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20日，茫茫戈壁之中，组建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50年来，7艘飞船、41颗卫星和近千枚火箭在这里成功发射，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余项“第一”。50年来，这里发展成为中国组建最早、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航天发射场。50年来，广大科技人员在这里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本报专访了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为您讲述酒泉人50年的故事。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再过两天，65岁的刘庆贵和老伴就要踏上东去的列车，去北京安度晚年。即将告别这片他呆了43年的土地，他内心感慨万千。这位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用七个“神”向《国际先驱导报》描述酒泉发射中心五十年的变迁——

　　“在中国的西北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驻扎着一支神秘的部队，从事着一项神圣的事业，经过了几十年的神速发展，建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现代化的航天城，创造出了神话般的业绩，用神舟号飞船将中国人送上太空。”

　　当年，刘庆贵被分配到发射中心工作时也颇为神秘。

　　“我把沙包当成了坟堆”

　　那是1965年的夏天，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处阶梯教室里，电气测量系的系主任正在宣读毕业分配名单。坐在台下的学习委员刘庆贵非常着急，他听半天也没听到自己的名字。“我当时想我成绩挺好的，怎么没我呢？”一直到最后，系主任才提到他：“下列同学到清水参军，刘庆贵……”刘庆贵兴奋坏了，当兵是他从小的梦想。“电影里那些军人多厉害啊！”

　　同学们也对他羡慕不已。“我是班里最小的，同学都说：你去参军了，多好啊！”刘庆贵回忆说。但是此时他并不清楚究竟要做什么工作。问辅导员，辅导员一开始说不知道，后来就说：“你不要问了，那个地方是保密的。”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22岁的刘庆贵终于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当时的名字还叫巴丹吉林大漠发测站。在专列上往外望去，刘庆贵看到的都是戈壁滩，“看到一个个沙包，我还以为是坟堆。”

　　来到营地，保密课是他上的第一课。“我们单位就是导弹试验基地。别的就别再问了。咱们单位的任务性质、在什么地方、自然条件等，这些都不能说。”保卫部的干事告诉刘庆贵和其他新学员。连通讯地址也要审查。“只能给直系亲属写信，同学亲戚和老师通通不允许。”刘庆贵说。回家更成为一种奢望。“2年才一次探亲假，而且这地方荒无人烟，也没有汽车，只有专列，上专列得有通行证才行。”

　　有家难回，还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这里空气的含氧量只有18%。睡觉的时候都是似睡非睡的感觉。冬天也没有新鲜蔬菜，都是吃干菜。”刘庆贵说。“然而当时并不觉得苦，说实在的，在那个年代，我们都认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最光荣的事。”

　　7年前，也许正在抱着这样的信念，他的前辈们才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中开辟出中国最早的导弹试验靶场。1958年10月，孙继先中将率领抗美援朝志愿军第20兵团的战士们悄悄从朝鲜回国，秘密开赴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

　　原发射团技师史良回忆说，当时一天只能吃一顿细粮，甚至有时青稞面玉米面都是发霉的。在全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和1961年，“芦苇叶，骆驼刺，野菜头啥都吃。”刘庆贵说。

　　“这辈子最对不起阿香”

　　一年后，刘庆贵的身份发生了转变：由学员分配到发射中队当起了技术干部。虽然依旧单身，但刘庆贵却并不觉得孤独。工作之余，他喜欢听听广播，打打篮球。“那时候，没什么文艺活动，看个电影就了不得了，篮球比赛的时候，东风航天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另一个名称)的人都要去观摩。”

　　没过多久，刘庆贵迎来了他生命的又一次转折。经熟人介绍，刘庆贵认识了同在航天城工作的阿香，并结为夫妇。然而，令刘庆贵没有料到的是，本以为从此生活会充满乐趣，却反而平添了更多的痛苦。

　　那时候，他和阿香在不同的部门上班，相隔三四十公里，只有礼拜六才能见面。“有了孩子之后，主要都是她带，我没怎么管过，平常根本没有时间。”刘庆贵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阿香”。更让刘庆贵至今无法释怀的是，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时，阿香只身一人回刘庆贵老家生养，刘庆贵忙得连送她的时间都没有。

　　“接生的医院已经有了，但还没有幼儿园，又没人带孩子，好多孕妇的选择都是回老家生小孩。”刘庆贵仍记得在清水送阿香上火车的那一刻。“她的随身物品只有卫生纸，破布啊！一个人就回去了，相当危险。”阿香一共转了七次车，经过十天才到刘庆贵家，而刘庆贵根本不知道妻子是否已经到达。“那个年代，有事就来电报，没电报就算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