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中国军力

　　岁末年初，一股股对于中国军力的评估，再次在国际社会泛起波澜。

　　美国战略新闻网对中日海空力量进行了一番对比，得出了中国海军“全面弱于日本”的结论，而法国《回声报》则援引相关人士的说法称，中国海军正在进行“大跃进”，将很快超过俄罗斯。

　　关于导弹，印度媒体猜测，中国计划将核弹头数量增加到1500枚，澳大利亚战略研究人士也随声附和，“中短程导弹方面，中国军力发展的速度更加令人心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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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对于中国军力的解读，已然成为事实上的“敏感话题”。而大多数解读和评价，特别是那些来自于海外的“声音”，往往成了五花八门的“误读”。

　　这些来自西方的误读，或是道听途说，或是夸大其词，或是耸人听闻，或是肆意猜测甚至妄加污蔑。

　　人们猛然发现，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被等同于“先发制人”，中国军队忽而发展了“秘密武器”忽而又使用着“古董武器”，即使是中国军队进行训练演习，也被一些人当成了挑拨离间的工具。

　　多年来，误读中国军力的种种手法，早已被国际舆论习以为常。未来，那些所谓的“评估”，是否会继续不厌其烦地编织一个个新的谎言？

　　这些纷繁芜杂的“误读”，已然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西方对中国军力的六大误读

　　郑文浩

　　何谓误读？《现代汉语词典》中并没有相关解释。根据一些语言、语文专家的解释，误读，就是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穿凿附会的认知与评价，常常表现为解读的马虎粗疏，囫囵吞枣，甚至随心所欲，胡乱猜想。这些表现，其实往往也是国外评价中国军力时所显示出来的“特点”。

　　误读中国军力这一特殊现象，在横向上可以分解为对中国军事战略、军事政策、国防开支、军队实力、装备技术、军事活动等几个方面的误读，同时，对这几个方面的误读，又表现为在主观上受到了军事知识水平、文化差异、价值取向、战略误导等因素的影响。

　　无知易妄言

　　——对中国军事战略的误读

　　“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战略上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这是中国2008年《国防白皮书》上的原话。什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中国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但美国政府却认为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与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没有什么不一样，它还声称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隐含着主动进攻的逻辑”。美国的这种逻辑，除了有哄抬“中国威胁论”的考虑，确实也显示了对中国战略文化和军事历史的无知。

　　历史上，中国相比美国受到的威胁要远远严重得多。即使是封建王朝鼎盛的汉唐时期，中国军事力量的使用也只是对周边游牧民族威胁的现实反应。在中国的战略文化中，先发制人既不符合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也超出了过去农耕文明的承受能力。因此，如果稍稍了解中国的战争史，就不难发现，防御、甚至是被动防御，才是主流。然而，在一些美国人的描述中，中国国防战略是如此的咄咄逼人。这只能说那些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战略文化，或者说他们不想了解。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从技术上唯一能够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就是战略核导弹。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核战略非常敏感。中国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贯彻自卫防御核战略。然而，外国不愿意听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却乐于从个人的只言片语中解读中国的核战略。

　　一个典型事件就是2005年西方媒体对朱成虎将军的讲话“断章取义”。当年年中，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华盛顿军事介入台海冲突，中国可向几百个美国城市发动核攻击。在采访中，朱成虎将军已经申明他的言论仅仅是个人观点，且无论是从身份上还是职务上，朱成虎也都无法代表中国核战略的“官方表述”。但英国路透社、《金融时报》等媒体却对此事件进行了“爆炸性”报道。

　　相比之下，国外军方的反应相对平静。因为他们清楚，中国核武器的规模和技术水平决定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如果说对积极防御战略的误读还是出于文化历史上的沟壑，那么对中国核战略的“误读”就是一种无知的炒作了。

　　2009年，中国空军确立了“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新战略，这同样引起了西方媒体的误读。比如，11月1日新华社对中国空军许其亮司令员的访谈，就被法新社解读为“中国外太空军事化”的开端，它认为中国空军的新战略是改变了过去中国“和平利用太空”的承诺。针对外媒的猜测，多名中国空军专家表示，许其亮的原话是“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趋势来看，军事力量竞争正在向空天领域转移，军事力量建设不断向空天方向拓展。这种转移是大势所趋，这种拓展是历史必然，这种发展不可逆转”。

　　你的柔情我不懂

　　——对中国国防政策的误读

　　从1998年开始，中国每两年发表一份国防白皮书，一再强调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永远不称霸、反对军备竞赛的主张。这种不厌其烦的耐心，并未改变国际上此起彼伏、新版迭出的“中国军事威胁论”。

　　“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被西方国家视为限制中国军队发展的“工具”。几乎中国军队任何正面的发展，比如海外维和，公海护航，或者装备新型武器，都会被一些西方媒体解读为“中国国防政策的转变”，炒作之风随之骤起。

　　比如，美国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就充斥着对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误读、怀疑甚至攻击。可以说，美方对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误读，已经不是理解上的失误，而是故意误导性的解读。即使在美国政府体系之内，也有人对这种不负责任、煽动焦虑情绪的行为看不过去。美《华盛顿时报》曾报道，在对中国军力的评估和评价上，国防部与以麦康内尔为首的情报系统就有意见分歧。麦康内尔在国会公开作证时曾经说，中国现在发展军力的步骤是任何正常国家和政权都会采取的。

　　不许百姓点灯

　　——对中国军费的误读

　　军费，可以说是研究各国军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量化指标。它衡量的，是国家对军事力量的投入力度。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坚持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国防投入始终保持合理适度的规模。1978~1987年，随着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防建设处于低投入和维持性状态。1978~1997年，中国国防经费占GDP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1998~2007年，中国国防经费仅仅是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上仍呈下降趋势。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李肇星曾介绍2009年中国国防预算为4806.86亿元人民币，比上年的预算执行数增加624.82亿元人民币，增长率为14.9%，国防费预算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预算的6.3%，与前几年相比所占比重仍略有下降。

　　然而，在一些外国研究机构看来，中国的国防经费数字有着太多的“谜团”。尽管中国已经建立了国防费报告和公布制度，但是这些公布的数字从来不入那些专家的“法眼”。要么是引入“购买力评价”，要么干脆加上“隐形军费”的概念，总之，在他们的研究中，中国的军费要远远超过公布的数字。而单纯的数字增长，就会被西方贴上“中国威胁论”的标签。

　　应该说，随着中国不遗余力地进行解疑释惑，西方对中国军费的误读正在呈下降的趋势。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相关专家认为：在军费支出方面，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的排名都很靠前，但欧盟各国发生或挑起战争的概率已经非常小了。这说明，握着武器的人未必就是要发动战争。所以，一些人担心中国的军费开支状况，确实对中国有些不公平。

　　既抬轿又打压

　　——对中国军队实力的误读

　　以西方的技术标准来看，中国军队当然是落后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接触中国后，“中国军队惯于人海战术”“中国军队使用着古董武器”等论调不绝于耳。即使是现在，西方在渲染中国军队不断出现新装备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忘记贬低中国军队。例如，加拿大《汉和防务》主编平可夫就假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三代战机每天将损失20~30架，按照这个速度，他得出结论，“第三代战机只能支撑11~17天”。美国《防务新闻》周刊则引述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拉里·沃特尔的话说，“在中国的整个军事系统内，解放军还不能形成一支完全意义上的数字化的部队……”

　　但这些观点显然忽视了一个案例：抗美援朝战争之前，中国军队的实力在西方看来是不值一提的，因为那时中国的军队实力实在是“乏善可陈”，但战场上志愿军的表现却让西方国家瞠目结舌。

　　装备技术对于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一支伟大的军队是否能仅仅依靠技术来衡量却是一个疑问。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军队实力的最大误读在于过于关注军事技术的提升，而忽视了中国军队的本质特点——坚持“人民战争”理念，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等“内核”以及组织建设上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忽视，是西方国家误读、误判中国军队实力的重要原因。然而正是这些特点，使中国军队的凝聚力和内在潜力无可估量，这在中国军队面临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时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的兵役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得中国军队与中国社会紧密联系，进而实现了中国军队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

　　与美国等国相比，中国昔日单方面裁军，中国军队以“忍耐”配合经济恢复与发展，是“不可理解”的。反观美国，历届总统敢于向军费开刀的少之又少，奥巴马政府的军费依然居高不下。

　　而中国军队，在始终面临强敌威胁、始终面临新军事革命挑战的条件下，在有效地为中国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同时，还实现了从半机械化向机械化、信息化的转变。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然而创造这一奇迹的原因，至今为西方国家的主流舆论和智囊机构所忽视。

　　谜一般的“中国制造”

　　——对中国军事技术的误读

　　在当今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地方不销售“Made in China”。然而，对于中国的武器装备制造能力，外界却莫衷一是。

　　一种误读是与“中国威胁论”相呼应的，它对中国的武器装备制造水平进行过分的渲染。尤其是，中国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取得的突破，往往被解读成中国的“秘密武器”。中国的“神舟”飞船，被外媒认为是具有一定攻击能力的外太空武器平台；中国试验的反卫星技术，被认为是外太空卫星的巨大威胁；中国展示的新型弹道导弹，被美国军方认为是攻击航母的新型武器。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中国在某些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然而西方却对之进行了不合理的放大。

　　与此相对，另一种误读就是贬低中国研发武器的技术实力。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很多武器装备是不合格的，甚至是劣质的。与前面的无限夸张相比，这种贬低则是静态、孤立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武器研发水平取决于中国的工业化程度，也取决于中国的作战思想。通过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中国不但实现了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且已经在学习国外的先进生产设计经验。近期的一系列新闻显示：中国大型装备(例如军用大飞机)技术的开发，已经呈现出爆发的态势。中国武器研发实力已经接近了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

　　中国的武器研发长期沿袭苏军的作战思想和苏制武器的风格——廉价、适合大规模制造，既符合中国当时的国力，也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如今，中国军队早已认识到了新军事革命的重要意义，武器研发正在注入更多的新型元素。相比价格高昂的西方武器，中国武器在力争保持价格相对低廉的前提下，技术的先进程度和制造的精密程度都在向西方靠拢。随着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跟踪”和“仿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越来越多的创新思维将会体现到中国的军事技术上。

　　国外对中国军事技术的误读，除了固有偏见，信息的不对称甚至缺失也是因素之一。可以说，任何夸大、孤立、静态考察中国军事技术的方法，都不适用于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不负责任的臆想

　　——对中国军队活动的误读

　　近年来，无论是内部演习还是与外军的联合演习，抑或是中国对外军事交往以及维和行动，都相较从前更加频繁。中国最新的《二00八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首次专门把有关活动作为附录向全世界公布，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外界的关注程度。然而这种关注，往往也包含着各种误解。

　　2009年下半年，中国军队举行了一次代号为“跨越-2009”的较大规模的训练演习。美国《费城号角》杂志认为，此次演习的假想敌是美国，中国解放军要在演习中演练压制敌人的电子系统。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认为，在中国和印度举行完边界谈判还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就举行了旨在提高其远距离部署部队能力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该报说，“尽管中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形势，但它的邻国还是担心中国军演的目的旨在进行军事扩张。”实际上，此次演习仅仅是中国军队的一个年度合同战术训练演习。幸亏中国主动向外界公布了演习的相关情况，才排除了更多不负责任的“臆想”。

　　西方对中国军队与外军进行的联合演习更加敏感。上合组织的“和平使命”系列演习就是被误读的典型代表。“和平使命”演习的主角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影响力已然决定了演习的“受关注度”，因此中俄一开始就严正声明演习不针对第三方。然而从2005年开始，演习就被解读成两国要建立某种程度的军事同盟。2009年的“和平使命”军演，由于地点靠近朝鲜半岛，又被认为是与朝鲜局势有关。

　　此外，中国军队走向海外，或是参加国际维和行动，或是护航保障本国利益，都会听到让人不快的声音。甚至中国军队为了庆祝国家成立60周年，海空军为了庆祝本军种成立60周年而进行的阅兵表演活动，都会被认为是中国向周边展示武力。

　　对于来自于西方的“误读”，中国既需要加大解释的力度来逐渐缩小其影响空间，也需要冷静看待战略利益、文化隔膜给这种现象造成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西方误读中国军力背后：

　　美军报告常故意夸大中国军力 相关数据不顾事实

　　外界误读中国军力原因分析：

　　军事专家称印度对中国军力发展抱有病态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