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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军事变革——中国将军纵论机遇和挑战

http://jczs.sina.com.cn 2003年7月16日 17:48 《瞭望》周刊

  军事科学院王保存少将:抓住我军“跨越式”发展机遇

  军事形态的跨时代变革,即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事形态向信息化军事形态的“跨时代飞跃”,是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主旋律。这场划时代的军事变革既为我军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也向我们提出了空前严峻的挑战。

  充分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新军事变革的经验教训。

  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军事变革进程中取得了不少成果。对西方国家在新军事变革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总结,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找到一种投入少、效益高的军事发展模式。目前可以看到的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是:必须正视新军事变革存在的客观性,创新观念,跳出“机械化军事思维”定式;必须在根据我国国情、军情的基础上,放眼世界,着眼发展,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必须“以信息为基础”,以“系统集成”为着眼点,筹划武装力量中各军兵种和各作战系统的建设,形成战斗力生成与释放的有效机制;必须把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置于军队建设的核心地位,不断完善军事人才生成机制,保障武器装备发展、编制体制改革和军事理论创新的顺利进行。

  加速实施军队信息化建设。

  我军“跨越式”发展的实质是:首先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武器装备体系发展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最终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建设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使我军实现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跨越”。新军事变革的主旨正是把机械化军队发展成信息化军队,这就为我军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并最终弥合与西方发达国家军队的差距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除了要认真吸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新军事变革的经验外,最重要的是要依托国家和经济信息化建设的成果,促进我军信息化建设。我国信息经济发展很快,信息产业产值每年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2~6倍的速度增长,电话网总规模和无线手机拥有量已跃居世界第一。我国民用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联想集团已研制成功运算速度达每秒1.027兆次的超级计算机,我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龙芯”1号通用CPU芯片已经问世。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为我军尽快实现信息化奠定了基础。我军可借鉴国家信息化建设的经验,利用快速发展的民用信息技术,加速实施军队信息化建设。

  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的“跨时代跃升”。

  世界军事发展特别是新军事变革的直接动力,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是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和遥感技术为一体的综合性技术。与以往的核技术等垄断性技术不同,信息技术有广泛的扩散性,渗透性,很难保密,更无法垄断,其原因有两点:其一,信息技术的本质决定了它不渗透、不传播、不扩散,就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与作用;其二,信息技术是军民两用技术,先进的信息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几乎都可买到。这就使得科技水平较低的国家能够通过商贸途径、技术引进、国际合作等方式,获得可推动本国军事发展的信息技术。我国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中,应该充分认识和积极利用信息技术的高度渗透性和扩散性,采取各种必要的方式与手段,引进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成果,并对其加以消化、吸收,提高我国军事技术发展的起点,越过某些技术发展阶段,加速装备信息化建设,尽早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跨时代跃升。□

  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吴玉金少将:正确处理我军装备建设的四大关系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生和加速发展,对武器装备和国际战略形势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海湾战争以后,世界军事大国为争夺军事制高点,不断提高自己军事实力,加快武器装备升级换代,一大批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兵器相继问世,远程攻击能力大大增强,打击的精度空前提高,杀伤力成倍增长,形成了高技术装备竞争新态势。目前,美军第一代装备已全部淘汰,第三代装备的比例,海军是90%以上,陆军是52%,第四代、第五代装备也在积极发展之中。2020年前后,美国的主战武器装备都将实现信息化,其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也将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武器装备上加剧了国际军事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的军事大国形成了“时代差”。

  世界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迅猛发展,对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和武器装备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和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些年来,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虽然有了显著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与世界发达国家军队武器装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如不奋起直追,跨越发展,在世界军事革命蓬勃发展的今天,与世界军事强国的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在未来军事斗争中有可能处于被动地位。

  今后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一二十年,就很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我们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加快我军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世界上和我国都有许多成功的范例,我国“两弹一星”就成功实现了一次大的历史性跨越。现在,我们实施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是一次新的历史性跨越。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前瞻的眼光和宽广的视野观察和分析形势,研究解决问题,谋求装备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是江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我军实现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不仅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相贯通,而且与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相关联,是一项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江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把辩证思维和着眼全局的战略意识融入到装备建设跨越发展的实践中去,正确认识和处理跨越式发展中的重大关系。

  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的关系——这是事关装备建设跨越发展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要着力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一要坚持以信息化为核心。二要坚持打好机械化建设基础。打好机械化建设基础,加强装备的机械化建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械化,而是与信息化紧密结合的机械化,在较高的起点上推进机械化建设,使军队的火力、机动力和信息能力协调发展。三要坚持信息化和机械化复合发展,我们没有必要走完发达国家军队机械化建设的全部过程再来搞信息化,而应该努力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复合发展,使信息化建设和机械化建设两者融合进行。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整合现有机械化武器装备,还要引入信息技术促进装备体系结构的变革,将武器装备的各个功能系统联接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有机整体。四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过程中要突出重点。

  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系——当前,世界军事变革的强劲势头使发展中国家在战略选择上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面对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实际,面对世界军事变革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有强烈的紧迫感,奋起直追,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推进军队的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需要投入,而我们的财力不允许我们铺开摊子来搞。我们必须进一步集中力量,突出重点,通过局部跃升,带动整体发展。我们的装备建设要想“有所为”,只能“有所不为”,要想“有所赶”,只能“有所不赶”。但“有所不为”,“有所不赶”,决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正是为了集中力量,瞄准世界高技术发展前沿,在一些有可能的领域更好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就需要着力解决两个方面问题:一是统观全局,突出重点;二是大力协同,集智攻关。

  学习借鉴外军有益经验与自主创新的关系——这是我军装备跨越发展途径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既不能盲目崇洋,也不能闭关自守。我军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跟上世界军事变革和发展的潮流,积极借鉴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我国武器装备发展的历史表明,凡是国外卡我们脖子的高新技术和装备,我们发展得反而快一些,形成了自己的拳头。与此相反,某些装备一味地靠引进,反而与国外差距越拉越大。这一点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尖端技术决不可能从国外直接买来,惟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把装备建设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发展高技术装备与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关系——这是直接影响能否快速、全面地形成战斗力的重大问题。为适应新军事变革的需要,实现人与武器装备的有效结合,必须着力抓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树立人才是兴军之本的战略价值观。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无论武器装备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始终是第一位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见物不见人。如果我们有了高素质人才,又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就如虎添翼。二是人才培养要先行。高技术装备一下子搞不上去,但人才培养要先行,宁肯让人才等装备,也不能让装备等人才。要发挥院校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院校要按照科技强军和提高军队科技素质的总要求,着眼加速发展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瞄准世界军事大国武器装备的先进水平,围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在装备上的应用,积极开展先进装备关键技术的科研攻关,确保我军能在军事技术的激烈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赢得主动权。三是改革院校培养模式。长期以来形成的偏重专业对口,按岗位和武器装备型号设置专业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和未来战争的需要。要把学员毕业后第一任职同长远发展需要结合起来,把学员培养与军事变革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调整专业结构,改革专业口径过窄的培养模式,实行“宽口径、大专业”的培养模式,培养复合型人才。□

  国防大学副教育长库桂生少将:军事指挥员素质全面提高

  新军事变革,从本质上讲是对军事系统全面、深刻的改造。而对军官的改造则具有首要和决定的意义,它要求军官必须具备很高的政治素质、科技素质、心理素质、创新素质、指挥素质、管理素质、身体素质和全局意识等综合素质。

  一是科技素质的新挑战。

  新军事变革的归宿是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其显著特点是高新知识和精尖技术密集。军官是未来战争的组织指挥者,新军事变革对军官科技素质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峻。

  第一,军事领域的科学技术往往代表了科学技术的最高发展水平,仅仅掌握一般的知识或对高新技术一般的了解,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作战的要求。军官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功底,并进行系统深入的专业学习,才能对高科技知识有较好地掌握,才能将最合适的武器在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以最合适的方法和规模使用于最合适的对象,以发挥出最大的作战效能。

  第二,军事领域的科学技术门类多、更新快,军官的知识更新面临新的挑战。高新科技的发展是战争形态转变的原动力。各国总是把最前沿的科技成果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以追求最大的军事利益。军官知识的更新速度,将由过去的算术级数变成几何级数。

  第三,现代高技术武器装备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单纯掌握一门技术往往难以胜任工作,新军事变革的主要手段是信息化建设和“系统集成”,数字化战场和数字化军队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系统整体,武器装备、编制体制、作战理论相互影响,作战、装备、后勤彼此信赖,海上力量、陆上力量、空中力量等多维空间的力量共同作战,敌对双方的任何对抗将不再是单一武器装备或作战部队的对抗,而是系统与系统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干部、政治干部、后勤干部和装备干部要向复合型努力,军兵种干部要向联合型发展,军官对综合知识的掌握面临新的挑战。

  目前我军拥有硕士博士的比例不足2%,而且主要是军事学方面的。科学素质的差距,成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瓶颈”因素。

  二是心理素质的新挑战。

  新军事变革对军官的心理素质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将帅的心理素质,往往左右军队建设的好坏,影响战争的胜负。

  首先,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增加了军官心理准备的难度。新军事变革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从数量来看,不是一项高技术,而是高技术群;从质量上看,不是一般技术的修修补补,而是新技术的发现和新概念武器的发明;从速度来看,不是常规,而是超常规。

  其次,武器性能的大幅提升,增强了现代兵器的威慑作用。昔日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曾经考验了几代军官的心理素质。未来战争中的生化武器、信息武器、激光武器、新概念武器等,无论是破坏能力还是破坏方式,都有一种使人难以琢磨的心理压力。美军在武器装备方面,拥有无可争辩的绝对优势。但在伊拉克战争中,官兵们仍然表现出对生化武器的恐惧,不得不采取多种措施加以防范。

  第三,作战方式的急剧变化,增大了军官指挥作战的心理压力。在新军事变革的推动下,战争体现出多维、快速的特点,非接触、非对称作战方式被广泛运用,战争体系所蕴含的能量显著增大,战争的暴烈性在局部范围内更突出。这将要求军官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更好的牺牲精神和更稳定的心理承受力。

  第四,心理作战的全面升级,是对军官心理素质的严峻考验。现代心理战,就范围来看,从政治恐吓、军事威慑、经济制裁,到文化宣传领域的攻击,无孔不入;就手段来看,心理战装备信息化、智能化、多功能化。这种全方位心理战,无疑是对军官心理素质的新考验。

  三是创新素质的新挑战。

  第一,创新素质在军官素质要素中从一般要素发展成核心要素。在知识经济和知识军事时代,创新成为民族、国家和军队发展的动力,也成为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基础和存在的方式。在新军事变革中,军官的创新素质决定着新军事变革的进度与成败,一切机制的创新、理论的创新、技术装备的创新都是以军官的创新素质为前提的。

  第二,新军事变革是一种加速度很大的变革,必须准确把握和利用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实现创新,这就要求军官具备相当强的创新意识。在新军事变革中,特别强调军官的发散思维能力、战场应变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奇正用谋能力和知识资源的结合、转化、扩散能力。创新精神是创新素质的精神表现,因此,培养军官的创新精神成为提高军官创新素质的当务之急。

  创新素质强的人,能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在平时能不断推进新军事变革向深层发展,在战时能根据信息化战争的特点,打赢信息化战争。

  四是指挥素质的新挑战。

  一是信息化战争的准备和实施越来越复杂,相对单一的指挥素质面临严峻挑战。军官的指挥素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未来信息化战争是多维一体的多军种联合作战,这对军官相对单一的指挥素质提出了挑战。

  二是信息化战争的时效性越来越强,按部就班的指挥作风受到严峻挑战。信息化战争是程式化战争与非程式化战争的统一体,双方的战争力量对比和部队的作战行动可能会在瞬间发生变化,而部队信息的网络化和行动的一体化,又不允许军官有太多考虑和请示的余地,按部就班和墨守成规的指挥作风不适应现代战场的要求。

  提高军官的指挥素质应特别强调以下三种能力:1、综合协调能力。2、实时指挥能力。3、指挥技术运用能力。由于指挥自动化手段在信息化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突出,军官的指挥技术运用能力成为提高指挥效能的“倍增倍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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