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背后的故事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朋友，我愿意帮助你。”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一个二战退伍上校，微笑着对江汶说。

　　江汶是孙敏的朋友，一个移居美国的云南籍学者，她熟悉并喜欢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听说孙敏正在寻找那份阵亡者名单后，她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通过种种努力，孙汶联系上了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伊斯特布鲁克是美国将军史迪威的外孙，史迪威将军是中国远征军的总指挥，1944年远征军的滇西反攻也是他策划和指挥的。

　　起初，调查进行得很顺利。在斯坦福大学哈佛研究所的档案部，约翰找到了一份文件，其中一页列出了“Y”部队美军阵亡人员名单。

　　经过一系列的确认，江汶和约翰确定了“Y”部队在远征军反攻期间牺牲人员名单，总共19人，比墓碑上的人数还多出了5人。

　　但江汶还想做更多：“我很想知道这些美国军人从哪里来，是否还有家人健在。如果有，我们可以告慰他们，60年的岁月，并没有抹去中国人民对帮助过他们的异国军人的怀念和感激。”

　　然而，想通过一页薄薄的名单获知每个名字背后的故事，却并不容易。美国军方的保密工作十分严格，因为担心不必要的骚扰，也担心会引出阵亡人员亲属的伤痛回忆，所有阵亡军人的详细资料都属于“绝密”级别，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够查阅。江汶多次查阅资料，都碰壁而回。

　　最后，还是靠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与军方的特殊关系，军方才给他们开了“后门”。约翰甚至对管理这些档案的工作人员发了火：“中国人查这些名单，是为了刻在纪念碑上的，几十年过去了，除了中国人，谁还会记得他们？”

　　拿到伊斯特布鲁克寄来的厚厚一叠阵亡人员家属的详细资料，江汶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打开。她到海边去跑了一圈。对她来说，这些凝结着历史记忆的资料，“实在太沉重了”。

　　按照资料上的电话和地址，江汶开始了联系工作。可由于资料过于久远陈旧，她竟然没有联系上任何一名家属。

　　正当她陷入绝望时，事情突然又有了转机。江汶曾联系过的一个美国远征军“Y”部队老兵阿扎尼亚，偶然在网上发现了一个与阵亡名单上的梅姆瑞少校有关的人，经过确认，此人是梅姆瑞少校的远房表侄。

　　在电邮中，此人告诉阿扎尼亚，梅姆瑞少校有两个女儿，还住在德州。

　　寻找过程中的最后一个死结，就这样被打开了。

　　一封家信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芭芭拉和妹妹贝弗利参加了每年一度的家族聚会，这是梅姆瑞家族的传统。

　　但姐妹俩没有想到，这个惯常的聚会会给她们带来一个不寻常的消息。表弟将阿扎尼亚的邮件交给了芭芭拉，她非常激动。

　　“想到有人知道父亲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又有人在找我们，这真是令人兴奋。”她说。

　　她和妹妹重新整理了母亲留下的所有信件。此前，姐妹俩虽然翻阅过这些信，但并未细看，只是把它们当作母亲的秘密。但这一次，有些不一样了。

　　江汶很快就和芭芭拉取得了联系。在电子邮件中，她这样写道：“……腾冲人民……正在考虑……举行一个仪式，将勇士们的名字重新镌刻在纪念碑上……我很感激你的父亲为中国所做的一切，我想对你的父亲了解更多，他的背景、服役前的生活……”

　　三天后，芭芭拉给江汶回了信，并寄来了少校年轻时一张英俊的军官标准像，还有一封他阵亡以后，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写给他家里的信。

　　信是斯多德上校于1944年5月21日写给梅姆瑞太太的。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梅姆瑞少校牺牲时的具体细节。

　　1944年5月20日，在攻击高黎贡山一处叫做“大塘子”的日军阵地时，梅姆瑞少校暴露在一个显眼位置，日军一发炮弹落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受了重伤，在被抬上担架后不久就牺牲了。

　　当时还处于战斗状态，第二天上午，梅姆瑞少校被就地埋葬。他的墓地是一个美丽的山间台地，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榕树。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斯多德上校主持了葬礼，所有能参加的美国官兵都出席了，葬礼结束后，战友们在墓地上空一齐发射了三轮子弹。

　　通过电邮，江汶把这些事情告知了远在中国的孙敏。孙敏突然间想起了那张老照片。信中描述的所有细节，都符合这张照片的场景。

　　历史果真有这样的巧合？

　　根据芭芭拉的叙述，梅姆瑞少校年轻漂亮的妻子菲没有再嫁人，她独自将两个女儿养育成人，并于1996年病逝。她被葬在丈夫的公墓边。

　　“如果我们的寻找早几年开始，菲看到丈夫得到中国人的怀念，将足以告慰她孤独的大半生。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她完成生前的心愿。”章东磐说。

　　于是，2005年初春，他和邓康延、孙敏、摄像师牛子、编导钱喻等人，沿着当年远征军反攻的路线，翻越高黎贡山，前去寻找梅姆瑞少校的埋骨之地。

　　最艰险的战场

　　如果不是亲历，邓康延怎么也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

　　高黎贡山是二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它巨大的山脉紧贴在怒江西侧，在腾冲一带海拔达到3000多米。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第一役，便是渡过怒江，分别从南、北两处攻占这座高山。2000多名日军，利用险峻的山势和精心构筑的工事，以逸待劳，山上每天云遮雾罩，厮杀声和枪炮声终日回响。梅姆瑞少校参加了这场战役，并在此牺牲。

　　摄制组所走的路，正是60年前中国远征军走过的路。一米多高的石磴数不胜数，假若在平地，人可以一步蹿上去，但如果从早爬到晚，从海拔数百米处爬到3000多米处，“就算四条腿一起用”，到最后都很难再上一级。

　　这样的路，摄制组是在高黎贡山最好的季节走的，而6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却是在雨季踩着湿滑的路面，冒着密集的炮火，穿着破烂的草鞋，一路厮杀上来的。

　　根据美国新闻处的记载，反攻开始的第一个月，有260多匹驮运弹药的骡马从这条路上坠入山谷而死。帮摄制组驮装备的两匹健硕的大青骡子，在许多狭窄陡峭的台阶前，都要卸了装备，靠人的肩膀扛着它们的屁股，才上得去。

　　上山前，邓康延在怒江的一座桥上遇见了一位老人。问及当年的战事，老人沉默了许久，只说了一句话：“那个时候，顺着山沟淌下来的，都是旺子(当地方言，意为血)。”

　　史料记载，在攻打高黎贡山时，每天都有数百名中国远征军战死，他们被就地掩埋于山涧沟壑中，许多阵亡者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那一路，摄制组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有一次，章东磐指着路旁沟壕上的茂盛野花，对邓康延说：“这土肥啊。”

　　邓康延突然大喊一声，跳入还剩约半米深的沟壕，俯身十指刨土，几十秒间，他突然刨出一颗日军的三八大盖子弹。

　　他举起子弹，在太阳下凝视斑驳的绿锈，心想着“这颗子弹幸好没打出去，原本，它可能会击中一个远征军战士的身体”。

　　那一刻，他觉得手上的子弹“开始发烫”。

　　在山上每个露营的夜晚，赶马人都会和他们讲起战后几十年闹鬼的传说。每一个故事，赶马人都发誓说，是真的。

　　据说，每年夏季，当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之际，高黎贡山许多人能听见山里发出“杀———杀———”的吼声，还夹杂有“轰、轰”的枪炮声。每到此时，山下的村民会把家里的八仙桌抬出来，供上酒食和香烛，对着高黎贡山念叨着：远征军的英雄，请你们各安圣位，现在国家有解放军把守着，请你们放心。

　　某个晚上，摄制组在高黎贡山一个叫老坪子的地方安营。这正是当年远征军198师师长叶佩高将军的宿营地。   

　　叶佩高是第一位渡过怒江的中国将军，1944年5月11日那一天，他指挥着百年来中国军队首次对侵略者的战略反攻。远征军立足未稳，就遭遇准备了整整两年的日军的逆袭。

　　他为历史留下了这样一幕荡气回肠的场景——叶将军对士兵训话时大声问道：“弟兄们，你们怕不怕死？”数千名战士齐声回答：“怕死，不怕日本鬼子！”日军机枪打点射，都是三发“叭叭叭”。将军说这是威胁：“怕不怕？”而作为回敬，远征军则两发两发打，“叭叭，叭叭”。就是：“不怕！不怕！”

　　即便是这样勇武的将军，在高黎贡山一役，望着成营编制的士兵，密密麻麻地牺牲在山坡上，几乎要拔枪自尽谢罪，幸亏被属下死死拦住。

　　那天晚上，摄制组的人们燃起了一堆篝火，驱散了夜晚的黑暗湿冷。他们打开了自带的当地白酒。邓康延“咕咚咚”地满满倒上一碗，闭目默祷，然后往火里一泼，作为对远征军英灵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