当年站过的地方，又主持了这场祭奠仪式。一同参加的，除了摄制组的一行人，还有许多当地的居民，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束摄制组带来的康乃馨。

　　珊穿着白T恤，哽咽着轻声说道：“今天，孩子们来到这里，纪念埋葬在这里的父亲，他曾为这个美丽的国家和她美丽的人民而战。请求你从天堂注视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并将我们在这里结成的友谊，持续到永远。”

　　她顿了顿，又说道：“我们为这些人的感恩而深深感动，在那么多战死的人中，虽然我们只纪念这一个人，但是他对我们所有人都意义非凡，我们知道他为了什么而死，为了什么而生，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把我们带到这里，感谢你在这里点燃的爱，并保佑这爱永生永世。阿门。”

　　在沉默了60年后，照片中那个年轻英俊的军人，终于等到了他的女儿们。

　　把梅姆瑞少校的女儿们送回国之后，完成了心愿的摄制组一行人，又来到了腾冲国殇墓园。

　　他们沿着长长的山道，走到山顶的远征军攻克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前，拿出自带的白酒，往塔前倒了半瓶。随后，每个人都跪下，在塔前恭敬地磕了个头。

　　在纪念塔周围的山坡上，9000多块墓碑环绕、纵列。最底下的是一等兵、二等兵，最上面的是中尉、上尉，四周还有校官、将官的合碑。四周一片静寂，他们像生前一样，成班、连、营、团、师布阵，保持着向山顶冲锋的阵型。

　　这些用腾冲火山岩制成的碑石，被风雨剥蚀，青苔滋生，已经字迹模糊。邓康延抚摸着一块块碑，泪水突然溢出来。

　　梅姆瑞少校已经找到了，可这些墓碑下，埋葬的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它们背后的故事，又有谁会知道？

　　曾有许多人问过邓康延：“为什么那么多中国远征军将士背后的故事，你们不去找，却去找一个美国人？”

　　邓康延的回答很简单：“我会的，我会继续寻找。”如今，他在深圳组建了一家纪录片机构，正在制作《寻找少校》的兄弟篇《发现少校》，讲述一个92岁的中国远征军军官的往事悲欢。章东磐等许多朋友，则一如既往地参与其中。

　　“我一直相信，即使是那些已经死去的远征军，当我们找他们时，他们也在找我们。”邓康延说，“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只要我们有一颗对历史有良知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