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平方英里的城市战争与1000平方英里开放地形上的战争是如此完全的不同因此为了建立新的模型，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战争的级别。对我们来说战争在三个级别——战术，战役，战略——之间演变是习以为常的了。我先前曾经尝试说明（“二十一世纪早期冲突的因素”，《军队》，一月刊）战争中的战役级别正在变为一个时代的错误因为大范围军事斗争的想法已经不再合乎逻辑。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变得与全球战略纠缠在一起，军事因素也已经变得与外交，经济和文化因素高度集成，大规模战争也变得与全球重大战略无法区分。在类似 的意义上，城市战役的挑战应该适合重新定义到战争的战术级别上。

　　国家政权的各个要素要参与到战争的哪一个级别？如果我们假设是在二十世纪冷战时期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可能是战争的战略或者是战役的级别。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城市战争中，这种结合应该发生在战术级别。在现代城市战斗中，与国务院打交道将不再是战斗指挥员所要考虑的事情，而应该是军队指挥官的事情。

　　联合事务特遣队而不是联合部队必须成为未来行动的基础。国家政权的各个要素与战争的战术级别相结合，在战斗指挥员级别建立与政府部门的松散合作是完全不够的。坦率地看我们最近在阿富汗的行动，展现出来的是我们军队的出色的表现和美国政府其它部门的缺乏热情、缺少完整参与。其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来百分之九十的军事以及少量的经济和外交附加。这是对未来城市战争灾难的一个处方。我们需要逐渐解决联合事务特遣队的组成问题。

　　联合事务特遣队应该建立在海军陆战队远征军或是陆军旅上，并加强联合火力。另外，它应该积极与国务院，

　　联合事务特遣队做些什么呢？一开始它指导军事行动的整个过程。它还完成其它的功能，比如训练和管理警察部门，为武器和情报安排资金，进行城市管理，协助经济发展，联系和选举城市社团和城市中产阶级，促进文化交流，建立和管理学校，管理媒体活动和心理行动以及规划和指导从军事到民政工作中联合事务的移交工作。简而言之，联合事务特遣队在市民中将重大战略的影响投射到战争的战术级别。

　　实现这样一个景象面临的挑战是压倒性的，但我们有一个成功的模型：1986年的古得沃特尔-尼古拉斯法案。为了在立法过程中通过这一高度争议法案，参议院陆海空三军委员会推动了这一法案的通过——在大多数高级军事官员的首领中，他们完全反对它。回顾这一里程碑式的立法证实了一个不朽的成功——在正义事业和沙漠风暴行动的胜利中得到了证明。通过立法，政府改变了美国作战的方式。

　　联合事务运作综合的努力必须遵循相同的过程。到此为止，在军事危机期间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依赖于行政命令——一种方便但是完全短视的办法。正如古得沃特尔-尼古拉斯法案对联合条令，联合演习和联合教学导致的结果一样，一个新的“古得沃特尔-尼古拉斯法案”应该带来联合事务的条令，演习，经验和教学。就像最早的重组法案加强了统一司令部的组织完整性一样，第二个法案必须组建联合事务特遣队。不管将来经费来自哪里这一建议都是很重要的；在城市行动中它的重要性是成倍的。

　　在战争的战术级别，

　　我们对待城市战争的方法存在历史错误，是源于错误的历史战例。斯大林格勒不是现代行动的样板；格鲁茨尼也不是一个好的现代城市行动的样例（也许除了是一个天真的样例外什么也不是）。摩加迪沙是一次更好的学习——不是因为我们在那里的胜利或失败，而是因为那里的任务更具有未来可能事件的代表性。战斗与维和任务相结合并且在二者之间快速转换是未来带来的挑战的特征。

　　一旦我们完成了对城市行动的设想，我们必须避免我们易于接受的范例。我曾经见证过数以百计的针对未来可能事件的推演和演习，但它们大都是以军事霸主的来临开始的。蓝方和红方的部队开始时阵垒分明，蓝方的参谋们将他们相当不错的专业知识和谋划技能发挥到部队的投放过程当中。我们很愿意认为军队在最艰苦的情况下界入行动，在现实中如果我们认为未来只是军队投放的问题话我们将对自己很满意。而当状况真正发生时，很有可能未来的突发事件将在蓝军业已与红军混杂在一起并且因为和平行动分散了注意力的情况下发生，就如同在摩加迪沙发生的那样。远非像美式足球中那样，双方队伍在争球线两边一字排开，客气地等着发球，未来的战事将是一场英式足球——在力量混杂的情况下不断运动。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注意扩大管理的精细艺术而不是准备重现诺曼底登陆。现在的联合作战部队界入行动将被未来的联合事务特遣队突然完成从和平行动到高强度冲突的转变——然后再转变回来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