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我再次到现场检查演习和阅兵准备，组织部队进行了预演。此时，总参受领了为小平同志准备讲话稿的任务。我联想到32年前第一次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起草“渡江战役纲要”时的情景，觉得写好讲稿的关键是深刻领会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充分体现他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特有风格。于是，我提议从明确新时期军队使命与任务入手，以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主题，做好军队各方面工作，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稿子拟就，不足千字，简洁明了，小平同志很满意。

　　8月27日，三总部和各大单位主要领导集中参加战役集训。9月12日开始，在张家口以北地区进行实兵演习，由北京军区和空军模拟演练敌军集群坦克进攻、空降反空降、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和战役预备队反突击共四个课题。演习规模之大，参观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都是空前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同观摩的人群一道为近似实战的精彩演习热烈鼓掌。

　　9月19日上午，隆重举行了阅兵式。小平同志阅兵后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这次演习和阅兵。他向全军发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号召，从而明确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绘就了军队建设改革的崭新蓝图。

　　为了实现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总参在继续抓好全军军事训练、院校教育的同时，对全面加强全军各级司令部建设采取了新的举措。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据此，我提议召开一次全军参谋长会议，共谋开创军事工作新局面之大计。得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的赞同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的批准。1982年12月18日至翌年1月3日，全军参谋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代表总参党委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了1983年的军事工作任务和开创军事工作新局面的设想，明确了1990年前或稍长一个时段，在干部队伍建设、武器装备发展、快速反应能力、军事学术研究、自动化指挥网构建和提高正规化水平等6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一些同志说，这次会议，“以会代训”，成为全军开创军事工作新局面的一个起点。

　　部队“消肿”，精简整编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总参始终抓住这件大事不放。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会后，我直接参与了军队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领导工作。具体由何正文副总长分管。第一阶段主要是减少人员。1982年，转入改革高层领导体制。一个重大举措，是将原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缩编、降格，合并到总参，改为业务部门。由于此举涉及面宽，政策性强，杨总长提议，三总部组织联合工作组，由我牵头，负责3个兵种整编的具体工作。我们多次与3个兵种的领导同志谈心，并召集机关干部座谈，共商改编后的任务、编制体制设置、领导班子配备和超编干部管理等问题。4月19日，形成了《关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改为总参业务部后的任务、编制问题》的报告，经军委批准后，于8月16日正式颁布命令：从9月1日起，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同时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的兵种领导机构。

　　军队精简整编第二阶段的任务在1983年上半年基本完成。接着，我又参与研究深化军队体制编制改革问题，至1985年初，形成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为新时期的百万大裁军做了充分准备。

　　(三)

　　进入新时期以来，小平同志深刻洞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战争力量的发展，我们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的结论，继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据此，1985年5月，军委确定对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这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次重大改革。

　　这一年，我已年逾“古稀”，军委在3月间免去了我的副总参谋长职务。4月，正当我高兴地交接工作之际，中央军委决定：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组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由我负责筹建工作。

　　作为一名老兵，我只能服从组织决定。我深知，培养高中级指挥员，正是为了从根本、从源头上促进我军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

　　我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办过抗大四分校，新中国建立后当过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对于培养军事人才情有独钟。因此，受领任务后，我就从调查研究入手，广泛听取部队、院校和机关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建校总体思路，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并于5月4日组成国防大学筹建领导小组，组织起草《关于筹建国防大学的方案》。9月25日，方案呈送军委审批，又经国家教委审议，最后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以第139号文件形式批准下发。《方案》规定国防大学的任务是：“培养陆、海、空军军以上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干部，大军区以上高级参谋人员，军队高级理论研究员和省以上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并从事有关战略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为军委、总部决策起咨询作用。”建校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办成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军特色的合同指挥大学，培养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战争要求的高级干部和理论研究人才。”

　　1985年11月30日，我被军委正式任命为国防大学校长；1990年4月，又被任命为国防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

　　尤其令我欣喜的是，1985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发成立国防大学的命令，还为学校题写了校名。自此，一所新型的全国最高军事学府诞生了！

　　1986年1月15日，国防大学成立大会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纷纷题词或写来贺信。我作为首任校长，正步向前，恭行军礼，从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手中接过军旗。大会发言时，我郑重表示：一定要继承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办院校的好经验，坚持改革创新，努力造就国防现代化的新型人才，圆满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为八一军旗增添新的光彩。

　　国防大学成立后，我同李德生政委带领党委一班人确立了“两步走”的奋斗目标。第一步，从1986年到1990年，着眼改革，理顺关系，打牢基础，稳步发展；第二步，从90年代到20世纪末，全面改革，全面发展。逐步明确并统一了“一个目标，三个坚持”的教学指导思想：以培养政治上合格的、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未来战争要求的高级人才为目标，坚持培养“通才”，坚持“高、新、宽、深”的教学内容，坚持自学为主，实行研究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后来的实践证明，由于较好地坚持了正确的建校方针和教学指导思想，国防大学在教研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深化理论研究，培训地方干部，完成外国军事留学生教学任务，坚持“三个面向”，让学员走出校门、国门等方面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全面建设不断发展，进而为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合格的指挥和参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