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坚持把发展打赢信息化战争的作战能力作为军事能力建设的核心，只是把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视为作战能力的延伸和拓展。美军强调通过一定的机制和专项训练，将部分作战能力转化为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而不是在作战能力之外另起炉灶发展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更不是以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来冲击或取代作战能力建设的核心地位。其实，美军在2006年版《联合作战纲要》中，已经不再使用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美国国防部新版《四年防务审查报告》提出了10种军事能力需求构想，包括情报、监视、侦察和太空能力，联合指挥与控制能力，联合地面行动能力，联合空中行动能力，联合海上行动能力，联合机动能力，特种作战能力，灵活威慑能力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以网络为中心的行动能力。美军的这一军事能力需求体系，基本指向就是发展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能力，谋求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化联合作战能力的绝对优势。

　　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重在用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全局

　　核心军事能力随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变化。同时，一支军队核心军事能力的战略定位，又集中表现在这支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上。抓核心军事能力建设，关键是用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全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军军事战略方针经过三次大的调整，每次调整都提出了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方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相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军委依据当时的形势，适时修正和调整了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任务。1981年在华北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活动中，邓小平指出，“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新判断，作出了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这一转变的根本指导思想，使军队从“盘马弯弓箭待发”的临战状态解脱出来，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能够集中精力进行长远谋划，确立国防发展的长远目标，形成新的发展思路。要求人民解放军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立足于主要应付可能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加强军队打赢战争的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之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特别是1990年海湾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战争形态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世界性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在1993年初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根据国防和军队建设实际情况，主持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加速人民解放军的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为贯彻新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又于1995年提出了军队建设要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提出，是1985年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深入、继续和最终实现。由此，改变了战争准备的基点。在战略目标与战略任务上，强调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以此为指导，人民解放军的核心军事能力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界新军事变革持续发生，中央军委审时度势，进一步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时移法变，势来必乘。胡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我军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全面加强、协调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方针的调整，适应了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加强军队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新的着力点，为开创国防军队建设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为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奠定基础

　　党的十七大对我国安全环境面临多种威胁的科学判断，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安全形势的总评估、总判断。对于军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应对涉及主权、领土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战争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是对我军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总任务的规定。在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还是重中之重。对这一重要任务有能力能够完成好，其他任务就可以迎刃而解。同时还要看到，多样化军事行动，不只是指非战争军事行动，今后的战争行动也是多样化的。

　　自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力量处于失衡状态，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加之人类环境恶化，新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光明时也投下了诸多阴影，我们国家尚未完全统一，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民族分裂势力仍很猖獗。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存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非传统安全威胁强度虽不如传统安全威胁，但发生更频繁，表现形式更复杂，对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已经构成常态性冲击和直接的挑战。传统安全威胁，说到底是一个生存问题，应对不及时、处置不力，就有可能导致国家主权丧失、国家被肢解、国破家亡的危险。军队作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武装力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应对传统威胁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重要力量支撑和坚强安全保证。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时相互交叉和重合，有时相互促进和转换。因此，军队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上的同时，还应高度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

　　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带来了军事行动的多样化。我军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既要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维护领土、领海、领空安全，又要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既要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联合国维和、国际反恐、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这就是说，军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既有战争行动也有非战争行动。根据国家主权和安全第一的思想，我军必须坚持突出“战斗队”的核心职能，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打仗”这条主线。

　　与此相关联，必须注意现实安全需求与长远安全需求的平衡。综合分析我国的安全形势，既有远虑又有近忧。近忧是事件，远虑是过程。危急事件一般来说，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事件过后往往放松思想警惕。军队转型，要以长远安全需求来牵引，而不是以事件来牵引。这就要求军队转型要着眼长远发展，加强战略规划，周密制定远中近期相衔接的规划计划体系。不仅要明确当前建设的近期目标，建设的重点和切入点等，还要明确长远发展的中远期目标，明确实现这一目标的关节点、发展阶段、建设的方法和步骤、以及调控的措施等，科学运用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等重要资源，努力形成以长远发展带动当前建设、以当前建设促进长远发展的良性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