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

　　人物小传：张震，湖南平江人，1914年10月生。1926年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历任连政委、营长、团参谋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军委作战部长、军事学院院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78年以后，任总后勤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校长、校长兼政委。1992年10月至1998年3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

　　改革开放30年，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的篇章。回首征程，往事历历，犹在眼前。

　　1975年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重新走上党、国家和军队领导岗位。同年8月，小平同志大刀阔斧开始解决军队高层领导班子“软、懒、散”问题。这时，我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粟裕同志代表军委和我谈话，明确告知“是小平同志点的将”。军委叶剑英副主席专门向我讲了有关林彪一伙插手总后的复杂情况，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此次履新，我既感责任重大，更对军队的整顿充满期待。

　　主要由于“四人帮”的发难，那年11月起，小平同志受到无端指责，继而演变成全国性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军队整顿被迫叫停。总后的许多工作欲罢不忍，想干不能。此时此刻，我也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建设很快步入正轨。1977年3月，军委确定由我主持总后工作。6月29日，即将正式恢复工作的小平同志找我了解总后的情况。8月，我在党的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为中央军委列席常委。为从根本上解决总后的问题，我于12月初向业已恢复工作的小平同志写了一封请示信，提出四点建议，很快得到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同意。

　　1978年2月22日，军委任命我为总后勤部部长。我同新到任的王平政委一起，遵照小平同志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各项工作的指示精神，大张旗鼓地拨乱反正。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我甚为赞同，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使总后成为全军较早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大单位。广大干部进一步分清是非，解放思想，于11月22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为一批蒙受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了百余个假集团案，为无辜受牵连的同志彻底平反。同时，对总后系统被错划、错定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数百人进行复查、改正，并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所有这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我和党委一班人都十分注重开拓后勤工作的新局面。1978年4月28日至6月5日，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前，小平同志专门听取了我和王平同志的汇报。会议明确规定了我军后勤建设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后勤战备建设的规划纲要，提出了后勤现代化建设的构想。会后，我们对总后机关业务部门进行了整顿，并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7月22日开始，我带领一个25人的工作组进行了历时68天的青藏高原之行，行程8000余公里，不仅发现和解决了部队建设的诸多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而且为推行全军后勤体制、工资制度改革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78年11月至12月，我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军队改革的大幕也从此开启。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在总后工作的这段经历，深切地感受到：小平同志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军队建设改革的总指挥。离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离开了小平同志拨乱反正的胆识和魄力，就不可能开创军队建设发展的新时期。

　　(二)

　　与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相联系，在军事领域，小平同志始终关注着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变化，十分重视“抓战略”。

　　1979年11月，军委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小平同志工作太忙，将不再兼任总参谋长，考虑到我曾担任过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和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军委作战部长，准备调我到总参工作。翌年1月11日，我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4月任总参党委副书记。

　　这时，国家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国际联合反霸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继续在我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并大规模入侵阿富汗，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和我国安全。有鉴于此，小平同志把“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80年代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战略委员会，由徐向前元帅任主任，我是成员之一。

　　我到总参工作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杨得志总长筹划军事战略方针调整、筹办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亦称“801会议”。

　　此前，我们的战略方针被概括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8个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高级干部思想得以解放，对“诱敌深入”提出异议，特别是军事科学院的粟裕和宋时轮同志专门向军委提出了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总参的主要领导同志杨得志、杨勇和我都认为，战略方针确有调整的必要。我倾向于去掉“诱敌深入”，只用“积极防御”。鉴于事关重大，在听取战略委员会成员意见后，我们分别向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3位元帅和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得到他们的认同。

　　1980年10月15日，小平同志在“801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表示：“我赞成‘积极防御’4个字。”会议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研究了战争初期的作战样式，实现了我军军事战略的重大创新。

　　为了拓展“801会议”成果，军委决定于1981年秋在华北地区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对全军高级干部进行一次战役集训，重点研究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战的组织与实施，被冠之以“802会议”。我是具体组织者之一。

　　1981年3月初，我受杨总长指派，召集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副司令员马卫华，研究草拟了大、中、小三种规模的方案。3月10日，杨总长和我向小平同志当面汇报，小平同志当即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并着重强调：要搞合成军，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部队阅兵式、分列式好久没有搞了，适当的时候要搞一次阅兵；总参要抓紧，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把军队训练得像个样子。军委随即批准成立“802会议”领导小组，得志任组长，杨勇、秦基伟和我任副组长。

　　小平同志在6月底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这是党心军心所向、众望所归，更促使我们全力做好演习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