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式军服身份牌是战场上识别敌我最好手段(图)

　　许　泽　吴国文　苗　伟

　　8月1日，我军开始换穿07式军服。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增加了军人姓名牌，这使我军军服更加美观大方，而且更加符合国际化潮流。与此同时，由姓名牌引发的军人身份牌的话题，也更加受到部队官兵关注——

　　军人身份牌的由来

　　军人身份牌最早出现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当时在林肯所领导的北方军队，参战官兵为了能使自己的身份在伤亡时得到尽快确认，纷纷制作了5厘米见方的小牌子，刻上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姓名等内容，用细皮绳穿起来挂在脖子上。看似简单的小牌子，却为救护队及时识别伤亡者的姓名、血型、联系人，快速救护伤员赢得了时间，为准确辨别阵亡者的遗体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开创了世界军事史上军人佩戴身份牌的先河。

　　从1918年开始，美、英军队普遍为参战官兵配备了身份牌，还编制了代码，官兵称之为“军号”。

二战时，许多参战军队为官兵配发了金属身份牌，战争末期，美军又把身份牌增加到每人两枚，官兵阵亡后，战友会把阵亡者两枚身份牌中的一枚放入其口中，另一枚随亡者衣物一同包裹，救护队员根据身份牌上的记录妥善处理有关事宜。官兵退役时，一枚身份牌上交所在部队统一保管，另一枚由个人终身留念。

　　近年来，外国军人身份牌的信息含量和科技含量逐渐提高。美军在其中加装了磁条、条形码和微型芯片，除了存储传统的官兵信息外，还注入了指纹、面相、DNA和医疗史等详细资料，使军人身份牌又增加了生物特征、医疗经历、个人资讯等方面的信息。

　　军人身份牌的功用

　　外军的实践表明，军人身份牌的特殊功用是其它装备无法取代的。随着现代战争突发性、残酷性和险恶性的增强，军人身份牌的作用和功能将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身份牌是证明军人身份及浓缩多项信息的“黑匣子”。战时，身份牌是战场上识别敌我人员最好的手段，如核查冒充我军人员的特工等非常方便快捷；日常生活中，对那些冒充军人行骗的犯罪分子也是一个有力的制约，尤其是有了磁卡识别后，是一种核查、打击假冒军人犯罪十分有效的载体。战斗中，小小身份牌能为救护重伤员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未来战场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应用，使得战斗空前残酷，一些官兵牺牲后遗体无法辨认，此时，坚固的身份牌犹如失事飞机的“黑匣子”，成为有效确认遗骸的证据。近年来，我军参与国际反恐、维和、救援及国内抢险救灾等任务增多，随时面临伤亡的威胁。因此，即使是和平时期，配发军人身份牌也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身份牌是培育战斗精神、强化战斗意志的特殊载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官兵个体的尊重是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的基础。封建社会对士兵的生命是不尊重的，“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些战死的士兵被遗弃大漠戈壁或荒野之外，无人知晓，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名字。一个在社会上得不到尊重的人，对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官兵佩戴身份牌，既体现了对官兵的尊重，同时还给人一种时刻准备出征的心理暗示，是增强战斗精神的具体体现。

　　军人身份牌符合国际公约规定

　　装备佩戴身份牌，是日内瓦公约缔约国应承诺遵循的国际规则。根据日内瓦议定书的规定，各缔约国应当给自己的军人佩戴明显的标识，以便于识别和救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求：“对军人应给以身份牌。身份牌最好用双身份牌，以便战俘死亡时，一半系在身体上，一半送达后方造册和登记。”1956年11月，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日内瓦第一公约第十六条规定：“冲突各方应尽速登记落于其手中每一敌方伤者、病者，或死者之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之事项。可能时，此项记录应包括：所依附之国；军、团、个人番号；姓名及出生日期；身份证或身份牌上所表明之任何其它事项；被俘或死亡之日期及地点；有关伤病之情况或死亡之原因。”第十七条规定：“冲突各方应在情况许可下将死者分别埋葬或焚化之前，详细检查尸体，如有可能应经医生检查，以确定死亡，证明身份并作成报告，双身份牌之一半，或整个身份牌，如其系单身份牌应留于尸体上。”

　　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斗争环境艰苦，财力物力有限，军人身份牌的问题无暇顾及，因此留下了不少遗憾：一些烈士墓里掩埋的英烈不知道姓甚名谁，不少革命前辈英勇献身，却不知忠骨埋在何方。和平时期，军队在抢险救灾等过程中偶有伤亡事故发生，但由于没有身份牌，难以区分遗体而需要做DNA鉴定来确认。我军长期以来沿用的做法，是在官兵的军服、帽子的指定位置填写姓名、单位和血型等项目。这种身份识别法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这种身份标识物极易被焚毁、腐蚀和损坏，很难适应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需要，亟需改进。

　　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的军队没有装备佩戴身份牌，我国作为日内瓦公约的签订缔约国，应该考虑适时装备佩戴军人身份牌。

　　(作者单位：空军政治部司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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