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贵算是幸运的，至少他可以在周末和家人共享天伦。很多人连恋爱的机会都没有。刘庆贵说，虽然现在条件比过去好了很多，父母可以来，也可以找个保姆，但两地分居的问题还是比较普遍。

　　在茫茫荒漠中，一批批热血青年把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奉献了祖国，他们难以像普通人那样享受爱情，甚至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的七勇士便是这样的典型。

　　当年，面对美国和苏联的核威胁，中央批准进行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1966年10月27日，导弹与原子弹完成加注与连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所有人员全部撤离，除了留在地堡里的七勇士——他们是负责最后操作的指挥员和操作手。

　　“当时别的国家都是往公海打，我们是在本国国土上打，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虽然两弹结合试验是做了充分论证的，但如果在现场发生爆炸，七勇士都会牺牲。前苏联发射场曾经发生爆炸，100多人都牺牲了。”七勇士中，有三个是刘庆贵的同事。“他们当时写了保证书，其实就是遗书。”

　　刘庆贵说，他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从事这个职业就知道会有风险，越想着危险越影响你指挥操作。到了操作时，心态还是非常平和的。航天员上天也是一样。”

　　幸好大家的担心没有变成现实，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中国终于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毛泽东主席兴奋地说，让敌人在我们胜利面前发抖吧。此时酒泉发射中心正逐渐成为一支日趋成熟的担负三军导弹发射任务的综合性发射部队。

　　在这次试验中，刘庆贵到航天城才一年有余，他参与的并不多，等到四年后，他又见证了另一个伟大时刻诞生的全过程。

　　“酒泉人传承的民族精神”

　　1970年4月25日18点，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的频律播送“东方红”乐曲。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升空极大地振奋人心。《人民日报》当天就发了号外；在广州参加“三国四方会议”的周恩来刚步入会场，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个消息：“为了庆祝你们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献了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那时候，整个中国上空都被一种喜悦的气氛笼罩着，刘庆贵更是喜不自禁，因为发射最后一刻还困难重重。“临发射前发现了一个故障，后来发现是地面模拟员的事，给排除了。发射当天的天气并不理想，发射前一个小时候还是满天乌云。”参与“东方红一号”测试的刘庆贵回忆说，到发射时突然天空一片晴朗。

　　此后的人生中，卫星发射成为刘庆贵参与最多的任务，他也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干部，升到机关试验处处长，再到技术部做总工程师。1996年，刘庆贵达到事业的最高峰——担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此时，载人飞船发射场地建设已经第四个年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经进入第三个时期。

　　担任副主任后，刘庆贵一刻不得闲，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精神更是高度紧张，不管操作还是指挥都不能有丝毫大意。只要某一个环节出点问题会箭毁人亡，这是我们的铁律。”

　　1999年，神舟一号飞船升空，意味着刘庆贵的使命更加艰巨。“飞船系统比卫星系统要复杂，测试项目更多。一次卫星发射，20天的测试就可以了，但是像神舟五号飞船起码要40天时间。”

　　回想这几次飞船发射的经历，刘庆贵记忆最深的反而是1992年的论证阶段。刘庆贵和他的同事们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技术跨度较大的“三垂”模式，即垂直总装、垂直测试、整体垂直转运。多段运载火箭的测试发射，过去一直都是在水平状态下，一截一截地测、一截一截地装、一截一截地配。技术区准备完了，转到发射区，还要重新总装、测试，重复工作多，耗费时间长，非常麻烦。

　　“当时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就不断据理力争。”刘庆贵说，一年后就开始动工兴建飞船总装测试厂房、垂直测试厂房 等设施。“速度相当快。”如果没有“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科学求实，开拓进取”的东风精神，或许没有酒泉发射中心50年来的飞速发展。刘庆贵说，这是当年先驱们来的时候就创造的。1965年，刘庆贵一来到营地，就看到墙上写着“以厂为家，以苦为荣”八个大字。

　　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以来，刘庆贵在航天城奉献了一生的心血，他说这就是一代代酒泉人传承的“东风精神”。(感谢王艳梅对此次采访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