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明

　　这次台湾“大选”，从过程到结果，对于台湾民主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给老百姓的感觉就是：只要有权，法一定办不到他，于是原先为了要规范权力的法律如今形同虚设，民主恶化为民粹。

　　这是什么民主？在知识分子眼中，陈水扁是在民调一路落后的情况下，用尽各种手段来拉抬本身的民意支持率：先是出险招搞“公投”，发现不成之后，又进一步用“公投”捆绑“大选”，把两者的时间硬扯在一起，这根本就是违法。更何况，陈水扁完全没有按所谓“公投法”的相关规定，而是一意孤行地推行所谓“防御性和平公投”，完全视法律如无物。最后，陈水扁又完全不顾台湾地区乃至台海的稳定，冒全球主要大国反对的风险，硬是推销这个被连战斥为违法的“公投”。就是在投票的流程上，陈水调节民搞了不少花样，直到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出面干预，他才勉强收手。

　　当然，不只在法律上，在道德与正义上，陈水扁在这次选举中的动作也备受台湾百姓质疑。他甚至不惜用煽动族群对立、制造谎言，来巩固本身的票源。3月19日“中枪”后，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陈水扁的宣传车就开始在台南一带制造谣言，说“国亲的连战、宋楚瑜，联合大陆来暗杀陈水扁”。这样的做法，让人觉得陈水扁只要是为了个人权位，可以不顾任何后果。这无论如何都不是民主的本意。

　　这次台湾选举出现的最大危机在于，在台湾百姓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自暴自弃”，他们认为“你为了要选个总统，什么事都可以干，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如此一来，台湾未来的法治必然败坏无疑，没有了法治，何来民主可言？在真正实行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事情是不能开先例的，因为恶例一开，众人平等，恶者自然就找到了合理的借口，这样社会必然将陷入动荡。台湾社会现在浒的口头禅是“我已经当上了，你还能怎样？”这一句本应是从流氓口里说出来的话，现在居然出自当局领导人之口，细细推敲之后不难发现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含义。

　　要检讨台湾民主的发展进程，就要回顾自1949年以来台湾政治发展的各个阶段。事实上，所有的问题都根植于蒋介石时期，萌芽于李登辉时期，而最后危机则出现在陈水扁时期。在蒋介石时期，他为了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假民主之名，但实际上是压制台湾民主的萌芽。可能达到压制后产生了一定的反弹，再加上移民社会背景的影响，台湾民主的草根性多少都带有一种悲壮，或者是冲撞式的意味。

　　李登辉对于台湾民主查可谓伤害至深，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要钱给钱，要官位给官位，还有什么不听话的？”而民主，岂是可以用钱和官位来交换的？为了本身权位的稳固，李登辉开始了一连串的恶质斗争；为了赶走俞国华，他用了李焕；为了驱逐李焕，他又用了郝柏村(注：俞国华、李焕和郝柏要村都曾是台湾“行政院长”)。但无论如何，这些只能算是官场恶斗的权谋之计，并不太涉及民主进程的问题。

　　但接下来就不太对了。为迫使郝柏村下台，李登辉开始阴谋分化台湾族群。“外省人的院长，欺侮我们本省人的总统”，这是台湾民主发展恶质化的第一枪。这一枪是李登辉打的，于是台湾南部原本已渐渐愈合的省籍伤口，再度被粗暴地撕裂。接着，李登辉更把台湾民主进程恶质化为民粹，并且将之与分离主义路线相结合。“你们的总统过去十年来走的都是分离主义的路子”，这是一位美国白宫高官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李登辉的总结。

　　但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有一件事李登辉还没敢去碰，那就是选务的公正性。可能是因为当时他一手遮天，没有操控选举的必要，但无论如何至少在李当政的12年间，选举过程的公平性本身，也就是“选举中立”并没有受到太大质疑。

　　这一点恰恰被李登辉的“台独”传人——陈水扁给打破了。在台湾这个“总统”挑选“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挑选“内政部长”，“内政部长”挑选“中选会”成员，“中选会”总揽“大选”的结构下，选务的中立性受到严重质疑。“大选”与“公投”两者是不是一回事，能不能、该不该在同一天举行，法律已有明文规定，但“中选会”就是不依法办事，它完全成了一枚橡皮图章，任由“行政院”到处去盖。

　　“中选会”完全丧失超然立场到了令人心痛的地步。为了让陈水扁“公投绑大选”的策略得以成功，甚至就连人民如何领取选票的路线，都受到“行政院”干预而一改再改。这个路线最后还是遭到美国的强力介入，才改为比较合理的设计。陈水扁当局的作为，只能令人发指来形容。做得连选举的公平性都受到质疑，这是李登辉都不敢干的事。也难怪从美国白宫、国务院到岛内泛蓝支持者，都普遍怀疑这次选举的公平性。

　　台湾现在不只是民主出了问题，就连民主机制之一的选举过程的公平性都出了问题。台湾的民主，已经陷入一个全面退化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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