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的天气就像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副中队长柏华岗话音刚落，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队员们连忙把伞打开，用衣服把测绘仪器盖住，小心地把它们转移到车上去，而队员自己浑身都淋湿了。在一大队有这样一个传统：仪器高于一切，要像爱护生命一样去爱护仪器。测绘仪器精密度非常高，任何外在的细微影响都有可能会破坏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在一大队组建之初，由于仪器贵重，从国外进口一台很不容易，为了保护仪器，有的队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雨一时半会没有停歇，还夹杂着冰雹。柏华岗驾车带着记者离开测绘点，来到了他们的临时宿营地——位于黑昌公路一个叫巴角道班的地方。所谓宿营地，就是在一块空地上扎了两顶帐篷，一顶是宿舍，一顶作厨房和储物室。

　　帐篷在高原上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在风中摇摆，在雨中舞蹈，在雹中颤抖。帐篷内，摆放着几张床，被褥有些潮湿。柏华岗告诉记者，昨天也是突然下了场暴雨，队员们都在外施工，帐篷没有扎实，结果雨水都进来了，淋在被褥上。“队员们晚上就是裹着潮湿的被褥，在接近零度的气温下入睡的。”柏华岗说，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复测珠峰那段日子才是真正的苦，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不是我们想吃苦，想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而是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具有不怕牺牲、敢打硬仗的顽强斗志。”

　　苦中也有乐。有一次，他和一位藏族向导一起上山找点，原计划当天就返回，结果迷路了，一直到天黑都找不到路，于是只能在海拔5800多米的山上就地宿营。他们铺上随身携带的气垫，直接钻进了睡袋。那晚，天空繁星点点，月亮如圆盘般悬在空中。“看上去要比内地大很多，真的很漂亮，我怎么也睡不着了。”柏华岗说，这么好的风景，相信其他人是没有机会看到的。

　　一大队的人乐观地说，经常在野外奔波，辛苦归辛苦，可也得到了很多大自然的馈赠，体验到了率性的快乐。

　　张朝辉，一位颇有幽默细胞的一线作业组长。他告诉记者，有一年他在新疆南湖戈壁搞测量。时值夏季，酷热无比，地面温度达摄氏50多度，带去的蜡烛都化得软成一团。在那样的环境下，笑声依然不断，他们每天从野外测完回到帐篷里，都把衣服脱得光光的，几个大老爷们儿互相开玩笑说，这是最美的生命雕塑。

　　在苦难的环境中，他们体验到了生命最深刻的喜与乐，他们是荒原野岭的“主宰”，尽兴释放着生命的能量。

　　这就是测绘人特有的浪漫情怀吧。

　　第三乐章——家园的欢愁

　　【基调：柔情似水的小提琴协奏，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家园，于人的意义，不仅是身体的一个栖息地，更是孤寂心灵的慰藉。

　　一大队的人对家园的记忆，夹杂着离愁和欢乐两种色彩。

　　在计划经济年代，一大队的人自嘲地把自己比喻为“候鸟”，每年春天绿叶初绽的时候出征，等秋天树叶黄的时候归来。

　　后来，发展市场经济，任务更多了，这种春去秋来的规律也被打破了，队员往往每年腊月中下旬才赶回家来，以致大伙儿娶妻生子差不多都“扎堆”在这个时间。

　　对家人，一大队的人总是怀着深深的愧疚之心。

　　王新光，一大队党委办公室主任兼工会副主席。在记者面前，这位已40出头的中年汉子侃侃而谈，谈他到香港和阿尔及利亚执行测量任务的精彩传奇。

　　末了，记者问他：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没有了刚才的神采飞扬，默然，黯然，犹豫了一会儿，他一脸凝重地说：“未能送老父亲最后一程。”语毕，他的眼眶湿润起来。

　　那是2005年4月13日，王新光的父亲，一名老测绘人因病去世。当时，王新光正在执行珠峰测量任务，深明大义的母亲向他隐瞒了这一消息。

　　直到4月21日，在珠峰大本营，王新光才从其他队员的言谈举止中感觉到自己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便跑去问带队的大队长岳建利。在证实了自己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跑进帐篷大哭一场。岳建利让王新光下珠峰回西安，通知大队部再换一个人上来，王新光没有答应，因为他知道时间紧迫，再换新人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测量计划。他留了下来，他想让父亲在九泉之下分享他胜利的喜悦。在珠峰测量交会的时候，他紧守着其中一个重要的测绘点，胜利完成了测量任务。

　　回到西安后，王新光的大哥将他父亲治丧期间的所有音像资料抱到他跟前，对他说，想父亲的时候可以看看。王新光拒绝了大哥的好意，他没有勇气再去看父亲最后一眼。“我是工会副主席，以前大队谁家有什么事我都帮着张罗。没想到老父亲走了自己一点力都没出上。”回忆这段往事，对王新光来说也是折磨。

　　在一大队采访，类似的辛酸故事几乎俯拾皆是。

　　远在西藏的崔新忠，得知爱人摔伤住院、孩子早产夭折的消息，悲痛欲绝，可他把悲痛深埋心底，继续留在野外完成了余下的测绘任务。

　　司机黄长安的妻子在预产期快来时，独自一人拖着笨重的身子向医院走去，结果他们的儿子出生在公共汽车上。

　　工程师李俊杰结婚十几年，因为野外出测，没在西安过过夏天，没看过妻子穿裙子是什么样子。一年冬天，在家里他非要妻子穿上连衣裙给他看看。

　　一大队的人告诉记者，他们许多人的孩子是绑在床上长大的。当野外测绘队员结束工作，风尘仆仆满怀喜悦走进家门时，年幼的子女望着爸爸陌生的面孔，怯生生地叫他们“叔叔、舅舅”的事常有发生。

　　都食人间烟火，谁不儿女情长。不是测绘队员心肠硬，也不是他们缺少感情，这些在野外曾因见到一只鸟而激动得流下眼泪，看到一根电线杆而高兴得跳起来的测量队员，为了祖国的测绘事业，别无选择。

　　按照一般理解，长期的聚少离多，难免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说这话的是雷莉，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的一名讲师，一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尚小琦的妻子。

　　2009年7月7日晚，在尚小琦刚分到的宽敞明亮的新居里，记者见到了这对年轻的夫妻。尚小琦寡言，爱笑。相反，身上洋溢着知性气质的雷莉却很活跃，讲述了他们从相识、相知、相恋，到幸福地走进婚姻殿堂的浪漫过程。

　　“说实话，我们这些家属真的不容易。是2006年冬吧，他在阿尔及利亚执行测绘任务，有一次，我在下课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跌骨折了。伤未好，不到3岁的孩子又得了肺炎，一度高烧39度。这些情况我当时都没有告诉他。”雷莉说，她养伤期间，有几次和丈夫视频聊天，本想向丈夫诉下苦，埋怨几句，可看到丈夫在异乡憔悴、疲惫的面孔，顿时心就软了，反过来一个劲儿地安慰他。

　　一旁的尚小琦，一直注意聆听着妻子的讲述，不时向她报以歉意的微笑。虽然他常年在外，一家人很难凑齐，但贤淑的妻子给了他完整的爱和暖心的温存。

　　原一大队工程师、73岁的郁期青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和老伴马上就要迎来“金婚”纪念日了。老两口已商量好准备出去旅游，再度一次“蜜月”。“一定要好好地弥补一下过去对她的亏欠。”说这话时，这位三上珠峰测量的老英雄一脸的柔情，满眼都是憧憬的光芒。

　　很奇怪的是，有些家属虽然有时也会抱怨几句，开玩笑地说当初是“被骗”了。但当你严肃地问她们后悔不后悔时，她们又都很坚定地说“不”。在她们眼里，自家男人可能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可却真是一个顶天立地、胸怀宽广、踏踏实实的男子汉。“下辈子，还要找这样的老公！”

　　第四乐章——薪火的延续

　　【基调：明快、催人奋进，昂扬的主旋律再度响起】

　　在采访中，记者有过这么一种感觉：一大队的英雄事迹，在这个浮躁、功利的当代社会，听上去怎么都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遥远。

　　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能接受自甘奉献、以苦为乐的一大队吗？这是记者一直在思索的，因为它关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薪火如何相传？

　　从刘亮身上，记者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

　　1982年出生的刘亮，是一大队测绘技术员中的新生代。

　　见到刘亮，是在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上。当时，他刚完成藏北高原东巧东GPS测量任务，又马不停蹄来到唐古拉山测量点。采访那天，天气还不错，没有突降冰雹、暴雨，只是高原的阳光着实强烈，晒得脸上火辣辣的。一身工作服的刘亮，个头不高，眼睛不大，却透着精明。

　　刘亮曾设想过很多职业，唯独没有测绘。“父亲在一大队搞了一辈子测绘，我对测绘这个行业打小就很了解。”刘亮说，他不想像父亲那样辛苦奔波。

　　所以，高中毕业后，刘亮选择了一个时尚的职业：在西安一家酒吧里做调酒师。年轻的他很享受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父亲却觉得这是“不务正业”，他想让儿子接过他的衣钵，到一大队去搞测量。儿子当然是坚决不同意。于是父子冷战。他在酒吧干了三年，父子关系紧张了三年，连话都很少说。

　　突然有一天，刘亮发现父亲老了，脸上皱纹多了，步伐也慢了，老态龙钟了。那一刻，他觉得再和老人家对着干，于心不忍。他向父亲妥协了，自费到郑州测绘学校读了两年书，2007年毕业后来到了一大队。

　　第一次野外出测，就是到新疆搞地籍测量，跑遍了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等地方。他几乎在新疆待了整整一年，非常孤寂，想家的念头不可遏制。

　　最终他还是挺下来了。“没有命令，不能回去。如果擅自回去，那就是逃兵。而一大队历史上是没有逃兵的。我不能开这个耻辱的先例。”刘亮说，在新疆野外测量的这段经历，让他开始真正了解一大队，特别是其英雄历史和文化精神。

　　以前，从父亲的身上，对一大队他的理解就是苦。现在，尽管条件还是比较艰苦，可他体会到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测绘人的荣誉感，以及测绘人的兄弟情。

　　“没有攻不下的山头。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些老队员总是这么说，并带头冲锋，我从未见他们气馁过。可能就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一点点地熏陶着我，让我也变得坚强起来。”刘亮说，队友们之间那种可以生死相托的兄弟情，更是让他感动，大家每次野外出测，一起齐心协力把工作做好，有时候空闲下来就在帐篷里大口喝酒，海阔天空地侃大山，打发了寂寞，也加深了感情。

　　“如果说一开始我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来到一大队的话，那么现在，我是为了荣誉感和事业心。”刘亮诚挚地说，这里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氛围”。

　　在一大队，像刘亮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大部分也都经历了从茫然到适应的这么一个过程。相比较前辈们身上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他们对大地测量这份职业的理解更为现实。

　　“我正在沿着我们测绘前辈们光荣的足迹前进。我不想把他们的路说成什么‘平凡中的伟大’，把他们的品格说成什么‘至高无上’，把他们的行为说成什么‘可歌可泣’。至少，他们为了工作要战胜别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孤独和寂寞，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风霜雨雪、高山峡谷中摸爬滚打。我要告诉前辈们的是，我已经在路上了。”这是一位年轻的测绘队员第一次野外出测后，在日记中袒露的心声。

　　事业后继有人，让人欣慰。

　　发展战略的转型，则让人遐想联翩。

　　一大队现任大队长岳建利，是大队历史上的第一位博士。此前的大队长大多是从野外一线提拔上来的，岳建利是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高材生。

　　2002年底，走马上任大队长的岳建利鲜明地叫响了“技术必须领先”的口号。在全队大会上，他忧心忡忡地说：没有技术，何以立足！

　　“艰苦奋斗是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可是我们也不能只靠吃苦精神，测绘毕竟是个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还是要立足技术的不断创新。”岳建利说。

　　这些年，一大队走上了科技兴队的发展之路。他们从国外引进GPS测量技术，取代了常规的三角测量、测距和天文测量三个工序，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过去100个人两年的工作，现在20个人几个月就能完成。

　　大队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参加各种形式的再教育。现在，全队各工种的具体负责人几乎清一色是35岁左右、学历较高的年轻人。

　　……

　　一大队的人，一直在大地上不停地奔波。

　　今后的路，谁也无法预知。

　　但我们知道，一大队的辉煌历史会昭示他们的光荣未来。（本报记者　杨祖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